国考大潮，毁灭了谁的文学梦想

冬天在几场雪之后就来到了。

只不过与农业时代的秋收冬藏不同，对于一个活在工业化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冬天显然是一个适合逆天改命的季节。

因为伴随着冬天一起到来的，除了年终奖，还有国考。

根据新华社等一众官方媒体给出的新闻数据：

截至到报名结束的10月24日，今年国考报名总人数达2913891人，首次突破29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和戴着口罩的去年相比，报考人数猛增了43万。

这是一个考公人数增长大于人口数量增长的时代。

随着这个周末国考的临近，网上各类国考“金句”也开始漫天飞舞起来。如果你是一个有志于国考且关注这些信息的人，会惊讶于这些句子的素材来源之眼花缭乱，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从几千年前的《孟子》《中庸》《礼记》，到新华社最近一个月的文稿，“金句”的口味之丰富，不亚于KFC里卖的安格斯芝士牛堡。

但当我们的每一天都变成“疯狂星期四”的时候，我们也忍不住会想，这样一个被“金句”和国考所包裹着的时代，究竟还有多少文学的空间。

或者说，热衷于写申论的这代人，还能缔造出属于他们的文字吗？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面，胡宗宪对着才子高瀚文无奈地谆谆教诲：

“圣人的书是拿来给别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

这话如果套用一下，用来形容今天义务教学阶段的文科教育，至少是语文教育，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贴切。

语文教育，或者说本国母语的教学过程，用大白话来说只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教学生如何看，第二是教学生如何写。

前者渗透在课本编写里，很多年来都是换汤不换药。

后者则全看老师和出题人的导向。这种导向加上一定的时代背景，就塑造了下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者。

2000年前后的时候，《萌芽》杂志社有感于当时的中学生作文逐渐变得一潭死水，联合北大、复旦等名校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

从当时的本意上看，这个大赛的目的当然不在于挖掘出几个名作家，而是树立一个标杆。

那就是评委们会通过获奖作品告诉全国的年轻人们，创新的文章是有出路的：所以后来的高考作文才会出现《赤兔之死》这样的佳作。

至于参赛中出现了韩寒、郭敬明这样的作家，引领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这都是后话了，属于另一个维度的意外之喜了。

即使抛开这些人不谈，2001年，全国高考作文的考试题目大致内容是：

一个年轻人在小船上，拿着“健康”“美貌”“才学”等一堆东西，后来船不堪重负，艄公让年轻人选择一项东西丢下去，年轻人想了想，把诚信扔进了河里。

放到今天，这是一道妥妥的送命题，因为材料自带“三观不正”，年轻人把“诚信”扔了以后没有出现“后果”之类的描述，全靠考生发挥。

后来的后来，那几年站在考场上的“80后”的年轻人里，走出了江南，走出了南派三叔、走出了蔡崇达、走出了笛安和安意如，也走出了唐家三少和我吃西红柿......

而2023年，全国高考语文新课标1卷的作文题是：

“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

满分的作文网上有很多，但每一篇都看起来这么像申论。

或许连题目也像。

今年上半年，张雪峰的“新闻专业无用论”，算是捅了个马蜂窝，这个“马蜂窝”倒不见得一定是学新闻的人如何如何，而是整个文科专业几乎都在尴尬。

毕业就等于失业，自己所谓专业对口的专业好像换个人也能干，那怎么办呢。

去考个编吧。

这种思维又让人很自然想起了余华前几年的一些事。

余华这些年的公众形象水涨船高，囊括了“潦草小狗”到“段子手”的各种标签，时不时还能替好友莫言来一手签名，各种场合出来讲话自然也是叫好又叫座。

不过偶尔也有翻车的时候，前两年在一场“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商业演讲中，余华也被怼了，理由大概是“余华一个高考落榜生也配教人写作文”以及“脱离实际”。

作为能进语文课本的作家，公众对余华个人的写作水平应该是不存在怀疑，唯一的问题在于，余华在演讲中强调的“在准备考试素材，最好以自我为中心”“不要想第一句话就切题”之类的思路，实在是有些“不合时宜”。

停在作文竞赛和文章写作层次上的余华，大概无法理解，今时今日的考场作文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而当九年制义务教育或是K12毕业之后的文科生们，面对自己仅存的一点文笔优势，首先想到的当然不是文学问题，而是衣食温饱问题。

于是高考作文和国考内容被做题家们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之前所有的语文教育成为了申论最好的“学前班”。

文章似乎天生就得这么写，也只能这么写。再也不会有人看着纸条扔到水里，提笔来一篇《杯中窥人》了。

狄更斯的名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似乎这句话永不过时。

一方面，科技的发展让现代人的文字有了更多的机会被社会看到，看着公众号的一篇篇10W+和起点中文网上车载斗量的文字更新量，那个余华们被《十月》和《人民文学》不断拒稿的时代似乎真的已经过去很远了。

可是就像《三体》里质子锁住人类科技一样，我们害怕的，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国考的大潮，会是那两颗质子吗？

历史总带有一种回旋镖的属性。

清朝道光年间，龚自珍有着类似的苦恼。

这位写下“落红不是无情物”的才子，大小就是学霸类型，家里也算是学阀级别。

没成想一进考场，文章写到花团锦簇水平的龚大才子迎头挨了应试教育的毒打。

那时候清朝科举写字讲究一个“馆阁体”，必须把字写的标准方正，堪比打印机出来的一样才行。

可惜龚自珍虽然精通四书五经，偏偏练字上没有天赋，写出来的字突出一个龙飞凤舞。所以光是科举就考了六次。好不容易金榜题名，要进翰林院，结果又被以不会写“馆阁体”的理由惨遭扫地出门。

最后，在“馆阁体”时代寸步难行的龚自珍，感慨一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

这一年是1839年，距离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时过境迁，看书法和字体的时代早已经过去。

只是龚老先生要是能穿越的话，来到今天的国考考场门口瞅一眼，会不会心生感慨。

何处不是馆阁体呐。

本期作者：翟晨旭

编辑丨排版：夏夜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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