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必须感激的两位中国恩人，没有他俩，1.6万犹太人将遭屠戮

在二战爆发之前，面对德国政府公然迫害本国以及占领区的犹太人，国际社会并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干预和谴责。

1938年7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的关于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会上聚集了32个国家的政府代表，但所有与会国都拒绝接收更多的犹太难民。

一份正式谴责德国虐待犹太人的议案甚至无法在会议上得到通过。就在会议进行的同一年，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客轮圣路易斯号横跨大西洋，希望能够给乘客找到美洲大陆的避难所。

但是这艘船先后被古巴、美国和加拿大三国拒之门外，无奈之下只能折返。这无疑表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欧洲的犹太难民已然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弃儿。

圣路易斯号事件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当地的犹太人社区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要求罗斯福政府改变态度，并威胁如果政府继续冷处理犹太难民，他们将在下一年总统大选中全部投票支持在野党。

考虑到美国犹太裔公民的巨大影响力，罗斯福总统被迫软化立场，最终同意可以接收一定数量的欧洲犹太难民。这一承诺也被及时传达给了德国政府。鉴于当时德美关系尚可，希特勒的政府也无力公开拒绝美国的要求，只能暗中设法阻挠。

德国政府与苏联首脑达成协议，计划先将犹太难民从德国和奥地利递解至苏联境内，然后再转送他们从中国境内逃往美洲。

但是，斯大林政权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所有犹太难民必须持有第三国签发的入境签证，否则将禁止他们进入苏联。为此，希特勒特使里宾特洛甫与国民党政权中的伪满洲国外交官吕宜文进行沟通，请求伪满当局可以批准为犹太难民签发签证。

吕宜文将这一请求转达给了王替夫处理。王替夫于1931年进入伪满洲国外交部任职，1932年起任驻德国大使馆领事部，后升任领事和书记官。在德国期间，王替夫广泛结交纳粹政府高官，曾12次拜会希特勒，并得到德国政界的信任和赏识。

1938年，王替夫接手了为犹太难民签发入境签证的任务。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他主动联系美国在德大使馆的犹太裔联络官托马斯，要求每天提供尽可能多的护照前来领取签证。

在王替夫不懈努力之下，仅仅到当年8月底，他所签发的各类“生命签证”已经累计达到了7000余张之多。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二战在1939年全面爆发，希特勒在万湖召开的密会上做出彻底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决定。

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召见伪满外交部长，明示希望伪满当局停止向犹太难民签发入境签证。此时王替夫签发的签证数量已经数以万计，这引起了伪满洲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考虑到与德国的特殊关系，上司多次致电王替夫，严词命令他不许再单独批签任何签证。然而王替夫却置若罔闻，出于对难民的同情，他仍然每天接待托马斯送来的护照并大批量签发签证。

这使得伪满洲国外交部高层非常愤怒，最终命令王替夫停职归国接受调查处分。1940年5月，王替夫只能忍痛服从命令，乘坐火车离开驻德外交机构启程回国。

然而就在火车即将启程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坚持接待聚集在车厢外的犹太难民，为他们发放可能救命的宝贵签证。在长达近2年的时间里，王替夫为至少1.2万名欧洲犹太难民签发了前往中国避难的签证。

正是这些签证将他们从纳粹政权的铁蹄下解救出来，使他们免遭集中营的毒手。与王替夫在德国驻地进行善举相呼应，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馆的何凤山也在维也纳开展了类似的救援行动。

1938年，何凤山被派往欧洲，出任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就在何凤山到任的那一年，希特勒的德国合并了奥地利，将其纳入纳粹统治的疆域。

面对再次陷入绝境的奥地利犹太人，何凤山决定冒险为他们签发前往中国避难的签证。尽管他的上司驻德大使陈杰立场强硬，严令禁止这样做。

陈杰之所以坚决反对，主要是担心这会触怒德国政府，损害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何凤山完全明白陈杰的顾虑，但是面对奥地利犹太人即将面临的浩劫，他的良知和同情心最终占了上风。

审时度势，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听从命令，犹太难民的性命将难逃一死。于是，自1938年开始担任总领事的何凤山便开始秘密批发大量的“生命签证”，允许奥地利的犹太难民以难民身份逃亡至中国避难。

根据事后统计，短短2年时间里，何凤山至少签发了4000多张签证，拯救了相当数量奥地利犹太人的生命。与王替夫在德国遭遇的情况类似，何凤山的举动也引起了德国当局的不满。

纳粹政府以总领事馆办公用房涉及犹太人产权为借口，将其充公收缴。何凤山不得不自掏腰包，将领事馆迁移到维也纳的另一处办公场所，并继续发放签证以营救更多犹太难民。1940年5月，在任务完成后，何凤山也接到外交部的电报，被紧急调离岗位回国报到。

不得不说，我国的王替夫和何凤山将公正良知放在利益前面，不惜失去官职也要为难民们发放签证，尽可能多的让犹太难民逃离。他们的每一个签证背后都是一个个命运的反转。犹太人应该对他们的善意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