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余名官兵几经周折,最终只剩下了100多人,流落在上海街头。”
1937年10月底,淞沪前线的国民党军开始撤退,不过,蒋介石仍然要求88师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作战,希望能够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
10月26日,由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的524团1营,在谢晋元的率领下进驻四行仓库,死守国民党军在上海的最后阵地。
当时524团刚经历过一场大战,部队减员过半。在几次补充后,1营勉强凑出了420名官兵,其中很多都是湖北保安团抽调的新兵。
孤军营的战士在四行仓库英勇奋战,战斗中共有43人伤亡,受伤官兵全都送往租界医院进行治疗。
10月30日12点,在英勇抗击日军4天之后,谢晋元给各连布置好撤退任务后,清点部队人数为377人。
10月31日,剩余的377名孤军营官兵奉命撤入租界,然而在撤退过程中遭到日军射杀,又有22人伤亡。
这些受伤的士兵,被送到了租界里面的国际红十字医院、宏恩医院等接受治疗,伤愈后大多被转移到了后方。
最终,355名未受伤的孤军营官兵,包括17名军官,缴械进入租界之后,就一直被英国人羁押在一处临时难民营中。
当得知四行孤军被工部局扣留在租界后,蒋介石为了激励其他部队坚持抗战,便对孤军将士们集体进行了晋升和嘉奖。
国民政府给每名官兵一次性发放了3000元法币的慰问金,同时给予阵亡和负伤者特别抚恤。
1938年8月11日清晨,为纪念出师上海以及淞沪抗战一周年,孤军营的战士们破例升起了一面国旗。
然而,此举却引发了租界的不满,当局派出白俄匪军进入营房进行干涉。已经缴械的战士们只能赤手空拳与之搏斗,在这一过程中又有4人伤重牺牲,100多人受伤。
最终在各方压力之下,租界当局对去世的士兵每人发放1000元抚恤金,并对此事略表“遗憾”后,就草草收尾了。
这些孤军营的官兵,在营房内的生活十分艰苦,一天三顿多数是霉米饭、咸菜和青萝卜,在上海各界人士的捐赠下才算挺了过来。
但由于营养跟不上,生病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重症病人也没有药品治疗,而租界当局唯一做的,就是把他们送到巡捕医院,之后就不管不顾了。
等到1939年8月,孤军营官兵被羁押近两年之时,已经有10名士兵在巡捕医院内病死了。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鉴于孤军营官兵的声望,而屡次派人前往租界对谢晋元等官兵进行劝降,结果遭到了这些爱国官兵的严词拒绝。
然而在1941年4月24日,当孤军营官兵日常出操训练时,4名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孤军叛徒,竟然手持利刃围攻谢晋元。
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奋勇杀敌的爱国志士,最终竟死在了曾经一同奋战的战友手中。
谢晋元被刺杀后,他的遗孀凌维诚领到了国民政府发放的5万元法币抚恤金,之后她带着孩子回到了蕉岭老家生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出兵占领上海租界,此时孤军营里只剩下了330名官兵,他们全部被日本人当作战俘接收了。
这些拒绝加入汪伪政权的爱国官兵,先是被关押在新龙华游民习艺所,之后又被日军押往上海郊区挖壕沟做苦工。
但很快日本人就发现,经常有当地人前来探望孤军营的战士,还有游击队员前来联络他们。日本人担心出事,不久之后就将这些官兵转去南京老虎桥监狱,将他们分散看管。
1942年4月,330名孤军营官兵被日军分成5批,分别押送到各地服苦役。
第一批150 多人被押到南京城里给日军种菜养马,后来他们中有60多人逃了出来;
第二批50人被派到光华门给日军部队做苦工,他们乘日军一次外出调动之机,也全部逃掉了;
第三批50人被押往安徽裕溪口采煤,1943年4月他们打死日军看守,抢夺武器后集体越狱,逃到了附近的新四军驻地。
这批人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有些前往了陪都重庆,也有些人留下来加入了新四军部队。
第四批60 多人分配到杭州筑路做苦工,其中在萧山的20人杀死日军哨兵后,冲出了日军驻地逃往山区。
最终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只剩下了没有逃走的80多名孤军营官兵,继续关在集中营里。
他们之中的57人,于1942年秋被日军押上军舰,送到了南太平洋上的新不列颠岛做苦工,而留在南京的那20多名孤军营官兵,则失去了消息。
日本投降后,经历了两年多苦役生活的57名孤军营官兵,最终只剩下了36名幸存者。他们被澳大利亚军队解救出来后,经香港回到了祖国大陆。
抗战结束以后,活下来的100余名孤军官兵,来到上海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们安排工作。
谁知,国民政府对这些幸存者态度冷漠,既不给他们安排工作,也没有给予什么优待。
1946年3月,凌维诚卖掉了蕉岭乡下的所有土地,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上海。对此,当时的报纸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消息,称谢将军遗孀回沪了。
第二天,便有一些孤军营的士兵,他们看到报纸后就找上门来了。
作为谢晋元将军的遗孀,凌维诚与这些孤军营战士接触后,了解到了他们的不容易:400余名官兵几经周折,最终只剩下了100多人,而且工作生活都没有着落。
为了给他们讨回公道,凌维诚于这年6月前往南京求见蒋介石,但最终她只见到了宋美龄。虽然宋美龄亲口表示:“会安排上海市政府照顾你们”,可实际上却什么也没做。
无奈之下,凌维诚只好去上海市政府讨要说法,但各个部门之间只有扯皮,没人想要解决孤军营战士的问题。
当然了,国民政府也并非不闻不问,当局曾以官升一级为诱饵,想要动员这批孤军营官兵北上参加内战,但战士们没有一个答应。
内战全面爆发后,多数幸存的孤军营官兵因不愿参战而离开了部队,他们流落在上海街头从事苦力艰难度日。
直到上海解放陈毅出任市长,在听闻了孤军营官兵的悲惨遭遇后,才特批为这些幸存官兵安排工作,并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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