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左宗棠与曾国藩反应大不相同，谁爱国一目了然

1860年10月，北京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不安宁的气息，那是风雨欲来的先兆。

果不其然，就在18日那天，英法联军携将近3500名士兵冲进圆明园，经过一番粗鲁野蛮的抢占掠夺后，他们并未放过这座已伤痕累累的“万园之园”。

而是迅速点燃一场大火，任它在浓烟滚滚中烧了足足三天三夜。最终化为了灰烬和几座坍塌的断壁残垣。

这样残暴的恶行几乎引起了举国的痛心和震怒，可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位肱骨老臣听到火烧圆明园的事情以后，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二人分别持有怎样的态度？又为何会产生巨大的分歧呢？

万园之园，破镜难圆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48年（公元1709年），后来这座园子被赐给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时，也一并被赐予了圆明园这个名字。

圆润而明丽，这座园林不仅如它的新名字一样秀致，也承载着无数能工巧匠的才华与智慧。

而后的数百年间，历任皇帝都曾对这座园林进行修缮和拓建，使得它的规模和富丽程度在全国的建筑中首屈一指，是不可多得的建筑瑰宝。

与此同时，又因为它是一座闲人免进的皇家园林，这更让圆明园添了几分高雅和神秘，几乎也是皇家品位和权威的象征之一。可好景总是难以长久。

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清政府在列强的淫威下节节败退，原本稳定的天朝上国，被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打了个措手不及。

不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对于洋人在境内的各种无耻行径，清政府也是唯唯诺诺，无力阻拦。

1859年，英国和法国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而愈发对清政府肆无忌惮。

不仅无视了清政府提出的让舰队从天津北塘登陆的要求，甚至直接采取暴力行径用蛮力闯进大沽口，逼迫驻守大沽口的军士开炮痛击英法联军。

不仅如此，在随后的通州谈判中，英国无视领土主权问题提出了更多出格的条件和要求，清政府拒绝后，将前来谈判的39个英国人一并扣押进京，作为人质。

为了对清政府进行打击报复，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圆明园，并开始进行一系列破坏行动。

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屈服，英法联军甚至借口说清政府曾经将英国和法国的俘虏人质关押在圆明园中，对园子里的文物珠宝进行大规模的糟蹋和占有。

一位叫鲁西的英法联军成员这样写道：“两天内，我拿到了价值三千万法郎的丝绸、珠宝、瓷器、铜器和雕塑。”而被英法联军抢走的文物价值总量则更是难以估量的天文数字。

在这场无法无天又道德沦丧的狂欢以后，英法联军以一场纵火终结了圆明园过去的一切美丽辉煌。

这座曾被誉为万园之园的明珠般璀璨的园林，从此像破碎的镜子，再无重圆之日。

二位名臣截然不同的态度

毫无疑问，无论是都城的沦陷还是圆明园所遭遇的浩劫，都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作为一个满怀热血与纯粹的爱国之心的人，左宗棠得知这一切不幸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悲愤交加，甚至气到了无法成眠的地步。

这一年的左宗棠尚未成为大清的肱股之臣，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务参赞，但他的立场始终是非常鲜明的，对于洋人从未寄予任何希望。

尽管在平定太平天国的一系列行动中，左宗棠受到过英国和法国的协助，但左宗棠对他们的态度也没有服过软。

因此火烧圆明园的行径，带给左宗棠的只有无尽的愤怒、痛苦和更加强烈的报国愿望。可是另一边，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另一位人物曾国藩的心思，却不像左宗棠这样明朗直接。

在曾国藩于1862年所写的手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也就是说，洋人虽然进了京城，但并没有对宗庙祠堂等重地构成破坏，便是“有德”，仅仅是“小问题”。

这一番言论看了实在令人大呼意外，倘若连这样烧杀抢掠的罪行都只能被归结为是“可以原谅的冒犯”，那么受苦受难的百姓算什么？

在圆明园中被焚毁掠夺的藏品珍宝又算什么呢？其实，曾国藩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点也并非空穴来风。

在曾国藩眼中，大清最大的敌人并非外来者，恰恰就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

因此他本人领导的湘军也曾与太平天国一众周旋对峙良久。

英法等国除却试图帮助左宗棠以外，也曾经给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提供过援助，但曾国藩的态度远非左宗棠那般排斥，而是乐于借助洋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也正是秉持着这种安内为先的概念，使得曾国藩对于列强进军北京甚至火烧圆明园一系列事件的反应并不十分强烈，甚至显得“大度”。

后世评价的翻转

归根到底，左宗棠和曾国藩对于火烧圆明园产生不同的反应，还是由于二人秉性不同，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也有所不同。

晚年的左宗棠，面对新疆的分裂危机，不顾年迈，哪怕抬着棺木也要毅然决然地西行，做好了以身报国的准备。

在他坚决的信念和敏锐的战略布局之下，最终也克服了重重困境击败了不法之徒阿古柏，保住了新疆的河山。

反观曾国藩，百年之后的赞誉声远远超过了左宗棠，可细想他对家国的态度和人生观，无论是鼎力清剿太平天国，还是颇费心思写作《曾国藩家书》以示君，所谓的明智和淡然之下，最重要的仍旧是官位和前途。

只不过随着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史料的水落石出和分析考证，围绕曾国藩“仁义”又“爱民”的大儒形象也慢慢产生了诸多争议，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烈义举则被印入历史课本，为一代代年轻人所熟知敬重。

一个人真正的心思和态度，往往都是能够从细节中看出来的。就像从火烧圆明园这件事的态度中，便能够十分明晰地觉察出两位晚清重臣的真正心意。

尽管历史滔滔如过眼云烟，但大浪淘沙，最终能闪耀千古的一定还是那些金子般的品性与知行合一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