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王计兵、胡安焉：我们为何写作？

范雨素：文学是枚回旋镖

范雨素

这两天刷视频，看到人说，文学是一种慢性病，潜伏甚久，渐渐发作。但是，文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青春期的躁动，不治自愈。

由此，我想到我的文学观。文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许可以这么说，文学是我童年用纸叠成的回旋镖。我童年、少年时期看过的一本本文学书，如一枚枚“暗器”，在我历经沧桑、伤痕累累之后，趁我回首刹那，射中了我的眉心，在我的头上拼贴出“作家”两个字。

在上世纪8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的是文学。那时，我还是个孩童，跟在大人身边起哄，装模作样看了很多书。到了90年代，文学地位江河日下，很多人把“信仰文学”改成“信仰财富”。我也觉得生存是第一要务，要好好赚钱，衣锦还乡才是正事。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能力跟不上自己的野心。我生存能力差，只能将就养活自己。于是，在一个个疲倦的深夜，我就拼命回想少年时看过的书籍，用故事中一个个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后来，我参加了皮村文学小组。我刚参加学习时，学员不多，但张慧瑜老师并没有因为人少而放弃授课。我被慧瑜老师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陆陆续续交上了几篇作文。后来，意外地通过网络被很多读者知道。可以说，是皮村文学小组成就了我，是童年大量的阅读给了我文学的滋养。这些阅读也使我对人生的处境以及为人处世有了别样的理解。阅览过书中大千世界，心灵也慢慢随之强大起来。

每个人的认知都来源于其经历和阅读。因此，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曾经看过好多博士写的返乡笔记。作为一个劳动人民，我看这些“返乡体文学”时，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们的写作中，大多带有一种俯视和哀其不幸的笔调。比如，有的作家认为农村青年超出自己的收入，在婚礼上奢侈消费，将之归因为虚荣心作祟，学城市青年的消费观。奢侈消费固然不值得提倡，但我觉得，这些乡村青年需要的只是“被看见、被尊重”。昔日的这些留守儿童，虽然现在长大了，但心里依然充满了被忽视的哀伤、愤怒，他们要通过“被看见”来弥补童年的创伤。

我的朋友，都是和我一样的家政工。我们经常一起聊天。他们靠每天辛苦劳动赚来的钱供孩子上学。我从我的朋友身上看到的，都是和野草一样生生不息的力量。所以，我喜欢作家王占黑的小说《空响炮》。作品讲述的是下岗工人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像野草一样生长的小人物。他们都是平民英雄。他们在逆境中谋生，乐观坚强。

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在两个世界里生活。一个是小说的想象空间，是个虚拟世界。我是虚拟世界的上帝。一个是现实世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在现实世界里，我是一个窘迫之人。但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一样，虽然不光鲜、不靓丽，但都是和野草一样有生命力的人。

王计兵：记录生活里的光

王计兵

时代的现代化，催生写作的现代化、诗歌的现代化。历史从未像现在这样向我们敞开无数的大门，铺就无数条道路。生活进入了网络时代，而我们的写作是否也需要与时俱进呢？当然，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用文学、用诗歌记录现在比重写历史更重要。我们今天记录的现在，将会成为未来的历史。写作的方向是多向的，既要针砭时弊，也要歌颂美好。在当下的网络写作中，有一些思潮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因为网络的作用，现在的诗歌写作空前繁荣，各种流派纷纷涌现。

有人说，写作就要着重描写生活中的苦难，就要有批判性。歌颂型的写作，被一部分人忽略，甚至抵触。特别是包括我在内的、被称为底层写作的创作者，最容易陷入这种误区，认为诗歌在处理生活经验时，就需要侧重于批判。而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需要抛开身份，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不避讳生活沉重的一面，也不需要避讳生活积极向上的一面，该批判的批判，该歌颂的歌颂。我们不排斥苦难写作，苦难也能让人深刻。每一部表现苦难的好作品、好诗歌，都可以形成一块醒目的警示牌，不断地警醒和提示我们。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回避那些值得歌颂的人和事。他们是生活里的光。没有光的生活是可怕的。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影的一面。对于是非，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得很快，特别容易形成一股风、一种事件。在这样的网络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可能会被裹挟其中。写作者是生活中的一分子——他要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又是其中特殊的一分子——他有责任记录下这一切。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有明确的是非观，不哗众取宠，不墙倒众人推。这些说起来很容易，有时候做起来又很难，甚至需要很大的勇气。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个写作者”才值得更加珍惜。在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事物，需要批判的大大方方批判，需要歌颂的就大大方方歌颂。没必要讳疾忌医，或夸大其词。好的写作要抓住时代的脉搏、体察时代的心跳，既要独辟蹊径，又要融会贯通，让真实产生力量，也让我们的作品起到记录甚至引领的作用。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事物、人文、社会现象，空前繁复、开阔。所以，写作者也要不断开拓自己的思维、视角，更新表达的风格和方式。其实，在网络的推动下，当下诗歌创作正在形成全民化的热潮。写作者不分职业，不分学历，不分年龄，纷纷介入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和记录。这种热潮有利于提升全民的文化热情，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嘛。

胡安焉：在写作中认识自己

胡安焉

2020至2021年，我陆续写出了《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的内容；随后，我就着手进行第二本书《我比世界晚熟》的写作。2023年3月，当《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时，《我比世界晚熟》已经写完半年了。因为晚熟和家庭教育的原因，我在离开学校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个性可言，对人生、对世界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而且意识不到人还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我的心智和观念都是我真正踏入社会、并不断地遭遇各种人和事之后，才一点点地成长起来的。因此，我在写作中，就想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并进而剖析自我精神“社会化”和“去社会化”的历程。

我没有全面分析这个社会的能力，那也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不是一个公共写作者，而是一个个人写作者；我在写作中只关心我自己，但我相信只要无限地深入到个体的独特性中，必然会在更高的层面融汇于普遍性。毕竟，我不是一个特例或孤立的个体，我出生时和其他婴儿并无太大区别，同时我肯定是这个时代和社会、某些文化和观念的产物。当我追究自己是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以及我的经历和处境是如何一点点形成的时候，这一追究的过程必然会发掘出远比我锚定的目标更丰富的内容。

或许写作之于我，就像砥砺自己的精神，并非一蹴而成，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对往事进行反思和消化，并体现在语感的不断澄清和沉淀中。虽然和我本人一样，它伴随着无数的缺陷和局限，但完成这次写作，使我对自己的将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以及更多的自重和坚持。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过往不同时期的自己，以及当时的遭遇和处境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新的理解、感受和认识；甚至对于我在进行的写作本身，我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入。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反响，大概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就很受关注。为此，我接受了不少采访，也受邀录制了一些播客和视频，以及参与线下的读者分享会。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是特殊和陌生的，它们丰富了我的经验、见识和感知，也为我看清楚自己提供了更多角度。和记者、读者的交流，经常给予我启发。他们有时会从我意想不到的角度，提出一些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推动我的思考、拓展我的认知。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收获丰富，尽管这些收获并不建立在写作上，但终将体现在写作上。我对待写作的态度，这些年来，是有冲动的时候写一阵，没有冲动的时候就去做别的事情。我最初选择写作，肯定有受到逃避现实困境这个潜在动机的驱使，哪怕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但假如不是借助写作，我大概很难有机会对自己作出那么全面和深入的检视——当写作对我具有了这种意义，它就已经不再是一种被动的逃避，而是主动的“成为”——成为那个更完善的自己。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3年11月6日2版

编辑：张溯源

二审：刘 强

三审：颜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