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野上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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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写一代人，他们是知青二代。

1995年，当电视剧《孽债》在上海播出的时候，曾经创下近五成的收视率。片中的五个孩子，从遥远的西双版纳来到上海，去寻找返城而去的亲生父母。他们曾经都是下放云南的知青，在异乡度过了自己完整的青春，甚至找到了工作，牵手了爱人，可是当回城的机会落在眼前的时候，人生又一次需要做出选择。

如果说，在路遥的小说《人生》中，高加林需要在恩情与前途之间做出痛苦选择的话，那么《孽债》就像鲁迅问“娜拉走后会怎样”，把高加林“选择之后的选择”再次扔在了他眼前。

在那个大时代，人是身不由己的。

那时离开上海的知青，除了去往西南的，还有到江西、东北、新疆等地；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老三届，还有新五届、后五届；除了上海，还有那么多的省，那么多的城，那么多的人。

其实，为了返城和子女，和在下乡地爱人离别的知青毕竟只是一部分，当初的政策是要在身体上有一定的指标，才可以获得病退返城的机会，所以有一部分人为了回家，不惜一切，敷用麻黄素、升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等等。

而另一些，或者说大部分，没有意识要做到这样决绝才行，他们留在那里，十几年后，有的为了孩子的教育，通过退休、买断工龄、停薪留职等方式逐渐回去；有的就一直没有回去，一直没有。

大多数的知青，还是跟孩子在一起的。

如今年老了，依然如此。只不过他们已经在小区里，陪着孙子孙女，揉着肩膀，而把当初一口气挑着上百斤走上百里的岁月揉进了白发闲谈里了。

到如今，关于知青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已经有了很多，可是当初《孽债》里的那些孩子，那些留在下乡地，或者少年返城的知青二代的故事，似乎并没有多少艺术作品谈及，好像他和同时代的孩子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哪里没什么差别呢？

人生的烙印，一旦烙下，就是一生。

他们呼啸在原野之上。

这里和他们父辈所生长的城市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北方的平原，还是南方的沟壑，在山林茂密处，在静水流深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知青在下乡地并非只是务农，他们也做工，进县城，住楼房，毕竟哪一个时代的人，都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于是这些知青二代也会住在没有电梯的楼上，而楼边就是连绵的青纱帐。那里有夏后的玉米，秋日的蚂蚱，可以撕下玉米皮做燃料，在野地里烤来吃。

小学的门口是有牛车路过的。不止是牛车，还有大青马、黑骡子、小毛驴拉的车。车上往往堆着收割后的豆秧以及麦秸秆，甚至还挂着青色的豆虫。

然而，他们也是零余的一代人。

作为工人子弟，他们和周边农村户口的同学说不上不好，可总是两类人；作为知青子弟，他们在老师心里是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转学走的人。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少年，而他们则和身处的环境有一种隔膜感。每当过年的时候，会离开居住和学习的地方，回到那个父辈的故乡。那这里又算是什么呢？

这两个都叫做故乡，只是一个被称为“籍贯”，一个被称为“居住地”。然而，落在心里的又是哪个呢？

即便回去了，也说不清楚。

回去了城，回去了那个曾经被称为故乡的地方。

他们赫然发现，在故乡亦如他乡，同样是一个零余者。

人生很多的记忆都和经历有关，在那里没有小学、中学的经历，仅仅是寒暑假的些许日子，也就对这个城市没有清晰的记忆。

他们要让自己像一滴水，才能隐入这片海洋中，可事实却常常是他们成了一滴油，悬浮在空中。

知青二代回城以后，有很多人寄住在亲戚家里。二十多年前，房子小，大家的客厅都不过是个转身的地方，加张床就是家了。而最难的则是吃饭，一大家子人吃，吃什么？这边多一口，那边少一口的，往往只敢吃自己碗边的那点儿，就是讲个笑话，也得像林黛玉那样多了心去听。

当然，那些能接受自己的亲戚也是不容易的。左右不过是亲情，有时候嘴上不饶，手上还是会往碗里夹一块排骨。

在吵吵闹闹里长大，只是当回望着过去的他乡，似乎感觉那里才是故乡。

那些知青回城了，他们有伤痕文学。

可那些知青二代，往往被统一成1990年的《十六岁的花季》、1991年的《万岁！高三二！》，以及此后的80后叙事，丢掉了自己的故事。

人的一生，不过是从一个群走进了另一个群，当人来人往，重新汇聚的时候，一些旧日的烙印也就不那么特别了。

谁还没个故事呢？

知青二代，在岁月的流淌中，成为了按部就班的普通人，无论是回到城里的，还是留在下乡地的，最终还是融入既有的节奏与生活。当孩子大了，不会以你从哪里来区分你我，而是以更现实的标准：圈层、地位，以及财富。

于是，过去最终被割舍，以至遗忘。

知青一代早就成了老年人，还会看电视，他们有着属于自己青春的电视剧；年轻的90后，乃至00后，正在经历着他们的青春，也会有着古偶悬疑那些他们爱看的题材。可是知青二代呢？忙于生活，忙于活着，挣着钱，却成为那个省钱的；被孩子气着，却在电视剧中注定要成为认识到错误与孩子和解的威权家长。

风吹过原野，湮灭了岁月。

诗人食指有一首诗叫《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在1968年他从北京出发上山下乡的时候。对于未来，他也曾懵懵懂懂，可是当离京的火车汽笛长鸣，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也许回不去了。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的心胸

他不知道，十几年后，知青还会返城。在那个人才相对匮乏的时代，他们有着更为宽松的竞争环境和万物起飞的时代红利。在知青离开去上山下乡的时候，还没有知青二代，那一根奶奶缀扣子的针线，穿不到他们的心胸，却早已被预定了随波逐流。

甚至，直到文章写完，还找不到一个有名的知青二代，这一个原本属于一类人群的标签，早已撕下。甚至同类相遇，也看不到当年自己的影子了。

可是，万物低伏，因有风来。人生的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每一步都踏在生命里。

• 作者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戏剧影视编剧。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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