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主席严批三个重量人物，所为何事？说邓子恢“小脚女人”

作者：相忘于江湖

1955年7月，主席非常罕见地同时批评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可都是当时重量级的人物，一个是少奇同志，一个是副总理兼防长彭德怀，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主席批评这三位爱将的原因只有一个：对农业合作化不热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席一直对农业和农村工作非常重视，尤其是1953年以后，主席对农业合作社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要求农工部积极推进农村合作社的建设。

但是，邓子恢对主席的这一设想谨慎地保留意见，其他部门也不积极。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主席才单独给三位重量级人物开会，面对面提出了严厉批评。对于主席的不满和敲打，三个人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少奇同志很快完全地站在主席一边，彭总也在随后的会议上做了自我检查。

唯一没有反应的，就是被主席批评“小脚女人”的邓子恢。

【1949年10月，二野西南进军途经汉口，与四野领导合影，左起：邓政委、刘伯承、林总、邓子恢、谭政、李雪峰】

邓子恢和主席，堪称江西苏区时期的“患难之交”。

邓子恢和张鼎丞是闽西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28年3月利用“关帝福”庙会领导了龙岩县后田暴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主席、朱老总带红4军下井冈山以后，进军赣南和闽西，和邓子恢相识，并结为知己。

主席落选红4军前委书记后，心力憔悴，转移到闽西休养身体，作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主席一直不离不弃，还专门找了一个教会大夫帮主席治疗疟疾。

为了给主席补充营养，邓子恢买来鸡肉、牛肉亲自给主席炖汤喝。在他的精心照料下，主席的身体逐渐恢复。两个人都是有名的农村问题专家，所以有很多共同话题。

1929年10月的一天傍晚，主席在上杭县苏家坡村半山腰的圳背岩洞散步时，向陪同的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

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邓子恢，猛一下子被主席给问住了。

主席像师长一样谆谆善诱：领导者不应有特殊性，而是群众的传达员，但是要当好传达员也不容易，必须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上去，加以总结、分析并做出合理的决定，然后传达到群众当中去贯彻执行。

后人把主席和邓子恢圳背岩洞前的这番对话，称为“洞前对”。

苏家坡，主席曾经在此居住40多天

在随后的古田会议上，主席对“群众路线”加以提炼。

三年游击战期间，邓子恢和张鼎丞、谭震林所部坚持闽西斗争，并在1937年底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邓子恢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新四军4师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邓子恢任华中局书记兼军区政委，是野战军粟裕、谭震林的直接上级，邓子恢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经验，并推广到华中、山东、渤海等地。

华中局与山东局合并为华东局以后，邓子恢主要负责华东局的土改复查、华野后援供给工作。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几次向延安提出调邓子恢到中原局主持财经工作，邓子恢的到来，很快扭转了财力困顿的局面，他同时还兼任军区副政委。

大决战的淮海战役，邓子恢领导的后勤及支前工作为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渡江南下后，邓子恢到了林总的华中局任第三书记，兼四野（中南军区）第二政委。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在土改问题上和华南分局的叶剑英、方方产生激烈的争论，而主席选择了支持邓子恢。

正因为邓子恢在土改工作中的表现，主席很快把他调到了北京。

农民投票加入合作社

建国初期进京的地方干部中，邓子恢是较早的一位。

著名的“五马进京”，即西南局书记邓公，中南局书记邓子恢，西北局习书记，东北局书记高书记，以及华东局书记小饶。五位“千里马”各司其职，其中出任农工部部长的邓子恢的侧重点，还是自己的老本行农村工作。

1953年和1954年，主席和邓子恢经常就农村工作进行探讨。

尽管邓子恢比主席年轻4岁，但主席还是和大家一道喊他“邓老”。主席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接下来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邓老是农村问题的专家，所以我们新成立的这个农工部，就要你来做农村的“统帅”。

邓子恢不敢托大，谦称“还是主席统帅，我们来当助手”。

按照主席的指示，农村工作就是提高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工部既要发挥互助合作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的积极性。

提高积极性的途径，主席思考办好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

在这一点上，邓子恢和主席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在初级合作社的数量上，1955年邓子恢和主席产生了分歧：主席要在65万的基础上翻一番，但是邓子恢坚持不超过100万。

农村合作社组织生产劳动

不仅如此，邓子恢还倡导推广“四个自由”的建议。

所谓“四个自由”，就是指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自由。

“四个自由”是来自河南的经验，扩大农村合作社则是山西的经验。邓子恢的意思，就是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在农村合作社扩大化的路子上防急求稳，切忌起步过快。

邓子恢的建议是有调查研究的，南方农村合作社的冒进激发了不少矛盾，最突出的就是浙江。1954年春，该省合作社只有2000多个，1955年春激增到5万多个，扩大了50倍。

在合作社的盲目扩大中，出现了“一刀切”和强迫命令。造成的后果是，很多农民留粮不足，耕牛、猪、羊大量减少，出现了逃荒、要饭、卖儿卖女、老弱饿死等现象。

浙江省和邓子恢汇报以后，提出了“坚决收缩”的措施。

但是，当时和老大哥关系紧张、国内形势严峻，主席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为了提振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士气，主席批评浙江“惊慌失措”，并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同时对少奇同志、彭总和邓子恢提出了批评。

建国后的邓子恢

但是，邓子恢坚持最多办100万个合作社，决不能搞130万个。

为了论证130万个农村合作社不可行，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在一天夜里和主席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辩论。为了证明多出来的30万个合作社难以落地，邓子恢甚至罗列出很多数字来向主席作了详细说明。

几天以后，主席又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谭震林等7人，还是重申扩大农业合作化问题，但是，倔强的邓子恢还是坚持不能搞130万个，让主席非常怒火，当者众人的面批评邓子恢：邓老的思想顽固的很，得用大炮轰！

在7月底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主席批评邓子恢“像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走路”。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

随后，在10月份的大会上，主席再次对邓子恢提出类似的批评，同时表扬了一位模范县委书记。

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湖南湘潭的华书记，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所以主席对自己家乡这位“父母官”非常重视，特地邀请他参会并介绍农业合作化经验。

批评归批评，主席对邓子恢仍然信任，继续让他主持农村工作。而邓子恢也毫不介意主席的批评，工作中还向初次相识的同志介绍：我就是主席批评的那个“小脚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