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时年收入2亿日元，有100个孩子，涩泽荣一是出乎意料杰出人物

在日本被选为新版1万日元纸币头像的实业家涩泽荣一，曾多次被选为纸币头像的候选人，但都落选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历史散文家堀江宏树说:“据说涩泽落选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脸光滑容易造假币，其实不然，是他与女性关系太迷人了。”

大富豪涩泽荣一的最后一个孩子

2024年，日本纸币时隔20年再次更新设计。被选为“新1万日元纸币的脸”的是涩泽荣一。他参与了500多家创业公司，退出实业界后又投身于600多个福利、教育事业，拥有惊人的活力。

涩泽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说”，他认为“企业追求利益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赚钱的基础是道德心”。

可以说，他的地位与明治时代的一般大富豪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公司经营的妙趣在于可以独占很多金钱和权力!”这样说的岩崎弥太郎等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值得成为与1万日元纸币上的“脸面”相称的人物，但在此之前，他多次成为候选人，又多次落选。

理由是涩泽几乎不长胡须，他的脸太过光滑，人们担心以往的印刷技术很容易制造假币。

但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过华丽的女性关系。

涩泽为人所知的最后一个孩子，是在他68岁时出生的。当时的平均寿命比现在短，按照现代的年龄感觉应该是80岁左右吧。包括没有被认养的孩子在内，据说有100个左右的孩子。

很多人都说涩泽的特色是不把自己事业的继承人限定在自己的家人身上，但其中也有因为某些原因无法认识的孩子。

在青渊生前出版的官方传记《青渊回忆录》中，他还堂而皇之地记录了非嫡出儿子的名字。涩泽对孩子们一视同仁，对社会也很坦然，他拥有破格的器量。

87岁也能年收入2亿日元

随着年龄的增长，涩泽的年收入也越来越高。涩泽原本是出生于武藏国血洗岛村(现在的埼玉县深谷市)的富农出身，因其高超的沟通能力和经营能力而被一桥家看中。然后“转职”成为武士，在京都工作的时候开始财运也打开了。

当初，是最低等级的“奥口番”的工作，年收入是“4石养活2人”(约7石)。以1石=1两=10万日元的江户末期劳动工资率计算，年收入70万日元。

虽然数字很严峻，但除此之外，为了在物价高的京都生活下去，每月还能领到“四两一分”(约40万日元)的滞留津贴。

作为一名武士，虽然算不上高薪，但也确实能赚到不少钱。那是1864年的事。

开始工作2个月后，已经从“内口番”晋升为“御徒士”，基本工资是“8石养活2人”(约11石= 110万日元)，留在京都每月补贴增加到“6两”(=60万日元)。基本工资依然很低，只能靠京都逗留津贴维持生计。

涩泽不断地出人头地，待遇也在一步步地上升。涩泽陪同德川庆喜的弟弟昭武前往巴黎留学，回国后几经波折在明治政府就职。

1869年作为大藏省税务长官开始工作的时候，月薪是133日元。当时的1日元相当于现代货币价值的4000日元，月薪53万多日元。即使不考虑奖金，年收入也有640万日元左右。

1873年，涩泽早早辞去了大藏省的工作，开始了民间经济人、实业家的活动。1887年，他成功创办了数百家企业，所得为9万7316日元。换算成现代的价值大约是3亿8900万日元。从收入中减去各种经费得到的数字称为收入，所以实际上赚得更多。

1927年，他87岁时的收入仍然是35万6000日元。昭和初期的1日元=现代的636日元的话，大约是2.2亿日元(也有当时1日元=2000日元的说法，如果采用这种说法的话就是7亿日元以上)。

可以说，这是他不分昼夜、一辈子都在工作的人生创造出的巨额价值。

被福泽谕吉所救的北里柴三郎

2024年开始更新的新版1000日元纸币上的肖像从医学研究者野口英世变成了大幅提高日本医疗水平、设立了北里研究所等机构的医生北里柴三郎。

于是，新版5000日元纸币从文学家极口一叶变成了为实现女子高等教育倾注心血的津田梅子的肖像。

两人都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创造了伟业，但从他们的经历和赚钱方式中，却能看到耐人寻味的一面。

1883年，北里柴三郎从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就职于内务省卫生局(厚生劳动省的前身)。那时的月薪是70日元。

当时的1日元=现代的1万日元，月薪70万日元，另外还有奖金等。虽然看起来很高薪，但作为当时的精英医生，这已经是“低于市价”的了。

明治中期的日本，特别是地方，接受最先进西方医学教育的医生非常缺乏。即使是刚毕业的学生，只要去地方，就能成为月薪200日元(相当于现代的200万日元)的医院院长。

但是，比起高收入，热心研究的北里柴三郎更重视在设备更好的东京卫生局继续霍乱的研究。

后来北里柴三郎去德国留学医学，受到了细菌学权威科赫博士的熏陶。北里柴三郎在破伤风疗法的开发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回国后回到卫生局工作，但遭到嫉妒北里柴三郎的前辈和同事们的冷遇。

回国后被搁置了半年之久，好不容易下达的任免令上，他的月薪只涨了10日元，只有80日元(那是在同一代的后藤新平就任卫生局长，月薪200多日元的时期)。

这时伸出援手的，是因《学问之始》的成功而成为大富豪的福泽谕吉。他在遇到北里柴三郎之前，曾试图在庆应义塾大学创立医学部，但以失败告终。因此，他立刻理解了北里柴三郎所做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提供援助。

福泽在工作期间无偿指导学生，后来北里成为所长的“传染病研究所”是一栋30坪左右的建筑，旁边是北里可以居住的40坪左右的住宅。研究所使用的医疗专门器械，据说是由福泽介绍的企业家森村市左卫门捐赠的。

研究经费由“大日本私立卫生会”以业务外包给北里的名义，每年支付3600日元。

相当于现代的3600万日元，作为医学研究费来说可能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但是北里把一部分研究经费作为自己的工资生活。

“传染病研究所”和北里开创的医疗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30万日元(=30亿日元)的利润。福泽派来的庆应义塾出身的田端重晟，作为研究所的经理支持了北里的活动。北里用这30万日元建立了新的“北里研究所”。

北里一直忘不了福泽的恩情。1916年，北里就任大日本医师会(后来的日本医师会)会长，利用职务之余在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任教。无偿指导学生的逸事很有名。

1917年以后成为贵族院议员的一员，当时的议员工资是月薪2000日元。当时1日元=1000日元的话，月薪就是200万日元。1924年从天皇那里获得男爵之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到了晚年的1927年，他的收入是6万3000日元。据说是现代的1亿2600万日元。虽然年轻时也吃过不少苦，但后来的北里在经济上过着相当富足的人生。

放弃年收入800万日元，选择女子教育的津田梅子

那么，津田梅子怎么样呢?1871年，年仅7岁的津田前往美国，在当地的私立女子大学布林默大学以“拉丁语、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法语”的“出众成绩”毕业。1882年回到日本。

在美国女性中长大的津田，对日本女性难掩失望之情。她们不分出身阶级，只把自己当作男性的从属物，对此毫无疑问，这让她感到了很大的问题。

于是，津田立志要在日本培养出自立的女性，让近代女子教育扎根。

当时的日本有一种文化，即任何新事物都要从“上流”开始。津田的工作单位是皇族、贵族等上流社会的女学生学习的“贵族女子学校”，她以年收入500日元(=500万日元)的年薪成为英语教师。(顺便一提，明治时代，一般小学教师第一年的年收入是200日元=现代的200万日元不到)。

1899年以后，津田的年收入升至800日元(=800万日元)，还兼任其他女校的教授职务。

但是，在认为“嫁给良家老爷就是一切”的大小姐们身上，津田感受不到强烈的学习欲望，虽然受到了厚待，却过着不满足的教师生活。

我想为真正有学习欲望的女性建立高等教育机构……为了实现多年的梦想，津田辞去了贵族女子学校的职务，于1900年设立了“女子英学塾”(后来的津田义塾大学)。

虽然是年收入减半的“无私奉公型”，但周围都是富裕阶层

学生需要支付的学费是一个月2日元，住宿费是一年2日元50钱，伙食费是每月6日元左右。一个月8日元多的学费，给人的印象是相当适合上流社会的。

在现代日本，家庭全体的教育费控制在总收入的5~10%好象被认为是“理想”。但是，从这个水平来看，要让女儿上女子英学塾，即使父亲是国会议员，学费也是非常昂贵的。

根据1889年的记录，日本国会议员的月俸是67日元。1897年代女子英学塾开校时，大学毕业的精英男性的初薪是银行职员35日元，高级公务员50日元。招不到学生，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

津田作为英语教师在女子英学塾工作，但不从学校领工资，业余时间给大富豪岩崎家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勉强维持学校的经营。

1903年，女子英学塾获得了专门学校的许可，津田开始接受学校提供的津贴。但据说当时她的年收入只有300日元(=300万日元)，还不到“贵族女子学校”时期的一半。

像这样，津田属于“克己奉公型”，她的家人、亲戚中有很多富裕的人。晚年的津田生病的时候，为她“疗养用”建造了一座新宅邸，土地、建筑物费合计1万5600日元(约1亿5600万日元)。

而且，地点还是以高级住宅区闻名的品川御殿山。她们在镰仓等地也有别墅。

津田身边都是富有的人，即使她本人的收入相对有限，或许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