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被围，人相食，晋愍帝投降，西晋彻底灭亡-细品《资治通鉴》之永嘉南渡

公元316年6月，汉赵匈奴进攻北地，之后围困长安，长安城粮食短缺，人相食。最终晋愍帝司马邺开城门向刘曜投降。

晋愍帝的投降，标志着西晋在北方的政权再一次被剿灭，也标志着西晋的落幕。

而在汉赵匈奴和西晋的最后对垒中，我们也看到西晋有的人面对汉赵匈奴的拉拢毫不动心，慷慨就义，也看到了有些位高权重之人却以个人利益为重，来跟汉赵匈奴以卖国为砝码讲投降的条件。

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西晋的灭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各个权贵的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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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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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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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谈到西晋的灭亡，其实从洛阳城破，晋怀帝被俘时，西晋实际上就已经灭亡了。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虽然被推选为皇帝，但各地的太守，刺史早就不听晋愍帝的，北方的王浚，南方的司马睿都是谋求在乱世中自立，所以连皇帝的应招都不予答复的，反而在拼命的吞并西晋其他区域的地盘，遇到不愿意听命的太守和刺史也是一打了之。

所以才说从洛阳失守，司马越身故后，西晋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而司马邺在长安不过是委身于西部的军阀罢了。

所以我们看到公元316年，汉赵匈奴刘曜再次带兵攻打北地，麹允带了三万步骑前去结尾，但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西晋的兵卒的士气已经十分低落了，这三万人按人数来讲并不弱与匈奴人，但还没交手就被刘曜的谣言所瓦解，三万人的军队瞬间灰飞烟灭。

所以决定战争的因素绝不是人数多少，装备是否精良，更重要的是士气，就是官兵是否有同仇敌忾的决心，如果没有这种决心，人数再多也是乌合之众。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场战役背后其实不是这三万士卒的问题，核心还是作为将领的麹允本身，对己方是否有能力击败刘曜是充满疑问的，所以在听到北地陷落时，首先自身就发生了动摇，最终导致整个军队不战而败。而这三万人的步骑兵实际上已经是西晋朝堂能掌控的最后的力量了。而在《资治通鉴》中，也反思了麹允的管理风格，麹允性情仁慈宽厚，没有威严也不果断，喜欢拿爵位去取悦于人，所以一些高官得到一些好处表面上拥护麹允，但从来没有想到给士兵任何恩惠好处，所以麹允带的军队的问题就在于上下离心离德，最终遇到情况不好，士兵就一哄而散，谁会为当官的卖命呢？

所以从这点也看出，麹允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并不适合带兵，我们俗语说慈不掌兵义不掌财背后其实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所以司马邺在投降的时候才说是：误我事者，麹、索二公也！

北地失守，长安就完全暴露在了汉赵匈奴大军前。

这时长安是十分危急的，按道理是各地的太守刺史应该不惜一切来救长安才对。但是我们看到当时司马模的儿子司马保作为右丞相、大都督、侍中，手握整个西北兵权的实权人物，虽然派遣胡崧带兵去援救，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整合所有的军事力量，虽然在灵台一战打败了刘曜，但面对刘曜围困长安在霸上止步不前。是眼睁睁的看着长安成为人间地狱，而在北地陷落的时候晋愍帝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向西投靠司马保，但是当时索綝担心晋愍帝被司马保所控制而成为傀儡，所以没有同意。最终晋愍帝落于匈奴之手。

而司马保的表现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虽然早就名义上控制了晋愍帝，但早就不甘心只做右丞相，大都督，而是想称帝，所以才面对长安的围困而无动于衷。而索綝不同意晋愍帝投靠司马保其实也不是晋愍帝的本意，因为晋愍帝本身早就是傀儡了，而是晋愍帝被司马保控制后，索綝的权力就没有了。

所以西晋在最后的关头，仍然没有形成一种国家的整体认同，各方势力仍然是在争权夺利，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的沦落，而最后国家沦落到异族手里，这些势力哪些人有好的下场呢？

而当时最难的还是百姓，长安被围，城内断粮，米比黄金还贵，最终老百姓只能人吃人，长安城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情况，晋愍帝司马邺决定向刘曜投降，但在其中又发生了一段插曲，就是索綝拦住了去送降书的侍中宗敞，而是派自己的儿子去跟刘曜谈判，告诉刘曜如果同意封索綝为仪同、万户郡公，索綝就安排晋愍帝投降，否则将抵抗到底。而刘曜早就看出来长安城的情况，所以对索綝这种行为非常鄙视，杀掉了索綝的儿子。传话给索綝：“帝王之师以义行军，我统领军队十五年来，没有试过以假消息和诡计击败对手，而会用军事力量完全压倒对方。现在索綝托人所说的是天下首恶，我就为你们杀了传话人。若觉得粮食未尽，就勉强守着吧；但若缺粮而兵力薄弱，那就早早顺应天命吧。我怕我威严一振，玉石俱摧。”

最终晋愍帝还是率长安城中的百官投降了刘曜，刘曜将晋愍帝和官员押送到了汉赵首都平阳。而在平阳，麹允自杀殉国，被汉赵匈奴追赠为车骑将军，谥号为节愍侯。而卖国的索綝因为对国家的不忠而在街头处死。

从西晋长安的陷落来看，一个人不是出卖了国家就能得到对手的尊重，而大概率是出卖自己国家的人是得不到任何人尊重的，反而会遭到哪怕是敌人的鄙视，因为今天你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明天谁能担保不会再为了利益出卖刚刚投靠的人呢？

而对于为国家尽忠的麹允，却得到了对手的敬重，一个对国家忠于职守的人，愿意为国敬忠的人，其本身就是道德高尚的人，而树立这样的典型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的部下看，只要恪守忠，不管忠于任何一方，都能得到敌对双方的尊重。

所以说为什么不管是古代在政坛上，还是现在在企业中，对忠都是推崇的，原因也在此，不管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罢，一个人只要拿了俸禄，实际上就是效忠这个组织，忠要比能力更重要，企业的人都忠诚才会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一个人如果能力再大，如果不忠，其能力越大，对企业和国家的破坏力也就越大，这也是一个组织所不能承受的。

所以忠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封建社会的符号，而是人作为组织一份子对于人的基本要求。所以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儒家的忠实际上是普世的道德观。

当然儒家的忠并不等于愚忠，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上级以礼待下属，下属才用忠反馈上级，所以忠本身也是有条件相对的，如果上级不能以礼待下属，下属也就可以不用忠来反馈上级，这就是相互的，有条件的。

这个道理在后面干宝的反思中实际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干宝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我们都听说过他编写的《搜神记》，这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同时干宝也是国史《晋纪》的撰写者，所以干宝在写到西晋覆灭的时候才反思了西晋为什么会灭亡。

在干宝的反思中，就提到了西晋的风气实际上是崇尚老庄，而蔑视儒教和礼法，比如当时流行的清谈以及竹林七贤这样的反社会礼法行为艺术实际都是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而这种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冲击导致严重破坏了几千年的礼法制度，导致社会上整体追求名利，追求个人享受和短期利益，缺乏对人性的约束才让人性的底线越来越低，我们所熟知的斗富，杀妾等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而这种礼教的松弛才导致人们看重利益更甚于看重道德操守，所以最终我们看到这个时期才有兄弟残杀，人食人的现象。人一旦没有了道德约束，其实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很多动物还要残忍，这就是西晋的另一面。而也就是这种人性的沦丧，才导致八王之乱，导致百姓甚至成为四脚羊被摆上餐桌。

所以人不能仅仅靠利益去驱动，人一旦只看重利益，这个世界也就异常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