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筑城运动，从“军七民三”到“官三民七”，在广东轰轰烈烈

在古装电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大军攻城的镜头。进攻方开动云梯、投石车，浩浩荡荡地对高大的城墙进行攻坚，前面的士兵被巨石冷箭命中，后面的人又踩着尸体往前进。

而防守方呢，则是居高临下、以逸待劳，依托城墙的庇护进行防御作战，令敌人头疼不已。

可见，一座坚不可摧的金城汤池，对于冷兵器时代的统治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中国古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城墙的？所有的城市周围都筑有高大的城墙吗？

一、明代广东掀起筑城运动的原因：中央集权、加固海防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城市都是有城墙环绕的，那些没有城郭的只能算是聚居地，并不能称作为一个标准的城市。

中国的传统城市历史悠久，早在夏朝人们就养成了筑城的习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乱不断，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城市建设更是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从那以后，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几乎所有的城池四周均被城墙环绕，以保护城中的军民百姓。

不过从地理角度来说，由于古代的帝气龙脉旺于北方，国家都城也大都建在长江以北，所以北方城市的城墙制度相对完善。

反观南方的很多地区，虽然也早早地设立了地方政府，但由于深居内陆、远离战争，没有防御的必要，所以除了少数重要的大型城市以外，大多数城市是没有城墙的。

到了元末明初，这一局面发生了巨变。南方城市纷纷筑起高墙，掀起了一波中国建筑史上的高潮。

以广东为例，有明一代，筑城率从原本的不足四成，发展到惊人的100%。到了明朝末期，广东行省几乎所有的城市，全部拥有了自己的城池防御体系。

从秦汉时期开始，广东一带就已经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疆域，也曾在当地设郡、府、州、县。

但由于地处南疆、山遥路远，且人口构成以少数民族居多，所以在户籍编纂工作上困难重重，直到洪武元年底才正式纳入国家版图。洪武二年，朱元璋划定了广东行省，并在当地建立起卫所制度，正式确立了明代的广东省疆域。

明朝在广东省大兴土木、广修城墙，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加强对广东地方的掌控，二则是防备东南地区的倭寇、海寇，维护海防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军队卫所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一系列防御性城池的修建，都是由军队卫所主导，地方政府协同配合。在经费、用料和人力这三大块的分配上，采取“军七民三”的合作方式。

到了明朝中后期，广东行省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原政权，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日渐繁荣，卫所存在的必要性越来越低，城池修筑的主导权也慢慢移交到地方政府和乡绅民众手中。往日的“军七民三”逐渐发展为“军三民七”。

老百姓切身体会到了修建城墙对于安居乐业的重要性，故而积极反馈国家，出钱、出人、出物、出力，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明代广东筑城运动。

截至元代末期，广东省境内的大多数城市还是没有城墙的，筑城率仅为38.6％。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数字在明朝初年就提高到66%。

对于余下的小部分城池，明朝政府提出“悉令筑之”，筑城率一路飙升，至明朝后期达到了惊人的100%。放眼全球古今中外，都不啻为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二、筑城运动的负担比例：从“军七民三”到“官三民七”

明朝初年，广东刚刚加入国家版图，不论是内陆的强盗窃贼，还是沿海一带的倭夷海寇，都是中央政府亟待解决的巨大威胁。

而在广东各地建立的军事卫所，则很好的扮演了南天一柱的角色，在陆防、海防事业的加固上起到重要作用。

以防御为首要宗旨的城池营建，大都由卫所长官直接负责、指挥，营建过程中必需的经费、工料和劳力，也由卫所的军士们占据主导地位。比如洪武11年底，永嘉侯朱亮祖就曾征兵3万，将广东城池拓宽了百余丈。

明朝后期，老百姓的日子逐渐好过了起来。许多民户纷纷选择用纳银替代徭役，这一趋势甚至弥漫到了军中。

许多士兵为了免服杂役，会掏出一部分饷银提供给卫所购买砖料使用，这笔钱叫做“窑匠银”。

即便如此，筑城运动对于广大士兵造成的负担还是太重。南海卫所大幅削减了士兵缴纳“窑匠银”的数额，规定每人每月只需缴纳三钱，一年下来才不过三两六钱。

但日子久了，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还是暴露出它的弊端，有钱的人根本不在乎这点小钱，但是对贫困家庭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后来惠州知府李玘为了公平起见，在州内实行均征法，各级军士及民众可自发选择纳银或服役。后来，他又进行了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改革，大大减轻了军士的负担。

由此可见，到了明代后期，修筑城池已经不再是卫所官军一方的任务，普通老百姓也纷纷加入到筑城运动的行列中来，呈现出居民合作、府县分修的热闹场面，人力、物力的负担比例也发生了逆转性的改变。

比如正德年间，龙川县知县傅鼎就曾经和“千元户”吴德润达成协议，以“军三民七”的比例，分别修筑月城城墙以及四座城门。自西由南而东归朝廷卫所负责，自北而西归地方负责。

又如万历二十年，成乡县城的城墙修筑，由知县王资卿捐款，派“千元户”范思仁监督动工。在明代后期的城池修筑当中，虽然地方政府仍然占据指挥上的主导权，但实际施工时，大都由乡绅为代表的各府州县具体负责。

三、筑城经费的来源：官钞、赃款、筹款

明朝地方政府大都规模小、官吏少，而且钱粮、税收大部分都要上交中央，存留在地方的经费少得可怜，以至于像修筑城池这样的公共工程，都时常没有固定的预算。

顾炎武曾经在他的《日知录》中针砭时弊，批判这一制度使“吏与民交困”，造成效率低下、百事皆废。

《大明会典》也规定，地方官员如果要支取经费，必须先报请朝廷核查奏准。大大小小的城池修筑工程，不论是器物民夫，还是钱粮散聚，也全部都要奏闻中央，然后施行。那么，这些修筑城墙的经费都来自哪些地方呢？

（一）官钞

明仁宗尤其注重对城池的修建和维护。即位之初他就颁布诏令，称设立城池可以抵御暴乱、保卫人民，如果遇到城墙坍塌损坏，需要修理经费，有关部门必须支给官钞。

如果有人徇私舞弊、坐视不管的话，一律按照当官不作为明察严办。

有了这道谕旨之后，此后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卫所，在筹措修筑经费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请朝廷拨款。

比如天顺八年的开建县城项目，砖石用料等经费耗用甚巨，广东地方政府先拨了400两白银，肇庆府知府也拨了270两，最后都尉史韩雍又拨了500两。

又如隆庆六年，乐会县城的城墙民舍被海寇李茂焚毁大部，上报朝廷后，获准征发12000名壮丁，并得伙食费900两、原材料费1500余两。

（二）赃款、罚款、赎金

明朝筑城运动中，修筑经费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缴获的赃罚赎金。赃款，就是从罪犯那里没收的金钱财物；罚款来自惩戒罪犯时缴纳的钱款或粮食；赎金则是为了抵偿罪犯的刑罚，其家人、亲属缴纳的款项。

《大明会典》规定，明朝社会的军民各色人等，不论犯了大罪小罪，即将面临笞刑、杖刑、坐牢、流放，甚或是杀头的罪，都可以通过上缴钱粮或砖石等建筑用料来赎罪。

这类司法案件，除了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州县地方政府内审理，由此得来的赃罚赎金也就存于地方政府内部。

修筑城墙时直接拿出来支用。可以说是就地取材了。比如崇祯六年修筑连平州城的时候，有罪在身的富豪乡绅熊文灿捐俸2000两，陆公捐500两，钱公捐1000两。

仅靠这三个人缴纳的赎金，就差不多足够支付建筑经费了。最终没有拿公家一株钱，也没有给老百姓增添任何负担。

（三）公家筹款

每到灾荒之年，百姓生活困顿，府上也是财力拮据、入不敷出，凑不齐修筑城墙的经费。一些地方官就会另想办法，面向社会大众筹集善款。

比如成化五年，邵州知府王宾主持修建西河河堤时，就大力倡导府民捐款，甚至提出一些犯了欺隐田粮罪的人，如果愿意出钱出力，就能够得到豁免。

此令一出，许多犯罪者争先恐后捐款捐物。不到一周的时间，官府就筹得了白银两千余两。

又如嘉靖十三年，钦州地方政府另寻门道，将长春门外的30间铺房对外出租，每年所得的租金作为修城之用。

要说最有创意的筹款办法，还要数嘉靖年间的御史大夫萧端蒙。当年拓建潮阳县城城墙的时候，他曾在城墙上张贴檄文，对老百姓说，眼下海寇猖獗、盗贼频频，全城官民百姓都不得安生。

为了人民的安危着想，所有人都必须为城墙修筑出资，平摊到每一户上，按家中所有地产的亩数计算。城内之人每亩地交数百金，城外居民也要交数两白银。

老百姓无不心服口服、毫无怨言。城墙建成之后，整个潮阳县变成了一座金城汤池，阖城百姓重归太平安宁的生活。

结语：

明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修筑城池的一个高峰期。广东军民齐心协力的筑城运动，在广东行省境内建起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防御网络，成为维系地方社会秩序、促进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