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告状30年后

摘要：9月5日记者来到谌孟珍家，看到活动范围仅限于一张床的赵文龙，才真正意识到她的坚持意味着什么。

“谌孟珍是非常有个性的人，我当时希望她打赢官司后离开，因为一旦留下，肯定要受穷受苦，但从她这30年的坚守来看，她的确是爱上了这个男人。”在距离上海市中心一个半小时车程的金山区一家养老院内，88岁的王文黎如是说。

1993年，26岁的湖南女孩谌孟珍抱着襁褓中的女儿毛毛到上海找前男友赵文龙认亲，从小因小儿麻痹症而腿脚残疾的赵文龙却不肯认女儿。不得已，谌孟珍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亲子鉴定显示，赵文龙是毛毛的亲生父亲，得知结果的他一改先前的冷漠态度，请求谌孟珍原谅并和她组成家庭。

这段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曲折故事，因为纪录片《毛毛告状》被许多上海市民所知，王文黎正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在过去30年中，她和毛毛一家一直保持着联系，并曾多次在看病的医院、黄浦江轮渡等场合被人认出、被人追问：你是不是《毛毛告状》的导演？毛毛一家怎么样了？

毛毛一家怎么样了？在30年后的这个夏天，记者找到了王文黎和谌孟珍，听她们讲述这段往事后续的发展——

谌孟珍的婚后生活，确实如王文黎当初所说，“吃了很多苦”，但她也很有“成就”——赵文龙因病需有人24小时陪伴左右，谌孟珍成天守着他，只有在长护险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时才能抽身出门打会儿零工补贴家用；毛毛高三时得到好心人帮助，申请去了美国读书，研究生毕业后已在美国定居。

成就

在王文黎的心里，自己和毛毛一家早已不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而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自从1993年《毛毛告状》拍摄播出后，她和这一家保持了长久的联系。每年春节，毛毛一家都会到她家去拜年。这个小家庭的重要事项，王文黎也不曾缺席。

婚后的赵文龙非常疼爱妻女，主动把自己的收入全额上交给谌孟珍，也承担起很多照料毛毛的职责。毛毛大一些后，父女俩还会联合向王文黎“告状”，历数谌孟珍在家中态度严厉。原来在毛毛家，一直是“慈父严母”的搭配。

王文黎一直知道谌孟珍的生活不易。并未读过几年书的谌孟珍，在婚后很多年里，凭着一份份辛劳的体力工作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她做过毛毛托儿所的看护阿姨，当过快餐店的洗碗工、超市的营业员、家政钟点工等。“毛毛读书要钱，毛毛爸看病要钱，她的日程总是排得非常满。”

5年前，王文黎和老伴搬至上海金山区的一家养老院生活，临行前她特意嘱咐谌孟珍：金山路远，交通不方便，以后不用特意去看望，有空通通电话就好。2021年的冬天，王文黎打电话给谌孟珍：“你一年到头很辛苦，春节要不要到养老院来休息几天？”她这才得知，赵文龙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刻也离不了人。

王文黎听后沉默了许久，她忍不住在电话这头叹息：毛毛长大了，本以为你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想到赵文龙又这样了，你真是命苦啊！没想到，电话那头却是谌孟珍爽朗的声音：王老师，你不觉得我也很有成就吗？毛毛长大了，可以自食其力了，我也最终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为了上海户口，迟早会离开”。

此时，王文黎意识到，旁人不经意的评论，虽然隔了近30年，却始终刻在谌孟珍的心里。

勇敢

王文黎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谌孟珍时，同去拍摄纪录片的一位男同事就感叹：“一个湖南乡下的女孩子，敢抱着私生女闯大上海，真不简单啊！”

镜头前的谌孟珍，身材瘦小，头发蓬乱，抱着孩子都显费劲，但语言表达却清晰明了，眼神里没有一丁点犹豫。在跟访的过程中，王文黎曾不止一次问自己：如果你是毛毛妈，敢不敢走这样一条路？

其实，1992年4月谌孟珍怀孕后，赵文龙就认为孩子不是他的。两人为此吵了很久，还曾到医院准备流产，但走到医院门口，谌孟珍又一次追问：承不承认孩子是你的？见赵文龙沉默不答，谌孟珍便改了主意，决定把孩子生下来自证清白。于是，当孩子在肚子里6个月大时，她独自回到湖南老家。在那个年代，家人的不理解和邻人异样的眼光都在所难免，但她坚持把孩子生了下来。

3个月后，谌孟珍带着孩子到上海找赵文龙认亲，面对赵文龙的各种避而不见，她开始了“毛毛告状”的历程。巧的是这条新闻线索辗转传到了王文黎那里，彼时她正在筹划拍一部有关民工潮的纪录片。

纪录片《毛毛告状》最为扣人心弦的部分，是判决当天的实录：1993年7月12日，谌孟珍一手撑伞，一手抱着毛毛，走向烈日下的法庭，赵文龙慢慢跟着。就座后，他右臂挎着椅背坐下，谌孟珍则淡定地坐在长凳另一端。审判员宣判毛毛为赵文龙亲生时，赵文龙一开始面无表情，被喊了两次，他才回过神来：“这个鉴定具有法律责任的吗？”在判决书上签字时，谌孟珍笑出了酒窝：“（总算）还了我清白。”

时隔多年，这些细节定格在王文黎的脑海里，她感叹最多的是他们的勇敢。“谌孟珍当然是勇敢的，判决前后反差极大的赵文龙也是勇敢的。”在王文黎看来，赵文龙之所以一开始对母女俩表现出抗拒，理直气壮地说出很多伤人的话，是因为他不相信那是自己的孩子。面对如此冷漠的赵文龙，王文黎却从没试图简单说教，只是真心实意地对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做啊？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真是不忍心。”虽然赵文龙当时并未改口，但等鉴定结果出来后，他给谌孟珍写了封忏悔信，托王文黎转交。

王文黎曾希望谌孟珍在赢得官司之后就离开，因为嫁给赵文龙是一眼可以望见的苦。但谌孟珍选择了原谅，并答应了他结婚的请求。

不舍

在王文黎看来，谌孟珍嫁给赵文龙，给赵文龙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希望，但赵文龙的父母一直不能接受。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许多年，也终究没能焐热老夫妻俩的心，赵父把“浮上门的木头是不能捡的”当至理名言，在共用的厨房间，他还会把谌孟珍洗好的锅丢在地上。

王文黎清楚地记得，大概在他们结婚3年后，曾接到谌孟珍的哭诉电话，她说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想回湖南。但事实上，她根本割舍不下，“毛毛怎么办，赵文龙怎么办”，她已丢不下这个家。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家越发丢不下了。从2001年起，赵文龙的身体就已经出现了问题，高血压、糖尿病，后来又做了甲状腺手术、前列腺手术，继而被诊断出狂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去年经历新冠疫情后，虽然人救了回来，但大小便也没意识了。赵文龙身体一有不舒服就会大喊大叫，花钱请的护工也表示干不下去。对于家人而言，唯一的解脱是把病人送去精神卫生中心，但谌孟珍舍不得。

现在的赵文龙，和婴幼儿一样需要照顾。在过去数日，因为谌孟珍不希望记者上门，我们之间断断续续通了四五个小时的电话，几乎每次都会因为赵文龙有新的需求而中止。她向记者念叨：赵文龙头脑清醒的那些年，总能关注到她的内心需求。比如，知道她想回老家看父母，但又放不下上海家里的事，赵文龙会自己偷偷去火车站把车票买好，然后通知谌孟珍赶紧回家收拾东西出发。他也不止一次和谌孟珍说过：好像这个世界上谁都会不要我，只有你不会。

前路

在谌孟珍的口中，这30年过得很快，“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也不后悔。如果人生再来一次，应该也是一样”。

记者和王文黎都好奇：究竟是什么支撑起谌孟珍30年的坚持？

“是不是王老师一开始也以为我另有所图？”

“不不”，记者赶紧解释，“王老师很肯定地告诉我，你的坚持中必定包含了爱情，只是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你。”

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说话语速偏快的谌孟珍深吸了一口气，放慢了语速：“我是一个有主见的人，我和赵文龙能走到一起，不是因为王老师，也和电视台那档节目没关系。我不是傻，更不是为户口考虑，我就是和他有缘分，我第一次看到他就觉得他文质彬彬的，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谌孟珍说，这些话她憋了30年，和谁也没说过。“我到上海之前，结局就在我心里了，他这个人的个性我最了解，他一开始的挣扎闪躲、无理取闹，我也都料想到了。”谌孟珍坦言，正因此，虽然自己当时带着孩子，生活境况窘迫，但内心一直很平静。

“这么多年我没说，是因为我怕大家不能理解。”她至今记得，2000年年底落户那天，残联的工作人员提醒赵文龙：户口一上来，她就要跑了。这些点滴在30年间默默影响着谌孟珍，如今的她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害怕被关注、被谈论、被误解。她不止一次地告诉记者，最近自媒体上的转载她也看了很多，但她只想安静地生活，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当年一些人对谌孟珍的非议，她记得很清楚，她不走，也是要证明给他人看。这是优点，也是缺陷，因为有些话其实没必要当真。”王文黎说。

如今，谌孟珍并不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她不希望毛毛受他们的任何牵累。

毛毛研究生毕业后在美国定居了。2023年的春节，她曾回国陪父母好几个月，还去金山看望了王文黎。如今的她，已经可以在经济上给家里提供一些帮助，但谌孟珍不愿意女儿掺和进来。这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朴素情感，她固执地认为，毛毛结婚买房，作为父母不能给予资助，至少也不能再去增加她的负担。

由于医生多次提醒谌孟珍不能过于劳累，她最近考虑等赵文龙中医调养一阵后，准备带他一起回湖南乡下养老，这样上海的房子能出租，用房租来贴补日常开支。

9月5日，记者来到谌孟珍家。虽然她在此前3周断断续续的通话中讲了许多，但真正见面时，看到活动范围仅限于一张床的赵文龙，才真正意识到她的坚持意味着什么。

上午9时，记者按响门铃时，谌孟珍正在阳台晾晒当天的衣物，体重不到45公斤的她站在一堆衣物中更显瘦小。晾晒是谌孟珍一天中的重要工作。每天一早，赵文龙前一晚的睡衣、睡裤、床单、被面几乎都要扔到洗衣机里，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前一天晚上赵文龙尿了几次床。

谌孟珍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除味。她在赵文龙床两侧的地面上也铺了一次性的隔尿垫，用以最大限度地接住他不定时吐出的痰。为了不让房间有异味，她每天擦拭地面，隔几天就会用醋在房间里熏一下。

位于长宁区茅台路上的这个家，谌孟珍也住了30年了。他们在其中一间房内结婚，生活，养育毛毛长大。“直到毛毛去美国留学前，我们一家三口都住在这一间。”隔壁带阳台的那间，是昔日赵文龙父母的住所，两位老人过世后，赵文龙曾搬到父母房间住过几年。但从前年起，因为赵文龙日渐生活不能自理，他们又同住到最初的一间房。赵文龙睡的是谌孟珍在网上给他定制的护理床，她自己睡旁边的小床。两张床中间的简易小桌上，摆着他们的结婚照和毛毛的大学毕业照。

记者和谌孟珍在外间说话，卧室内的赵文龙不时发出“啊”的一声，这声“啊”在外人听来没什么不同，但谌孟珍能从不同的声调里知道不一样的需求：是要吐痰，喝水，抑或换尿袋。每过一段时间，赵文龙又会大声说一句“再见了”，意思是记者可以离开了。谌孟珍笑着说：“不用管他，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我的要求是一天24小时围着他转，对其他人都是到过就可以走了，包括女儿。”

长久的共处也深刻影响着谌孟珍。“有时他闹得厉害，我也会凶他。凶完我问他：我凶吗？他说：凶。我又问：那下辈子还一起过吗？他说：我愿意，你还愿意吗？我说我也愿意。”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两室一厅的房子内，随处可见各种药，那是谌孟珍从同仁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地段医院、中医院等不同医院配回来的。虽然她不确定哪种药有效，但她从没放弃任何尝试。

记者结束采访时问赵文龙：“谌老师凶吗？”“凶！”“吵架吵得过她吗？”“现在吵不过了。”赵文龙露出孩子般的笑容，谌孟珍听到这个答案，也笑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