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毒药史（一）|神农舍身尝百草，秦汉药典济世人

【楔子】：

《毒药》

蜈蚣半夏羊踯躅，蟾酥狼藤马蛊汞；

钩吻雄黄生附子，断肠巴豆青娘虫；

牵机蜂虿封喉血，鸩羽砒霜鹤顶红；

历历古今毒药史，人心难测无影踪。

一首顺口溜，难道毒药种；千古毒药史，最毒是人心。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人类为了生存，不断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抗争，同时有目的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于是毒药就此诞生。因而可以说，毒药史就是一部人类了解自然、认识自然的探索史，也是人们利用自然服务于人类的科技史，当然更是惊心动魄的血泪史。

有毒物质众多，在全世界各地皆有分布。因而，毒药不是我国专利，东西方历史上皆有记载。然而本文仅仅从我国古代着手，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东方古老的毒药史。为此笔者搜集了不少历史资料，然后简单梳理，分别从毒药的演变和记载、毒药的类型和药性、和毒药有关的历史事件、人们如何解毒和利用等章节进行阐述。

第一章、古代毒药发现演变简史

古往今来，有毒药物有多少？斗转星移，中毒而死之人何其多也！毒药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在历史长河中，远古人茹毛饮血，尝百草、猎鸟兽，以至于误食而死者众矣；上古初识药性，略明医理，古人运用相生相克原理，应用在医药中，以毒攻毒，治疗疾病。

然自封建王朝开始，毒药逐渐被应用到人类相互争斗之中。上因皇位争夺，宫中争宠，父子反目，兄弟无情；下有谋财占业，奸情害命，更有嫉恨冤仇，庸医祸众，毒药杀人于无形，灭迹于有踪，因而人们闻之色变，畏之如虎。而今则又重新运用科学研究，服务于人类，造福于世界，也算是幸事。

一、先秦时期的毒药和应用历史记载

远古时期，人们采食野果，打鱼狩猎，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因而死于有毒植物和动物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三皇五帝时代，圣人出现，神农氏尝百草，记录药性，并利用药草治病救人。从而人们得以了解不少植物动物的毒性，人们口口相传，并且有的被记录下来。因而，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发现了植物类和动物类药物的毒性，不过当时只是避免中毒，或者逐渐应用在医疗上。

进入封建社会，虽然没有和毒药有关的系统辑录书籍传世，不过毒药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治疗疾病上来，为此周代还专门在朝廷设立医师官职，用来掌管各种药物，如《周礼·天官冢宰·医师》：“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 这里的“毒药”并非指现今毒药，而是各种药草，汉代郑玄注：“毒药，药之辛苦者，药之物恒多毒。”因而最迟在周代，人们就已经系统地了解很多动植物的药性和毒性。

先秦时期有记录的毒药种类，后来被汇集在汉代辑录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而在其他典籍中，有很多和毒药有关的记载，然而大多只提及少数几种剧毒药物，比如鸩毒、虿毒、蛊毒等，并且和历史人物事件相结合。从中可以看出，人们不但能够熟练地用药物治疗疾病，而且还开始把毒药应用在军事、政治以及个人恩怨上，作为克敌制胜之法宝。

诸如《左传》、《国语》都记载了公元前656年，晋国晋献公妃子骊姬陷害太子申生的用毒事件。《国语·晋语·骊姬谮杀太子申生》：“骊姬受福，乃寘鸩于酒，寘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

其中“鸩”指的是鸩毒，是古今知名度最高的一种毒药。传说是用鸩鸟的羽毛或鸩粪置酒内有剧毒。后来鸩鸟灭绝，因而无法证实，不过可以肯定确实存在过这一凶猛毒药。而“堇”为毛茛科、乌头属植物的根茎，即“乌头”或“附子”毒药。骊姬谗害太子申生，这应是使用鸩毒和乌头投毒的较早记录。

再如《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这是记录了公元前559年，在晋国率领诸侯军伐秦的“迁延之役”中，秦国人在泾水上游河中释放毒物，使得诸侯联军的军队死去很多，可见毒药已被应用在军事上，也算古代最早的“生化武器”吧。至于秦人用的什么毒物，不得而知，不过从毒性之大，而且不被河水稀释，笔者猜测应该是植物类根茎毒药以及动物毒素蛇毒、蝎毒等混合使用。

先秦时期还记载了蛊毒，并说蛊毒有多种。“蛊”在甲骨文中的图形，就是在器皿中放入众多蠹虫，最后剩下为剧毒的一种毒药，被用于巫术或者杀人害命。这在《左传·昭公元年》有多处记载，诸如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有疾病，秦国派医生医治，医生认为晋侯“近女室，疾如蛊”；大臣赵孟问：“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不过当时并无蛊毒害人记录。

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非常熟悉许多有毒动植物的毒性，并且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生活中，除了医治疾病，更多的则是被看作一种武器，用来战胜敌人消灭对手的一种极端手段。

二、秦汉时期医药大发展，毒药被分门别类

到了秦汉时期，传统医药大发展，涌现了众多著名的医学家，诸如淳于意、华佗、张仲景、董奉等名家，并编撰出了许多医药巨著。诸如中国医药四大名著《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都相继被辑录成书，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辉煌巨著。

而在其中，和毒药有关的典籍则为《神农本草经》。该书收录了上古到汉代人们总结的365种药物的药性和疗效，以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上、中、下三品。《神农本草经·序录》：“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如人参、甘草、地黄、黄连、大枣等“。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需判别药性来使用，如百合、当归、龙眼、麻黄、白芷、黄芩等。“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

《神农本草经》使得当时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毒药的种类和药性，堪称毒药史的第一个转捩点。然而古人研究毒药的本意是用来治病救人，书中对于各种药物的特性和药理描述精确，后成为中药理论精髓，两千年来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所载药物药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其中125种下品药物，基本涵盖了当今人们认知的所有毒性强烈的植物种类，不愧是中医药的经典巨著。

秦汉时期，古人的医药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尤其是麻沸散的发明，创造了中国古代医学的一个世界之最。而所谓的毒药药物，被医学家们研究整理，经过临床试验，被广泛应用于治病救人，可谓贡献巨大。然而，同样不幸的是，毒药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杀人害命，尤其是皇室贵族，因为权力争斗，不便明着来，于是采取下毒的方式杀人于无形，同时期的历史记载屡见不鲜。

西汉时期用毒典型事件为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当时人们认为蛊毒可以用巫术操纵，从而诅咒和促使中蛊之人死亡。《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汉武帝晚年昏聩多病，怀疑有人谋害自己。结果被和太子有隙的江充利用，诬陷太子，太子恐惧，起兵诛杀江充，后遭武帝镇压兵败，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此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史称“巫蛊之祸”。

再如《汉书·外戚传上》记载了女医淳于衍受霍光夫人的指使，给汉宣帝许皇后下药的事件。“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徐皇后中毒后昏昏闷闷，这也是乌头碱中毒的标准状态，附子、乌头毒性可见一斑。

而在《三国志·蜀志·关张马黄赵传》中记载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適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这是三国时期毒药被用于战争的记录，也是先秦时期军事用毒的延续。

纵观秦汉时期，在经过先秦以及历代临床实践的经验积累，以及医学家们精心研究和试验，从而对有毒动植物的毒性药理了解得相当完备，并且把这些毒药应用在中医药上，用来治病救人，并一直被沿用至今，为国人的健康做出了极大贡献。

然而，延续春秋战国时期的用毒招数，毒药同样被频繁用于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其中有记录被毒杀的皇帝就有汉平帝刘衎、汉质帝刘缵和汉少帝刘辩，至于巫蛊之祸更是被杀数十万人，堪称历史灾难。

（待续）

2021/5/11榆木斋

主要参考资料：

《周礼》西周 周公旦

《左传》春秋 左丘明

《国语》春秋 左丘明

《汉书》东汉 班固

《三国志》西晋 陈寿

《后汉书》南朝（刘）宋 范晔

《唐律疏议》唐 长孙无忌、李勣等修订

《资治通鉴》北宋 司马光

《神农本草经》汉代

《抱朴子·内篇》晋代 葛洪

《雷公炮炙论》南朝（刘）宋 雷敩

《千金方》唐 孙思邈

《本草纲目》明 李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