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骨离经叛道，追求思想意识的独立，开历史先河

“魏晋风骨”，亦称“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士人们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的特异风姿，其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不务正业”，“纵酒狂歌，放荡不羁，蔑视礼法”。这种背离中国传统士大夫行为规范的现象，尽管有它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但却反映了传统模式被打破后士人思想意识的独立和认识价值的取向。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所精心建造的天人感应学说遂成为两汉时代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天人感应神学曾经是权威思想之一，作为权威思想它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同时还赋予人们共同的价值、符号、模式。指导人们的行为，主宰人们的心灵。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你，天人感应学说全面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人生无常、个体渺小、孤独生命的恐惧。人们的思想陷入极大地混乱、痛苦之中。一种迷惘、困惑、烦闷、焦虑的感受将无情折磨，碾压着人们的心灵，致使人们举止失措、乖张无常，各种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便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董卓之乱以来，皇帝竟被一群具有军事实力的悍将武夫们肆意玩弄于股掌之上，或废或立，或囚或啥，或劫以猎物，或挟以令诸侯，而上天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在传统士大眼中，无异于作为上天之子的皇帝被抛弃了，这对于那些熟读儒学经典的饱学之士来说，实在太残忍了，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事实。他们痛苦、焦虑、迷惘、因此而言语癫狂、举止乖张、嗜酒成性。正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全面崩溃，这才使得人们在思想陷入极大混乱中，从谈玄开始，便诞生了“魏晋风骨”。

二、魏晋风度对士大夫群体的影响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无休止的争夺厮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党锢之祸、尤其是汉天子成为军阀手中的玩偶受到嘲弄后，“天人感应”因不能自圆其说而彻底崩溃，群体意识鲜活的生命瞬间完结、个体意识被唤醒，传统社会与个体、君主与个体的关系被打得粉碎。

从汉武帝到东汉末，士人们完全作为一个依附性的群体出现在社会和历史舞台上。他们已习惯于把自己融入社会之中，通过把个体奉献给君主、国家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一旦传统发生了裂变，依附的主体坍塌，无措的恐惧和尴尬就顿时包围了他们。

人不能没有生活的目标，不能没有理想信念，这是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封建士人尤其如此。所以，一种思想的崩溃，必定会引起其它思想的构建。

随着曹操“唯才是举”求贤令的发布，司马氏打着“名教”旗帜杀死杀戮异己，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形形色色的思想也应运而生。

何晏、王弼等在曹魏正始年间构建了“道本儒末”的理论模式，试图将个体人格与社会功能结合起来，既体现个体的理想价值，又调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但司马氏的屠刀最终使之流产。

竹林的名士们目睹了险恶后，用自己的言行构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模式。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超越封建伦理秩序而使人的思想行为回归自然。它以对王权的否定，对儒家礼法的抛弃，对社会的反叛为主要特征，通过对传统和社会的对抗而进行实现个体的精神自由。但这种理论体系因为嵇康等人的被杀而不能稳固地长期占据士人的思想。

向秀、郭象提出的“内圣外王”则吸取前者的教训，将个体与社会、名教与自然、内在的精神超越与外在的干进求禄糅合起来。东晋后期出现的儒、释、道三教互补 理论模式最终不断深化、完善为宋代理学，形成封建社会士人们新的精神支柱。

在上述重建的诸种思想模式中，“越名教而任自然”却成为了这一时代思想意识的主流。其具体特征表现如下：

清谈玄远的言语、放荡怪诞的行为，放任越礼的思想，浪漫不羁的气质。

这些思想行为使魏晋风度发挥到了极致。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刘义庆记载魏晋士人言行举止的《世说新语》，无不表现出这种对礼教鄙弃反叛，对个性生命极力张扬的特征来。

这就是，在魏晋士人看来虚伪的伦理关系远远没有刀光剑影中生命的存在有价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也远远没有无拘无束、享受自由的理想实在。

因此，放弃入仕、超越名教，解除君臣关系变得合情合理，这便是魏晋风度对当时士人群体的一个重大影响。

结语

从魏晋风度，我们的确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对自由的人格理想的追求和那种前所未有的洒脱。阮籍的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刘伶恣意放荡，以宇宙之狭，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还有他们共同的竹林之游，酒醉不醒......

然而，他们真的彻底忘记了作为士人，传统和现实赋予的责任了吗？真的能身心皆适，无牵无挂地皈依自然吗？

阮籍何以但愿长醉不愿醒，长歌当哭？刘伶以酒为命，裸身散发，嵇康服药笑傲，《广陵》绝响，阮咸等与猪共饮，发泄愤懑，都是在司马氏政权设置的罗网中进行无奈的挣扎，他们自残其身的醉酒、服药看似珍惜生命，实则残害性命；从他们行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逃避现实的外在表现，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痛苦万状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率意独驾、恸哭而返”，正是其内心压抑、痛苦万状而又无由发泄的真实写照。可见魏晋风度是建立在烦躁与痛苦之上的无奈之举。传统和责任并不因他们建构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烟消云散。相反，他们被抛入社会与个体无法调和之矛盾的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