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大清的铁路国有化

因甲午惨败的刺激，清廷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本非常厌恶的工商军助推器 – 铁路。从1895年开始通过与外资银行合作，陆续建设上马了卢津、卢汉、粤汉、津镇等铁路。

1902年正式开始的“庚子新政”将铁路向民间资本开放并允许地方自办铁路，进一步加速了铁路的建设。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十五个省就成立了十九个铁路公司。

但这一波全国铁路网的浪潮，还是不能让朝廷满意。

首先，各地自行筹建，往往更关注自身的需求和利益。因此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经营管理、收益分成上，各地铁路都难以实现互通、互联。不能形成规模化的路网，会大大降低铁路的功效。

其次，民间在资金筹集、管理方面的低效和无序，也让铁路建设的进度远低于朝廷的预期。

因为庚子后出于对列强的愤恨，各地对筹款的普遍态度是“不借洋款”。但是内地经济的落后，特别是资本运营方面的不足，让筹款变得缓慢和紊乱。

当时各地方铁路公司筹资的方式均为股权制，将公司股票对外销售获取建设资金。铁路运营后产生的红利（利润），根据股权比例分润于各股东。

当时普通平民、农户家庭能拿出的资金远远不足以购买一份股票，因此就大范围出现了“集资”购买的现象，这种很多出资人共享一份股票的做法也被称为“租股”（川汉铁路的股权构成中有76%属于租股）。这种方式虽然扩大了吸纳资金的渠道，也埋下了分红、股票所有权等方面的隐患。

一旦出现问题，在“租股”组织人无法或者不愿解决时，广大投资人们自然会向上要求铁路公司及其背后的地方府衙，乃至中央朝廷负责。

另外地方绅商之间为了利益往往也不太愿意合作共赢，而是互相组团争夺铁路修筑权或者将筹集的资金截留用于它处，这又进一步加大了混乱和吸纳资金的效率。

最后，地方脱离朝廷自行筹办铁路这种大型项目，不仅提高了地方的运营能力和资本，也会让铁路建成后的长期产出脱离朝廷掌控。朝廷觉得长此以往会愈发难以控制地方，自然也就变得不再愿意地方自行筹办铁路了。

鉴于这些问题，邮传部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对于全国铁路建设的管理提出了一个新方案《统筹全局铁路折》。大致意思是将铁路干线的建设权回收到朝廷手中，各支线朝廷可以根据需求交由地方自行建设。

虽然最终因朝廷和地方在此事上的严重分歧，邮传部的建议未被朝廷采用。但是朝廷对于铁路的态度也开始日趋明显，收归国有。

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再次上奏朝廷力陈民间投资兴建铁路的种种弊端，难筹资金、监管不力、进度缓慢、挪作它用等等。他认为铁路干线不是民间资本有能力兴建和运营的，必须收归国有。

5月6日摄政王载沣批转邮传部研讨复奏，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5月9日邮传部部长盛宣怀奏复，同意石长信的建议。当天在皇族内阁的支持下，清廷宣布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之前朝廷批准兴办的铁路干线各案一律撤销。

效率非常高，想法也挺合理的，而且最初地方也不反对朝廷将铁路收归国有，那么为何此次铁路国有化却埋葬了大清呢？

以成都到汉口的“川汉铁路”为例。

国有令发布时，川汉铁路公司累计募集资金1400万两，铁路建设花了300万、运营亏损300万，结余700万两。因项目难度高、管理不善等原因，公司以及大部分股东都认为铁路修通遥遥无期，投资亏损已是定局。

注：川汉铁路由于地理原因，其规划的线路即便是放在当下也是施工难度很高的工程，不少工程技术人员认为以清朝的生产力水平，根本就修不通。

不少人认为，朝廷收回铁路，就算不能修通盈利，应该也可以回购股票，让他们收回成本，再不济也能组织剩余资金投资其它产业降低损失。

然而盛宣怀和朝廷却不这么认为。

盛宣怀觉得就算朝廷出钱回购股票，也没能力解决“租股”问题。回购股票的钱还是会被地方官府、官员、绅商们给截留或者贪墨了，回不到真正的投资人手中。既然筹集的钱“回不去”了，为何要替地方背锅，又为什么不把钱留给朝廷用呢？

因此盛宣怀给出了另一个方案。

对于川汉铁路公司的亏损，朝廷概不认账。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存结之款，由朝廷统一换发国家铁路股票，不退还现款。如果四川股东一定要“筹还现款”，朝廷联系四国银行借款支付，但借款需川省自行偿付（以地方税收做抵）。

这个方案除了霸道还有些侮辱人。前文提到庚子后“不借洋款”是舆论普遍推崇的爱国行为，现在盛宣怀和朝廷反而给川人强扣上一个“洋款”，先不说这个方案是否公平合理，川民在情理上也难以接受。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另一个因素，从1906年开始的“立宪”折腾，特别是刚搞出的“皇族内阁”，朝廷的威望和信誉在各级民众眼里已经非常低了，清廷还能不能振兴这个国家很多人心里是打问号的。这次朝廷不但回收路权还要强行截款，民众的愤怒并不单单是投资的损失，还有对朝廷的极度失望。

各省都表示难以接受这种国有化方案，而且四川总督王人文提一个很有价值的建议，请求朝廷只将已花的钱转为铁路股票，没花的700万两由川汉公司自行处理，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川鄂两省对铁路国有化的抵触。

但朝廷和内阁并不理睬，反而不停催促铁路公司尽快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矛盾也因此迅速激化。

1911年5月14日，湖南各团体万余人召开大会，议定保路办法十五条，并要求湖南巡抚杨文鼎上报朝廷，维护商民基本权益，否则就罢市、罢课，抗税抗捐。朝廷则谕令杨文鼎按惩处乱党严厉镇压 ……

6月初，湖南咨议局全体议员为抗议铁路国有政策愤而辞职，全省学堂罢课、商人一律罢市 …… 同期湖北咨议局、宪政筹备会等团体致电朝廷要求收回成命，否则不再缴税纳捐 ……

川汉铁路公司也组建了“保路同志会”，6月16日在成都岳府街举行的保路集会上，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人相继演说，声泪俱下。

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哭。

因四川总督王人文反对朝廷的回收方案，朝廷将其革职并于7月31日任命赵尔丰为四川总督，谕令赵尔丰强力镇压川人的保路运动。

赵尔丰也理解川人在铁路国有化过程中的损失和愤怒，因此他上任之初对保路党持同情、怀柔态度并请求朝廷修改国有化方案，将事情转资政院讨论为朝廷换取转圜空间 …… 但是朝廷并不接受赵尔丰的建议，督促他严厉镇压。

迫于朝廷的压力，赵尔丰在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了川汉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酿成“成都血案”。

形势就此急转直下，各地军民对清廷的不满已近爆发边缘。

但朝廷仍未察觉自身已丧尽民心，反而决定以武力扫平，防止四川的暴乱向全国蔓延。9月10日，清廷将赵尔丰免职，由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署理，并命端方率两千湖北新军至四川镇压 ……

9月25日在同盟会吴玉章、王天杰等人的组织下，四川省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新军在武昌起义并宣布独立。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陕西、山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布脱离朝廷，实行独立或自治 ……

大清就此成为了最后的皇朝，也成了覆灭速度最快的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