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游中国】龙门石窟褚遂良书的碑文给后人留下什么启示

◆蒋丰 胡玮

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徽因书写过抒发内心情感的《八月的忧愁》。我们2023年8月的“追寻唐初宰相褚遂良政治生涯踪痕之旅”，在经历了第一站——浙江省杭州市窑瓶巷——传说中的褚遂良出生之地、第二站——江苏省丹阳市导蜀镇东褚村——传说中的褚遂良墓地所在以后，进入第三站——河南有着十三朝古都之誉的洛阳城。有人会说，“这个结论是有争议的，洛阳不能够说是十三朝古都”，我们呢，不是为了参与争议而来的，只是因为听说这里著名的龙门石窟里面依然存有唐初宰相褚遂良题写的《伊阙佛龛之碑》，才想来“眼见为实”的。

正在日本京都从事学术交流的河南科技大学域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秦晶晶教授远程为我们提供了帮助。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孟晨书记和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王建华副院长更是直接为我们安排了参观手续和讲解员。我们呢，满怀着对这些师友的深厚谢意，走进龙门石窟。

不久前，我们与世家家长学院研学团一起在祖国边陲新疆阿克苏参观了蔚为壮观的克孜尔石窟。进入祖国中原的龙门石窟，心中自有一番比较，更有一种兴奋。中华大地的石窟遗迹以及文化，就值得我们再做一次专题的“中国石窟之旅”。这个愿望何时得以实现，不是我们眼下可以夸下海口的。人生旅途的愿望，或许总是多于实现的现实的。

目标明确，此行就是要看唐初宰相褚遂良当年题写的《伊阙佛龛之碑》。讲解员告诉我们：位于龙门石窟宾阳洞的伊阙佛龛之碑，原来刊刻着北魏宣武帝拓跋恪为父亲——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和文昭皇后开凿功德窟的发愿碑文。谁料，后来被大唐王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抹去了原来的碑文，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重新刊刻，碑文改为记述他已故母亲长孙皇后功德的内容。本来，这样的“好事”或者“善事”，应该是由“爱妻家”唐太宗李世民或者皇太子李承乾来做的，而身为第四子的魏王李泰横刀出马，做出这样的“孝事”，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谁能够想到，千年前的一块石碑，背后竟然有着一场宫斗大戏。大唐王室的“孝”字背后，充满着觊觎皇位的血雨腥风。更为重要的是，这块石碑，只是魏王李泰要求建立的而已，真正的撰文者是唐初宰相同时也是唐初文学家的岑文本，书写者则是唐初宰相同时也是著名书法家的褚遂良。当褚遂良得意洋洋地书写这块碑文的时候，他已经有意或者无意地卷入到这场宫斗大戏之中了。一块石刻碑文，已经与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悄然连接在一起。

春风得意马蹄疾。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正是褚遂良作为大唐初期政治新星凭借着才气和运气一路上升的时期。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褚遂良的官位犹如火箭筒般蹿空奔腾。在中国古代史上，进入上升轨道的政治家，往往是一方面在皇帝面前极尽“忠诚”之能事，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无情地碾压政坛对手。褚遂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也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这些，留待后话。

我们两人当中，蒋丰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正值政治动乱伊始的年代，学校老师教给学生写字的第一课，是在田字格本上写出五个汉字——“毛主席万岁”，而不是如今天这般先教学生写横、竖、撇、捺。蒋丰至今依稀记得，当初为了把“万岁”的“岁”字写入田字格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无法完美地把这个具有七个笔画的汉字写入其中。1985年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省绩溪县出生的胡玮，祖父就是村里的“教书先生”，乡贤的那一手娟秀好字，遗传般传承下来，以致胡玮今天在ipad上用手指写的签名都比蒋丰书写的签名要漂亮许多。这是时代之错？还是个人素养缺欠？至少，蒋丰到今天还是说不清楚的。

进入人头攒动的龙门石窟，我们一面听着讲解员的介绍，一面细细的端详着《伊阙佛龛之碑》的碑文。出身于一所高校英语专业的讲解员说《伊阙佛龛之碑》是早期传世褚遂良书写的代表作，是目前国内能够看到的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整个碑文的字体清秀端庄，宽博古质,是标准的初唐楷书。此碑虽然说是“碑”，实际上却是一块摩崖刻石。如果不是讲解员引路，找起来是颇为不易的。

《旧唐书》与《新唐书》都说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继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之后，自成一体，尤其是晚年的楷书，清秀娟好，瘦劲有力，《伊阙佛龛之碑》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褚体碑。正因为这样，褚遂良的书法闻名天下，誉满皇宫。

内行看门道。讲解员说，伊阙佛龛之碑又被称为“褚遂良碑”，是初唐时期楷书的典范。整个碑文，字共三十二行，满行五十一字。计一千六百余字。碑额上用篆文镌刻着“伊阙佛龛之碑”六个大字，所以也被称为“伊阙碑”。对书法几乎是一窍不通的蒋丰不依不饶地向年轻的讲解员提问：“有什么证据说明这就是褚遂良撰写的碑文？”瞬间，讲解员被问住了，他说，“我讲了这么多年的伊阙佛龛之碑，却从来没有人质疑般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一刻，他或许感到满头白发的蒋丰，具有“无知者无畏”的精神。最后，他说龙门石窟曾经把这个碑文做过拓片，然后与褚遂良的其他书法作品进行比较，最后鉴定出这是褚遂良的作品。

其实，唐初宰相褚遂良在政治上攻于心计，在书法上艺术高超。所谓“文如其人”，在褚遂良这里似乎并不适用。褚遂良完成这幅作品的时候是46岁，距离被贬到爱州身亡的64岁只有18年。艺术上达到顶峰，并不意味着人生就达到顶峰。有的时候，艺术上的顶峰，往往还会成为人生的转折点，成为人生走下坡路的出发点。站在龙门石窟《伊阙佛龛之碑》前，我们不禁生发这样的百般感慨。

我们推测，褚遂良认为自己写书法的最高光时刻，应该是唐太宗李世民在病榻上委托他书写遗嘱的时候。说起来，有些八卦，唐太宗病重期间，儿子李治在和武才人（武则天）一起照顾老爷子的时候，竟然碰出了爱情的火花，以至千年之后凌庆成导演还要在四幕历史传奇话剧《武则天女皇》中将其作为“重头戏”。因为这把爱情之火，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褚遂良作为宰相在这个期间也是在唐太宗病室进进出出，如其说他是作为老臣关心皇帝的病情，不如说他是想趁着皇帝病重干掉政坛最后一个对手；比起唐太宗手拉着他与长孙无忌之手任命他为“顾命大臣”，他可能最得意的是唐太宗让他负责起草并且书写遗诏。在褚遂良看来，这才是他人生书法作品中的高光时刻。

想到这里，我们觉得《伊阙佛龛之碑》有些黯然失色，转身离开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希望能够距离褚遂良远些、远些、再远些……（作者系《日本华侨报》总主笔蒋丰、世家家长学院执行院长胡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