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堂弟毛泽全，隐姓埋名去参军，结婚7年媳妇不知其真实身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面积国土沦陷，然而沦陷区的老百姓们并没有屈服，大量青年学生在毕业之后，结伴而行逃出沦陷区到新四军那里参军。

为了帮助这些青年人更安全的抵达根据地，新四军还特意安排了很多地下联络站，专门负责掩护参军的人。

1941年，一名叫徐寄萍的上海姑娘，刚从学校毕业，就跟着几位同学满心雀跃地到苏北新四军那里去参军了。

因为都是女同学，又有文化，扛枪打仗是不现实的，部队通常情况下都是将她们安排在后勤系统。

徐寄萍的父亲是教员，自己又有读过书有点文化，因此被分配到苏中二分区供给部当会计，因为表现出色又被提拔为股长，算是一个基层小干部了。

不久之后，新四军苏中二分区与新四军一师二旅合并，来了一位叫王勋的供给部副部长，给徐寄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个只有30多岁的供给部副部长，虽然一看就是长期种地的农民没啥文化，但是经过长期军旅生活的洗礼，他的脸上总是透露出一股坚毅的神情，让人看了总会不禁心生敬佩。

王勋是徐寄萍的上级，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就产生了感情，那个时候结婚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除了感情外，还得看双方的背景，得组织同意才可以。

徐寄萍经过打听得知，这个王勋曾经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来被分配到新四军从基层干起，起初是兵站指导员，后来逐渐晋升为兵站站长，留守处主任，供给部副部长，是典型的根正苗红。

而徐寄萍早在1940年上海读书期间就参加了学生协会，又冒着风险来苏北参军，自然也没啥问题，经过分区政委陈时夫、司令员段焕竞从中撮合，两个人于1943年春天结婚。

结婚后，王勋简单地跟徐寄萍说，自己原名叫毛泽全，1938年从延安党校毕业到这里来的。

徐寄萍也没有当回事，毕竟战争年代用化名是很正常的事情，况且他还是供给部的副部长，如果有问题，组织也会审查出来的。

可是让徐寄萍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王勋“不诚实”啊！没有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交待出来！

一直到1950年春天，王勋经组织批准恢复了原名毛泽全，当年夏天出差去北京，在中南海见了毛主席，回来才跟徐寄萍说，自己去看了堂兄毛泽东。

那一刻徐寄萍没气昏过去，看你一个农民出身的老实人，以为没有什么隐瞒，这么大的事竟然也不告诉自己，结婚7年，孩子都3个了，你现在告诉我你是毛主席的堂弟？

原来，毛泽全从延安党校毕业后，担心自己的名字与毛主席的太相近，被认出来，在部队会得到特殊照顾，为了不沾毛主席的光，当时一块从韶山去延安的毛主席的两位堂弟，毛泽青与毛泽全，全部化名参加工作，革命不成功，他们立志就不改回原来的名字。

徐寄萍听了毛泽全的解释也释怀了，虽然毛泽全欺骗了自己，但是她却为有这样一位丈夫而感觉到自豪，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好了。

毛泽全是毛泽东五服内的堂兄弟，是毛泽东堂叔毛喜生的儿子，家住在韶山的东茅塘，距离家住上屋场的毛顺生家里只有两三里的路，所以毛喜生与毛顺生关系很亲密。

只不过毛顺生经营有方，能够供得起毛泽东读书，而毛喜生家是无论如何都供不起的，以致于毛泽全到十一二岁的时候还在山上放牛。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成为湖南地界上颇有影响力的青年运动领袖，也因为毛泽东离家较早，毛泽全对这位堂兄的印象并不深刻。

一直到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发动农民运动，毛泽全听了毛泽东的宣传，对革命产生了兴趣，积极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又在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做通讯工作。

可以说毛泽全对这位能够从韶山走出去的堂兄毛泽东很是钦佩，毛泽全也不愿意像长辈那样在乡村待一辈子，一定要到外面闯出一片天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全就打点行装，远走他乡。

旧社会时期交通不发达，农民都不愿意离开家乡，毛泽全能够走出这一步，还是很不容易的，这里面有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他离开韶山后去了当时繁华的南京，在那里有一个做律师的堂叔叫毛岱钟，在南京政府检察院担任调查专员，见到堂侄来投靠他很高兴，就安排他当一名收发员。

这段经历虽然短暂，却让毛泽全见了世面，1936年毛岱钟在南京病逝，毛泽全在南京举目无亲，没有办法就回到了韶山。

回到韶山的这段日子是很难熬的，年轻人想要出去闯荡一番，见识了世面却又要回到家乡，还不如从来没有出去过。

直到1937年初，毛泽全又一次抓住了机会，原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通知正在家乡任教的毛远耀去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印刷工作，毛远耀的两个堂叔，也就是毛泽全和毛泽青也要求一起去，再加上毛远耀的弟弟，四个人韶山的毛家青年人踏上了革命旅途。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毛远耀与毛泽全等人辗转多地，最后到达了延安。

毛泽东听说老家韶山来了青年参加革命十分高兴，亲自接待了这四位青年，亲切的召见了他们。

但是一向公私分明的毛泽东也给大家打了“预防针”，一再对他们强调，在延安一定不要想着打着他毛泽东的旗号耀武扬威，告诉他们：“到这里来，要官没有，要干革命倒有的是！”

听了毛主席的话，大家都很振奋，立志要靠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天地来。

在延安，毛泽全先是被安排到边区国民经济部合作社当管理员，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进入延安党校学习。

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岩寺兵站当指导员时，从这时起，为了免受毛主席光环的影响，毛泽全化名王勋，不再跟毛主席有联络，而是踏踏实实做一个士兵。

不久，毛泽全调到位于安徽芜湖境内的繁昌兵站当指导员，半年后，毛泽全又被调到马兴兵站任站长兼指导员。

在抗战期间，毛泽全一直战斗在我军后勤工作岗位上，先后任过张家渡兵站站长、新四军一师二旅供给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全升任华中野战军师供给部部长，为保证部队粮饷，就在江苏东台县同当地一资本家合营卷烟厂，半年赢利几万元，大大改善了部队的供给情况。

解放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开始封锁解放区，毛泽全又想到通过在海安县兴办粮行，来购买粮食，而不让国民党政府发现。

解放战争爆发后，毛泽全先后担任新四军三纵队供给部部长，第三野战军23军后勤部长，创办被服、鞋袜、毛巾等工厂，及时解决部队军需供应。

虽然毛泽全一直干得都是“粮草管”，做“老后勤”的工作，但是并不代表他的工作不重要，毛泽全一直都处于新四军、第三野战军系统，在三野创造的经典战绩中，没有一场能够离得开优秀的后勤供给。

陈毅战役在淮海战役结束的时候就感慨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作为部队中重要的后勤官，毛泽全先后参加了皖南繁昌战役、南陵战役、苏中裕华战役、李堡战役、河南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基本算是打了三野的大满贯。

无论困难有多大，环境有多艰，毛泽全都尽量保证部队的供给，军队能否打胜仗，看的还是后勤补给能力。

毛泽全与徐寄萍结婚后，一直随着部队南征北战，1950年渡江战役后，23军驻扎在宁波，军后勤部驻扎在章桥镇，徐寄萍怀了两个人的第三个孩子，孩子刚生下来两天，毛泽全就接到调令，要他到南京军区后勤部报道，一家人就到了南京，毛泽全担任后勤生产部部长，徐寄萍担任财务科副科长。

当年夏天的时候，毛泽全到北京去出差开会，抽空去看望了堂兄毛主席，自从1938年8月在延安分别后，堂兄弟两个人已经12年没有见面了，毛主席甚至一度找不到这位堂弟了，就询问道：“泽全，延安分别后，你到哪里工作去了？怎么一直没有听到消息？”

毛泽全告诉主席自己在1938年：“我改名王勋，到苏北新四军兵站搞后勤去了。”

毛主席听了之后很高兴，这个堂弟果然没有打着自己的旗号去沾光，因此诙谐地说：“好嘛！王字的笔划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一个尾巴哩。”

毛泽全被主席的幽默逗笑了，无形中减少了陌生感，拉近了两兄弟之间的距离。

两个人就开始聊起了家常，毛主席询问毛泽全这十几年都干了哪些工作，最后看到毛泽全也老大不小的了，突然问道：“泽全，你成家没有？”

毛泽全就将自己结婚的事情也跟主席汇报了，“1942年春结的婚，爱人叫徐寄萍，也在部队工作。”

毛主席还问：“你有几个孩子？”毛泽全回答说：“三个女孩子”。

毛主席听了很高兴，因为当时陈毅也在场，毛主席就神采奕奕地跟陈毅介绍说：“这是我弟弟，叫毛泽全。”

王勋在新四军的后勤工作做得是相当出色，曾经是新四军代军长、华东军区司令的陈毅怎么会不知道王勋的大名。

只不过不知道王勋就是毛泽全，还是毛主席的弟弟，因此挺惊讶地说：“我们在皖南和盐城新四军军部都见过。”

毛泽全在北京与毛泽东相见后，又回到了南京，后来毛泽全由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调到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举家由南京迁往北京，其妻子徐寄萍也调到了总后勤部工作。

1952年秋天，毛主席邀请了韶山的李漱清与邹普勋等人到北京去作客， 10月3日，毛主席宴请李漱清和邹普勋等乡亲们吃饭的时候，考虑到邹普勋是毛泽全家亲戚，自己还没见过毛泽全一家，就顺便把毛泽全一家也叫去了。

一辆小轿车车，拉着毛泽全一家五口人去中南海，在车上的时候，徐寄萍就有点紧张，这还是她第一次见毛主席，毛泽全就安慰她不要紧，主席很随和的。

车子开进中南海丰泽园后，毛主席正在一个凉棚下看材料，看到他们来了，就去迎接。

毛泽全亲切的喊了一声：“主席三哥！”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说：“哟！泽全你还有这么一大家子。好！好！”

本来徐寄萍还有些紧张，看毛主席和大家这样热情打招呼，又聊天，也就不再拘束了。

毛泽东询问了徐寄萍一些问题，比如家庭和工作情况，徐寄萍就说自己1940年在上海参加了学生协会，1941年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还讲到家里还有一个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现在在上海工作，都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

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然后又问道：“你是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种过地的泥巴坨子？”

这一句话可把徐寄萍难住了，当初也不知道看上毛泽全啥了，连真实身份都隐瞒了，但是这又没法说。

见徐寄萍腼腆地笑着不答话，毛泽东说：“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这时候，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走进来，说：“进屋吃饭吧。”桌子上的饭菜很简单，都是湖南家乡菜，这是毛主席招待老乡们的必备菜品，除了苦瓜、茄子就是辣椒一类。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看到徐寄萍脸色不太好，就询问：“看上去你身体比较瘦弱，有什么病？”

徐寄萍回答说：“没有什么，就是常头疼。”

毛主席说：“有时耳朵有病头就疼，你可以去看看耳朵嘛！”

毛主席对大家很照顾，知道邹普勋有肺病就让秘书单独弄一个碟子夹给他吃，又想到菜太辣，不适合孩子吃，还嘱咐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正是因为吃的都是家常便饭，大家吃起来也很随意。

吃完饭后，大家又到客厅里坐了下来，又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这个时候毛泽全5岁的女儿远玲大着胆子说：“伯伯，我给您跳舞。”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好！”

远玲边跳边唱，毛主席和大家就在一旁和着节拍，轻轻地拍着手。

一直到待了两个多小时，毛泽全见孩子们都玩累了，就向毛主席告辞，毛主席就让秘书叶子龙将桌子上的苹果和糖块，抓了一些给孩子们带回去吃，然后把他们一家送到院子门口，这个时候毛主席忽然说到：“怎么少了一个娃娃？”

他一直记得毛泽全家是三个孩子，现在却发现最小的女儿远平不见了。

徐寄萍连忙说：“远平睡着了，已先抱进汽车里去了。”

毛主席听完后，这才放下心来，车子启动后，毛泽全夫妇还隔着玻璃看到毛主席在向他们挥手。

1954年秋天，毛泽全想到一家都到了北京，就把在韶山的母亲毛邹氏也接到北京来。

毛邹氏听说邹普勋和一批乡亲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也想去见见毛主席，她就跟别人说：“你毛泽东能接见我弟弟，就不能让我见见？”

毛邹氏是邹普勋的姐姐，他们姐弟的父亲邹春培是毛主席的启蒙老师，邹春培又是毛主席的发小，之前经常到邹家来玩耍。

第二天，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就安排车前来接毛泽全一家，毛泽全与徐寄萍领着婆婆和三个女儿一块去中南海。

在车上，叶子龙笑着说：“今天去的人比较多，主席的孩子平时住校，今天是星期六也都回来了。”

车子开到中南海后，毛主席早就迎在那里了，看到毛邹氏，毛主席打招呼说：“婶母，您好！”

毛邹氏见到毛主席也很激动说：“好，还好，你也还好吗？”

毛主席用韶山话说：“托你的福，还好哩！”

毛主席问她来了多久，又埋怨毛泽全说：“婶母到北京住了这么久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你忙啊！”毛邹氏大声说：“我晓得你是个忙人，我只来看看你。”

一边说着，大家一块进屋，因为毛邹氏当时已经80多岁，还裹着小脚，毛主席就亲自扶着婆婆上台阶，说：“慢点走、慢点走。”

走进客厅才发现，来的人确实不少，除了邹普勋外，还有王季范和他的孙子孙女，文涧泉和文运昌，以及毛远耀和爱人胡觉民等人，都是毛主席在韶山的亲友。

晚上吃饭的时候，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及毛岸英爱人刘思齐也来了。

在客厅里摆了两个大圆桌，菜还和上次差不多，就是红烧肘子的盘子很大，大家吃得很愉快。

吃完饭，大家坐在一起交谈，毛主席指着毛邹氏对毛泽全说，你母亲是个好人，旧社会里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她一段日子。

毛主席说：“婶母，你还记得吧，1925年我在韶山搞调查，你见我脚上穿的鞋破了，连夜就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

“是呀！”毛邹氏说，“你的脚好大。你看，脚大走四方，你现在当主席了。”大家听后哈哈大笑。

正在大家闲谈的时候，有人就提出请毛主席写个条子，好让他在湖南找个工作。

毛主席听后，当即严肃地说：“这几年，韶山很多乡亲都想来北京走一走，看一看。这我是很欢迎的。但是，一年不能来得太多，来得多了，我招待不起呀。你们来去的费用，都是用我的稿费支付的。但是，还是要给当地政府添麻烦、所以不能多来。生活有困难，我可以接济一点，至于安排学习、介绍工作这一类的要求，就办不到了。”

说到这里，毛主席就点着毛泽全等人说：“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闯出来的。你们要出来工作，可以，我不干预，但要靠自己的努力，有一点先要招呼，不要打我的旗号。这一点，请你们理解，也要请你们原谅，还希望你们回去后，也跟其他的亲友们讲清楚。”

后来邹普勋对毛泽全夫妇说，这次来的乡亲们每个人添了一套绒衣裤、一套棉衣裤，规格比上次降低了点，看来主席也真有些招待不起了。

毛主席的一番话让大家哑口无声，气氛也变得尴尬起来，这个时候毛邹氏就说：“润之讲的对啊，要靠自己努力。你们看，润之就是穿着我做的布鞋，自己闯出来的嘛！”

一句话再次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气氛也活跃了起来。

脚大走四方虽然是玩笑，但是也能够看出毛邹氏对子女的培养，说起来，毛泽全从参加革命以来，还真就是靠着自己闯出了一片天地，为了摆脱毛主席的光芒，甚至改名换姓，这是十分难得的。

1956年4月晚上，毛主席在办公室接待了从韶山来的毛纯珠与毛泽全一家（毛纯珠是毛泽全的哥哥）。

见到徐寄萍就说了一句：“你的头疼好点了吧！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吃过饭后，毛主席跟大家聊了聊工作上的事，最后毛主席又问了毛邹氏身体怎么样，临走的时候还要给拿200块钱给毛邹氏买点吃的。

毛泽全说：“不用了，我们常寄钱回去。”毛主席这才作罢。

后来毛主席又对徐寄萍说：“上次你不是想拍张合影吗？那天没拍成，今天就拍吧。”

摄影师来了之后，毛主席问：“我们就这样自然坐着拍好吧？”

徐寄萍却笑着要求：“还是站在一起合拍吧。”

主席就说：“好！依你的意见。”然后全家在一起留下了宝贵的合影。

1957年秋，毛泽全调到内蒙古集宁办事处工作，为了不影响主席工作，也没有打搅，只是到了集宁后，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泽全与毛泽东的名字只差了一个字，是没有出五服的堂兄弟，凭着这个身份，如果毛泽全打起毛泽东的旗号，简直是易如反掌，但是毛泽全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即使是对自己的子女们，他也是同样要求的，希望他们能够自谋生路，而不是依靠父辈们的光环。

后来毛泽全与徐寄萍又生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共六个孩子，每一个都当宝贝一样养着，却从来不会让他们走后门，毛泽全经常对孩子们说：“你们要依靠组织，依靠自己进步。”

他们的大女儿毛远慧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别人的家长都是轿车和吉普车来接，只有毛远慧的爸爸毛泽全骑着自行车，小小年纪的毛远慧自然就有了攀比的心理，有一天她鼓足了勇气问父亲：“怎么别人老是有小车接送呢？”

毛泽全就对女儿说：“骑车不也很好吗？以往爸爸打仗还靠两条腿呢！要比就和同学们比学习，好不好？”

从那之后，毛远慧再也没有问过同样的问题，70年代的时候，毛远慧在辽宁一家部队工厂搞研究，因为当时堂兄毛远新担任沈阳军区政委，厂子里的领导想让毛远慧到毛远新那里通通路子，走走后门，毛远慧说：“我不认识毛远新。就是认识他，我们家也不干攀龙附凤的事。”领导也只得作罢。

二女儿毛远玲读过师范后，就一直在石家庄某中学当一个普通的老师。

三女儿毛远平、五女儿毛远丽也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考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最后分配到北京有了一份普通的工作。

四女儿毛远敏参军后被招进山西军区一所医院，当时可以推荐农工大学生，有人就给毛远敏出主意：“你爸是总后系统的，几个军医大学都归总后管，你怎么不想想办法？”

只要毛泽全一句话，毛远敏就能有一个好的前程，但是毛远敏却没敢跟家里提，她害怕父母骂她。

1974年，毛泽全与徐寄萍唯一的儿子毛远建报名参军，那个时候报名参军都是到军工站集合，然后随机分配军区，毛远建被分配到很偏远的地方，正处于边境，随时有打仗的危险。

因为毛泽全与徐寄萍都是后勤系统出身，曾经的战友、部下遍地都是，正当徐寄萍犹豫的时候，一个老战友打来电话说：“老徐，我就在军工站。接兵的人也在这儿。要不要把小建跟另一批去西安的换换？要不，索性不去也可以。”

老战友都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徐寄萍一句话的事，想到自己的孩子只有16岁，还在上高一，身体都没发育好，哪里能吃得了这样苦，差一点就心软了。

但是关键时刻，徐寄萍还是坚持住了原则，跟战友说：“他跟平常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呢？人家去了，就让他去吧！”担心自己反悔，立马挂掉了电话，那一刻他的脸上留满了泪水。

毛远建复原到山西军分区工作，有一次他下乡到县里办事，有一个县领导打听到毛远建是毛主席的堂侄，硬要跟他喝一杯说道：“你身上一点都看不出什么，和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一个样。冲这点，我也觉得主席真了不起，这从他的亲属的普通平凡上看得出。”

1989年3月7日，毛泽全在山西太原一家部队医院里面去世，徐寄萍和孩子们都守护在身边，在几天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大家失声痛哭。

毛泽全的一生是平凡的，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有这样一位堂弟，但是他的一生却充满了传奇，作为毛泽东的堂弟，他从来没有想着沾毛主席的光，而是依靠自己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