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的外交悲剧：当他的名字变成耻辱

摘要：历史的转折，在1939年3月德国大军踏平布拉格的瞬间，那一刻之后，和平与胆怯等同，张伯伦争取过和平，所以他的名字就代表着耻辱——时代是如此之快，而历史却没给他转身的机会、

1938年9月，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与德国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议》，这个当时饱受欢迎的和平协议，在一年之内变成了致命的政治毒药——在公众眼里，这成为张伯伦向德国人磕头屈膝的铁证，

对于张伯伦来说，更大的不幸并不在此，随着历史的推移，历史学家逐渐将张伯伦视为软弱和绥靖的代名词，这个名字与阿道夫希特勒一样，因为共同的悲剧而沦为不同的耻辱。

不过，后人苛责张伯伦，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是一种典型后来人对当事人的理解错觉。

因为，1937年5月，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的时候，欧洲大国关系还远没有恶化到1939年3月之后那种一触即发的情势。与之相反，与德国的友好互动才是当时各国社会的主流期望。

首先，在1938年之前，纳粹德国的名声并不糟糕，当时它被广泛视为稳定、可靠值得期待的国家。

1936年柏林运动会的德国传递给世界的信号是，这是一个由战败中复兴的大国，当时的德国真正使人印象深刻的，并非后来的侵略形象，而是其经济恢复的速度，譬如，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后，仅三年之内就解决了700万人的失业问题，到了1937年底，德国GDP比1933年增长102%，国民收入翻番，在英美法落入第二轮大萧条之后，德国却展现出新的繁荣，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大多数国家对德国是抱有期望、羡慕和学习态度的。

1934年，德国与波兰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将历史分歧予以搁置，代表了东欧国家与德国的谅解；1935年，英德签署海军协定，代表了英国对德国的认可。也就是说，慕尼黑谈判之前的张伯伦和他领导的英国，面对的是一个被广泛认可、期待、尊敬的强大国家，而非后来的侵略国。

其次，阿道夫希特勒在当时的名声绝不糟糕，相反，他被各国广泛视为一位坚毅顽强、值得信赖的国家领导人。

由于希特勒一度取得的巨大成功：伟大的瑞典探险者斯文海汀 （20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社会名流）视希特勒为西方文明的救星，称他用钢铁般的意志使混乱的欧洲重回平静，以巨大的责任心奉献自己的国家 （德国战败后，海汀亲自送无人理会的德国大使回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最高统帅乔治劳合，在拜访希特勒后，赞扬对方说，“我见过很多大人物，但从没有人像他这样能够获得自己各阶层人民发自内心的信赖和尊重”；美国二三十年代最负盛名的大人物查尔斯林白，与希特勒是好朋友，他也认为希特勒是西方抵挡文明堕落的支柱；甚至连后来的大人物丘吉尔和尚属少年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当时都曾热情赞扬过希特勒。

“与拿破仑一样，从某种意义来说，阿道夫希特勒应该是个半人与神的合体，否则就不足以解释他竟然短时间内能够做到如此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一方面扑灭中欧的布尔什维克骇浪，一方面将德国重新变成巨人。”

——英国著名军事学家J.F.C富勒当时谈阿道夫希特勒

这意味着，当时的各国领导人对希特勒是信任的，尽管希特勒不乏争议，但并不足以削弱国际社会对他的尊重。所以，1938年的张伯伦是与一位备受尊重的领导人而非后来的恶魔打交道，我们不能用抵抗恶魔那种心态来衡量张伯伦的决策思维。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西方对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遭遇的种种不幸抱有相当多的同情，特别是随着苏联的日趋强大，各国普遍期待一个强有力的德国能够起到遏制苏联扩张的作用——而且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苦难的西方人极度厌恶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当德国提出“民族自决”这种凡尔赛条约精神无可辩驳的原则，去攫取奥地利和苏台德的领土时 （奥地利、苏台德大多数居民都是德意志人）， 不少西方人实际上是同情这种主张的。譬如1938年3月德军进入奥地利吞并这个国家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是，“德国人只是进了自己应得的后花园”。实际上，英国几乎没有做什么反应——这一方面是对德国的信任和理解尚存，另一方面则是对战争的恐惧。

所以，我们只要将自己代入1938年9月苏台德危机时期的欧洲，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张伯伦会选择与希特勒在慕尼黑达成妥协。英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德国是个值得期待的国家，认为希特勒是个值得信任的领导人 （张伯伦会谈结束后也曾表示，希特勒值得信任），认为德国的诉求值得同情，而且极度反感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张伯伦实际上是会晤一个公众眼里受同情之负责任大国的可靠领导人，在完全没有公众战争意愿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对德国的重大妥协是非常正常，实际上他也没有其他选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多次血腥镇压苏台德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以及与苏联的联系，使得其在英国的声名非常糟糕。

那么，张伯伦的错误在哪里呢？

实际上，张伯伦本人很难说有什么完全不能原谅的地方。真正使得他本人沦为悲剧代名词的，乃是阿道夫希特勒随后的不道德、无原则扩张——1939年3月，他公然违背了在慕尼黑对英法捷克、意大利的承诺，吞并了捷克——一个非德意志人的国家。这种背信之举，实际上使其变成了西方社会赤裸裸的背信弃义和毫无原则。从此，在国际社会中，不再有舆论对德国的责任心抱有期待，不再有人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承诺抱有幻想，不再有公众对德国民族抱有同情。

而且，阿道夫希特勒以往基于民族自决原则的领土占有 （实际上是具有合法性且被认可的），此后都被西方视为丧失一切道德的预谋性侵略；而张伯伦在1938年9月慕尼黑基于公众意见和整体考量的妥协，也被视为对国际原则的背叛和对侵略者的低头。就这样，希特勒失去了所有的道义掩护，变成了侵略者；张伯伦失去了和平的理由，变成了无底线的低头——事实上，按照一个德国人的看法，德国吞并捷克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按照德意志的历史，捷克历来属于德意志邦联的一部分，直到1866年之前都是如此——但世界不理解这种原则。

“在耻辱与战争之间，你选择了耻辱，那么到头来你不但会遭受耻辱，还得直面战争。”

——丘吉尔在捷克沦陷后抨击张伯伦

于是，整个世界掀起了对德国的口诛笔伐，捷克沦陷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给阿道夫希特勒，告诫他不要再行侵略之举，并附上了31个国家的名字，要求希特勒做出保证。

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希特勒的恐惧和忧虑，但阿道夫希特勒并不在意，他在公开演讲中以奇思妙语嘲讽了罗斯福的伪善，搪塞了美国总统的责问。希特勒并未意识到他基于德国历史诉求吞并捷克和他基于民族自决吞并奥地利在世界眼里的不同，新的成功只是加强了他对西方软弱判断的自信。而德国公众为元首的风趣幽默和罗斯福的大惊小怪欢呼不已，却不知碾碎万物的历史车轮正在疯狂朝着自己加速驶来。

相比之下，张伯伦则沦为历史 舞台的悲剧和政治戏码的丑角。尽管他并非对德国最软弱的，但他的与德国领导人交往的过往，则被政治对手视为对贪得无厌侵略者的屈服铁证。在社会舆论急转直下后，西方领导人竞相展现自己的反德胆魄，而曾经力主对德和平的张伯伦则被无情拉下，沦为耻辱的平庸。

历史的转折，在1939年3月德国大军踏平布拉格的瞬间，那一刻之后，和平与胆怯等同，张伯伦争取过和平，所以他的名字就代表着耻辱——时代是如此之快，而历史却没给他转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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