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徐书德与孙德麟叔叔，是西藏平叛中建立起来的生死之交

我父亲徐书德与孙德麟叔叔的生死之交

徐莉

我父亲徐书德，生前是从西藏军区昌都军分区副司令员位置离休的。

1991年的一天下午，我爸通知我回干休所的家来，说陪一位叔叔一起吃饭。我心想，啥叔叔这样重要，要叫子女都回去陪？

回到干休所，见过孙叔叔后，我就到厨房给我妈妈打下手，这才听她说，这位叔叔救过爸爸，和爸爸是生死之交。

这位叔叔叫孙德麟，时任四川蓬安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我父亲早年在西藏平叛时的战友，也是在西藏军区步兵学校一起工作的同事。

那天，两位老战友边喝边聊，气氛格外热烈。

从此，我家有了像亲戚一样常来常往的孙叔叔和他家人。

（孙叔叔全家福1977年）

2010年，孙叔叔来成都治病，医院说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但却不能及时安排。得知情况后，我爸便给我下令：一定、马上想办法帮助他们！我立刻马不停蹄地调动我的人脉，及时让孙叔叔做了手术，平安地回到蓬安。后来孙叔叔的老伴儿张阿姨来成都治病，我也全力以赴帮忙安排。

2011~2012年，我父亲在成都陆军总医院住院时，孙叔叔和张阿姨在他们的长子孙平的陪同下，多次去探望我父亲。他们在一起回顾了许多他们在一起剿匪，一起在西藏步兵学校工作的事。张阿姨还私下用新时代的潮词对我说，当年她随军在步校时，常看到我父亲，我父亲一眼看去就是人群中最帅的那一个。

他们聊天中约定，让两家的孩子们将来也要像朋友一样保持联系。我作为徐家的长女，孙平作孙家的长子，自然成为我们这辈的代表。

2012年8月4日我父亲去世时，孙叔叔派孙平前来送行，并带给我们一封信，信里对我爸的去世表示哀悼，说我爸是优秀的军人，是他最好的上级和战友。让我们要好好安慰和照顾母亲。字里行间充满着战友的深情厚意。我不禁泪目......

听孙平讲，得到我父亲离世的消息时，孙叔叔独自沉默着好一阵泪流。

后来，我和孙平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逢节假日都会彼此通报各自家里的情况，特别是老人们的健康状态。

上一辈在战斗中结下的生死情、战友情，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上，都很自然地渗透在我们这一代的心里。

后来常在“雪域老兵吧”读到各个时代的战友回忆录，那些个性强烈的抑或看似平凡的军人故事，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决意将我父亲徐书德与孙德麟叔叔生死之交的故事写出来，以告慰老一辈军人生死与共的深厚的战友情。

今年疫情基本平息后，3月中旬，我专程去四川篷安看望孙叔叔，想听他详细地讲讲他和我父亲发生在当年平叛中的故事。

那天，阳光灿烂，几乎感受不到春暖乍寒时的冷冽。

孙平和他的亲友文玉夫妻安排我们在篷安一处新建的茶楼相聚。

孙叔叔精气神很好，对我所有的提问都给予耐心地答复。在他的讲述中，我对他与我父亲生死之交的事，从过去概念大于细节，逐渐被细节充实了概念，于是，那段往事便鲜活地呈现出来。

——1959年11月至1960年2月，是我父亲他们随部队参加西藏的平叛期。

当时，我父亲在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司令部任作训科长，孙叔叔在昌都157团教导连任排长。他们因为在四川云南交界地的左贡县察隅区执行平叛任务而在一起。

为了平叛，他们的军校训练工作方针由陆军专业作战训练改为“以战为主，以战代训”。

部队一共有50余人。为了作战时的战略战术需要，我父亲和孙叔叔各带了一半人分驻不同的工作区，我父亲带领的部队驻扎在察隅区所在地的营部，孙叔叔带领的部队驻扎在觉面乡。这样便于遇到战斗时可以相互配合。就好比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丁伟、孔捷三人所率部队结构成品字形布局一样，无论谁遇到敌人，都能相互策应。

不久，驻地旁的察亚县有上百名叛匪发动叛乱。我父亲他们接到上级命令，速将叛匪除掉。

当地的情况非常复杂，叛匪随时在喇嘛和百姓之间隐藏身份。如不及时解决，敌人可能很快消失在普通人群中，另择机再叛乱。

我父亲带领侦察班摸清情况后，与孙叔叔带的队伍兵分两路，孙叔叔他们正面进攻，我父亲这边直插敌群后路，一个来小时就解决了战斗。

但不是所有的战斗都很顺利。

1960年1月，我父亲接到上级通知，带领所率部队去军分区汇报工作。当路经一个地势险要的山隘时，尽管进入该地形前作了侦察，但进入山隘后，还是与躲藏在山隘中的叛匪发生了遭遇战。由于叛匪占有地理优势，我父亲和一些叔叔们都受了伤，他们迅速借身边的地形隐藏起来，忍受着伤痛，等待黑夜的掩护再行动。

天黑后，我父亲派一名叫欧阳敏的排长和一名战士到觉面乡去通知孙叔叔。于是孙叔叔带领所属部队和营部留守人员一起前去救援。半夜一点多赶到山隘，部分人背上伤员，部分人断后，快速撤离山隘险境，到距那里3-4公里的一个村庄才停下来休整。天亮时，营政委带领部队过来接应了。

那晚，是孙叔叔背着我父亲撤离的。我父亲腰腹都受了重伤。孙叔叔说，我父亲很坚强，一路咬着牙一声都未呻吟。

之后，我父亲被送到后方医院疗伤数月后，才返回部队。

后来，云南部队的126团来换防，我父亲与孙叔叔他们到了西藏步兵学校，继续他们带领学员训练的工作。

1970年步校撤消，我父亲到那曲军分区任参谋长，孙叔叔调回内地，到四川蓬安县武装部任付政委，他们这才分开了。

（孙叔叔任四川篷安县人大付主任期间外出考察在江轮上）

他们因工作调动分手20年后，孙叔叔到成都参加党校学习，听说我父亲离休了，住在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旁的干休所，虽然没有联系方式，他还是急切地去了干休所，想打听我父亲的情况。那天，象是有某种感应，他刚到干休所门口，还没来得及去打听，就听见有人叫他，一看，正是我父亲！

他们高兴得象孩子一样紧握着对方的手！

这天，就是我在文章开头说的，被父亲叫回家陪孙叔叔吃饭的那天。

孙叔叔讲这故事时，从容淡定，而我脑海里却浮现出天寒夜黑道路崎岖，一群没有担架没有救治条件的军人在夜色中急速前行的画面......

那一刻，我好想抱抱孙叔叔！是他，背着我重伤的父亲，一气撤离险地3-4公里。我知道，对战友，无论谁，都会这样做，可毕竟就是他，当时背负着我父亲。所以，这恩，我永记在心！

1960年1月，我还不足3岁，天真地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而我的父亲，正和许多军人们一道，在各自的战场经历生死。

向所有为了祖国的安宁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生命的军人们致敬！

向所有在战斗中与战友们相互支撑的军人们致敬！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徐莉：四川成都人，1970年12月入伍，曾在西藏军区通信总站电报队服役，退伍后，于1993年进入期货业。著有中国第一部长篇期货小说《谁是赢家》。中国期货市场较早将易经用于认识和应对市场变化的实践者之一。其研学成果为“时空平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