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徐书德与孙德麟叔叔的生死之交
徐莉
我父亲徐书德,生前是从西藏军区昌都军分区副司令员位置离休的。
1991年的一天下午,我爸通知我回干休所的家来,说陪一位叔叔一起吃饭。我心想,啥叔叔这样重要,要叫子女都回去陪?
回到干休所,见过孙叔叔后,我就到厨房给我妈妈打下手,这才听她说,这位叔叔救过爸爸,和爸爸是生死之交。
这位叔叔叫孙德麟,时任四川蓬安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我父亲早年在西藏平叛时的战友,也是在西藏军区步兵学校一起工作的同事。
那天,两位老战友边喝边聊,气氛格外热烈。
从此,我家有了像亲戚一样常来常往的孙叔叔和他家人。
(孙叔叔全家福1977年)
2010年,孙叔叔来成都治病,医院说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但却不能及时安排。得知情况后,我爸便给我下令:一定、马上想办法帮助他们!我立刻马不停蹄地调动我的人脉,及时让孙叔叔做了手术,平安地回到蓬安。后来孙叔叔的老伴儿张阿姨来成都治病,我也全力以赴帮忙安排。
2011~2012年,我父亲在成都陆军总医院住院时,孙叔叔和张阿姨在他们的长子孙平的陪同下,多次去探望我父亲。他们在一起回顾了许多他们在一起剿匪,一起在西藏步兵学校工作的事。张阿姨还私下用新时代的潮词对我说,当年她随军在步校时,常看到我父亲,我父亲一眼看去就是人群中最帅的那一个。
他们聊天中约定,让两家的孩子们将来也要像朋友一样保持联系。我作为徐家的长女,孙平作孙家的长子,自然成为我们这辈的代表。
2012年8月4日我父亲去世时,孙叔叔派孙平前来送行,并带给我们一封信,信里对我爸的去世表示哀悼,说我爸是优秀的军人,是他最好的上级和战友。让我们要好好安慰和照顾母亲。字里行间充满着战友的深情厚意。我不禁泪目......
听孙平讲,得到我父亲离世的消息时,孙叔叔独自沉默着好一阵泪流。
后来,我和孙平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逢节假日都会彼此通报各自家里的情况,特别是老人们的健康状态。
上一辈在战斗中结下的生死情、战友情,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上,都很自然地渗透在我们这一代的心里。
后来常在“雪域老兵吧”读到各个时代的战友回忆录,那些个性强烈的抑或看似平凡的军人故事,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决意将我父亲徐书德与孙德麟叔叔生死之交的故事写出来,以告慰老一辈军人生死与共的深厚的战友情。
今年疫情基本平息后,3月中旬,我专程去四川篷安看望孙叔叔,想听他详细地讲讲他和我父亲发生在当年平叛中的故事。
那天,阳光灿烂,几乎感受不到春暖乍寒时的冷冽。
孙平和他的亲友文玉夫妻安排我们在篷安一处新建的茶楼相聚。
孙叔叔精气神很好,对我所有的提问都给予耐心地答复。在他的讲述中,我对他与我父亲生死之交的事,从过去概念大于细节,逐渐被细节充实了概念,于是,那段往事便鲜活地呈现出来。
——1959年11月至1960年2月,是我父亲他们随部队参加西藏的平叛期。
当时,我父亲在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司令部任作训科长,孙叔叔在昌都157团教导连任排长。他们因为在四川云南交界地的左贡县察隅区执行平叛任务而在一起。
为了平叛,他们的军校训练工作方针由陆军专业作战训练改为“以战为主,以战代训”。
部队一共有50余人。为了作战时的战略战术需要,我父亲和孙叔叔各带了一半人分驻不同的工作区,我父亲带领的部队驻扎在察隅区所在地的营部,孙叔叔带领的部队驻扎在觉面乡。这样便于遇到战斗时可以相互配合。就好比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丁伟、孔捷三人所率部队结构成品字形布局一样,无论谁遇到敌人,都能相互策应。
不久,驻地旁的察亚县有上百名叛匪发动叛乱。我父亲他们接到上级命令,速将叛匪除掉。
当地的情况非常复杂,叛匪随时在喇嘛和百姓之间隐藏身份。如不及时解决,敌人可能很快消失在普通人群中,另择机再叛乱。
我父亲带领侦察班摸清情况后,与孙叔叔带的队伍兵分两路,孙叔叔他们正面进攻,我父亲这边直插敌群后路,一个来小时就解决了战斗。
但不是所有的战斗都很顺利。
1960年1月,我父亲接到上级通知,带领所率部队去军分区汇报工作。当路经一个地势险要的山隘时,尽管进入该地形前作了侦察,但进入山隘后,还是与躲藏在山隘中的叛匪发生了遭遇战。由于叛匪占有地理优势,我父亲和一些叔叔们都受了伤,他们迅速借身边的地形隐藏起来,忍受着伤痛,等待黑夜的掩护再行动。
天黑后,我父亲派一名叫欧阳敏的排长和一名战士到觉面乡去通知孙叔叔。于是孙叔叔带领所属部队和营部留守人员一起前去救援。半夜一点多赶到山隘,部分人背上伤员,部分人断后,快速撤离山隘险境,到距那里3-4公里的一个村庄才停下来休整。天亮时,营政委带领部队过来接应了。
那晚,是孙叔叔背着我父亲撤离的。我父亲腰腹都受了重伤。孙叔叔说,我父亲很坚强,一路咬着牙一声都未呻吟。
之后,我父亲被送到后方医院疗伤数月后,才返回部队。
后来,云南部队的126团来换防,我父亲与孙叔叔他们到了西藏步兵学校,继续他们带领学员训练的工作。
1970年步校撤消,我父亲到那曲军分区任参谋长,孙叔叔调回内地,到四川蓬安县武装部任付政委,他们这才分开了。
(孙叔叔任四川篷安县人大付主任期间外出考察在江轮上)
他们因工作调动分手20年后,孙叔叔到成都参加党校学习,听说我父亲离休了,住在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旁的干休所,虽然没有联系方式,他还是急切地去了干休所,想打听我父亲的情况。那天,象是有某种感应,他刚到干休所门口,还没来得及去打听,就听见有人叫他,一看,正是我父亲!
他们高兴得象孩子一样紧握着对方的手!
这天,就是我在文章开头说的,被父亲叫回家陪孙叔叔吃饭的那天。
孙叔叔讲这故事时,从容淡定,而我脑海里却浮现出天寒夜黑道路崎岖,一群没有担架没有救治条件的军人在夜色中急速前行的画面......
那一刻,我好想抱抱孙叔叔!是他,背着我重伤的父亲,一气撤离险地3-4公里。我知道,对战友,无论谁,都会这样做,可毕竟就是他,当时背负着我父亲。所以,这恩,我永记在心!
1960年1月,我还不足3岁,天真地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而我的父亲,正和许多军人们一道,在各自的战场经历生死。
向所有为了祖国的安宁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生命的军人们致敬!
向所有在战斗中与战友们相互支撑的军人们致敬!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徐莉:四川成都人,1970年12月入伍,曾在西藏军区通信总站电报队服役,退伍后,于1993年进入期货业。著有中国第一部长篇期货小说《谁是赢家》。中国期货市场较早将易经用于认识和应对市场变化的实践者之一。其研学成果为“时空平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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