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和孙立人只是中将，为何名列头等战犯？破坏和平协定是重罪

1948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联名发布了《惩处战争罪犯命令》，命令特别指出：“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和一切残害人民的战争罪犯，务必抓获归案，依法严办”！稍后的12月25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首批43名头等战犯名单，它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轰得敌营一片慌乱！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发布惩处战犯命令并公布头等战犯名单呢？一方面，此刻辽沈战役已经胜利，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如火如荼，解放战争全面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信心有能力，彻底击败反动军队，战争胜利后惩办战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完全有这个底气。

另一方面，也是一颗重磅舆论炸弹，在《惩处战争罪犯命令》中明确指出：“首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换句话说，公布的头等战犯都属于“首恶”的范畴，其他人等，则视表现可以“不问”或者“受奖”，这一下子就达到了瓦解和分化敌营的效果。

惩处战犯命令和头等战犯名单相辅相成，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均给敌营以巨大压力，进而加速南京政府和反动军队的崩溃，缩短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减少民众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具有军政双重意义，而随后出现的起义和投诚浪潮，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首批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中，涵盖了南京当局党、政、军等领域的要员，尤其是在军队系统中，多为核心将领和军阀头子，肩章基本也都是三颗星起步，令人比较困惑的是两名中将的名字：排在第34位的杜聿明和第38位的孙立人。

一、头等战犯的将领群体解析

在首批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中，敌军现役将领共有23名，当然了，在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有些将领还同时兼任着政府职务，属于横跨党政军领域的“三栖战犯”，比如担任“总统”的蒋介石、“副总统”的李宗仁等等，这里按军衔高低分组如下：

陆海空军特级上将：蒋介石，共1名。

陆军一级上将：李宗仁、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阎锡山、程潜，共6名。

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刘峙、熊式辉、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余汉谋，共7名。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胡宗南、汤恩伯、马鸿逵，共3名。

陆军中将：马步芳、周至柔、桂永清、王叔铭、杜聿明、孙立人，共6名。

（挂四颗星的何应钦）

特别说明一下，青海军阀马步芳此时还是陆军中将衔，他直到1949年8月17日，因为升任西北军政长官，才晋任”加陆军上将衔“，所以暂时只能划入陆军中将这一组。

孙立人1945年3月晋升陆军少将，两年多后调往南京晋任陆军中将。本文列出的都是铨叙军衔，不要与职务军衔混为一谈，比如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当时还不是正牌子的陆军二级上将。

仔细观察一下，能够“入围”头等战犯的高级将领，都是些什么角色呢？第一类，当然是反动军队“统帅部”的核心成员：蒋氏不消说了，“国民政府总统”拥有军队最高统帅权，自然是头号战犯。

白崇禧、何应钦分别担任过“国防部长”，这是“最高军政部门”的首脑；陈诚、顾祝同先后担任过“参谋总长”，属于“最高军令部门”首脑，这四人负责制定战争计划并指挥全盘作战，难逃战争责任。

（挂四颗星的陈诚）

第二类是历史上向来反动，战争罪行比较严重的地方军阀，包括“山西王”阎锡山、桂系老大李宗仁（还是“副总统”）、“马家军”的头目马步芳、马鸿逵两人。要知道，桂军曾经给红军、新四军、华野和中野都造成过很大损失。

第三类是参谋总长直辖的各军种司令部主官，包括陆军总司令余汉谋（接替顾祝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代行空军一线指挥权的副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其中的王叔铭和桂永清，都是黄埔一期生，所以军衔刚刚升到陆军中将。

第四类是各大主要战略区历任的军事主官，包括行营主任、“剿总总司令”或绥靖公署主任，其中李宗仁曾任北平行营主任、程潜曾任武汉行营主任、熊式辉曾任东北行营主任、薛岳曾任徐州绥署主任、阎锡山是太原绥署主任等，这是解放战争初期的人事格局。

其后卫立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刘峙任“徐州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任“华中剿总”总司令、胡宗南任西安绥署主任等，这是解放战争中后期，五大主要战场的人事格局。

在前述的职务介绍中，明显已有20人的名字出现过，那么问题来了，军衔不过是陆军中将的杜聿明和孙立人，并不在这四类职务当中，怎么也被列入了头等战犯名单呢？

（挂三颗星的顾祝同）

二、杜聿明是发动内战的急先锋

我们经常看见的历史名词是“三年解放战争”，是指从1946年6月到1949年底，因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节点，为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以刘峙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性事件，然而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经动手了。

1945年10月18日，在日本投降刚刚两个月之后，杜聿明即被任命为东北行营下属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就职后动作很快，至11月初，他指挥的第13军、第52军等部队，已经在山海关与八路军全面交火。

杜聿明率领以远征军为骨干的美械部队，利用装备和火力上的优势，此后连续进占锦州、沈阳等地，并于1946年3月攻击四平。至5月下旬，杜聿明又挥师占领长春直逼松花江畔，一度让“101”非常被动和狼狈，而此时“中原突围”还未开始呢！

（挂二颗星的杜聿明）

因此杜聿明是第一个同我军“大打”的中央军将领，在此之前，各地虽不断爆发武装冲突，但是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努力下，均未出现大规模全面交战的情况，而杜聿明攻入山海关和锦州之时，《双十协定》的墨迹犹未干透。

另外一层，尽管杜聿明并非东北敌军的最高指挥官，上面还有个“东北行营主任”，然熊式辉对于打仗其实很外行，基本没有参与作战指挥，杜聿明这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由此成为东北敌军事实上的军事主官，战争罪行当然是逃不掉的。

1945年12月，南京政府迫于国际和国内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同意在东北举行和谈，然而杜聿明秉承蒋之密令，就在和谈期间，悍然出动第52军等部冒雪进占北镇、黑山两城，同时分兵占领了阜新、营口、北票、朝阳多地。

（熊式辉）

1946年1月10日，杜聿明又按照蒋的密电指示，赶在停战令发表之前，急忙指挥部队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期间与我军多有战斗，亦造成较大伤亡。总体来看，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属于那种既是铁杆嫡系、又表现得非常顽固的高级指挥官。

并且杜聿明在东北战场的军事指挥权，延续时间还特别长，计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7月，差不多有两年光景，已经超过了陈诚、卫立煌在职时间的总和，因为至1948年11月初，东北敌军业已全部就歼。

辽沈战役打响后，鉴于卫立煌不那么听招呼，杜聿明再被匆忙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设指挥所于葫芦岛，虽然是个副职，但作为黄埔嫡系和“救火大队长”，杜聿明实际是来接管东北全部指挥权的，只是因为东北敌军迅速崩溃，才灰溜溜重回徐州任职。

三、亦是“徐蚌会战”的实际指挥者

轰轰烈烈的淮海战役，南京当局称为“徐蚌会战”，至于会战总指挥，理论上当然是“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虽然这位“猪将军”的能力有目共睹，但是人家忠心耿耿，人家的资历和军衔也足够出任这一职务，杜聿明还差那么一丢丢。

刘峙打仗不行，怎么办呢？南京方面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另设了一个“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以杜聿明为主任（这可是正职了）、以邱清泉为副主任、舒适存为参谋长，全权指挥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的作战，同时可以节制第七兵团。

也就是说，杜聿明实际指挥着“徐州剿总”所辖的全部四个大型机动兵团，注意黄维兵团是不归刘和杜指挥的。这等于完全架空了刘峙，至淮海战役全面打响后，南京方面干脆命令刘峙移驻蚌埠，免得给杜聿明碍手碍脚。

刘峙飞离徐州后，杜聿明理所当然接手了“剿总”直属部队的指挥权，在黄百韬兵团没有覆灭前，其直接掌握的野战部队超过40万大军，某种意义上，杜聿明这个前进指挥所主任，其实就是徐州剿总的“代总司令”。

因此刘峙固然在战犯名单中”榜上有名“，杜聿明也绝对难逃干系，因为他是淮海战役中，敌方阵营的实际最高指挥者，邱清泉、李弥等兵团司令官，经常要尊称其为“杜老总”的，他也是唯一在战场上被我军活捉的头等战犯。

那一票被俘将领在功德林聚首后，杜聿明的军衔不是最高的（有王陵基呢），职务也不是最高的，但是“俘虏地位”却是最高的，就是因为他的头等战犯身份，作为发动内战的急先锋，从担任的军职和实际权力来看，陆军中将杜聿明一点都不冤。

值得注意的是，首批公布的“头等战犯名单”，只是对1948年11月1日之前的战争总结，尽管在措词上非常强硬，诸如“国人皆曰可杀”云云，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其后选择弃暗投明，肯定也是能够解除战犯身份的。

比如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大贡献的傅作义、领导湖南和平起义的程潜等，也包括解放后回国的卫立煌、李宗仁等，均在此列。然而杜聿明在山穷水尽之际，还是选择一条道跑到黑，甘愿成为南京政权的殉葬品。

杜聿明集团被重重包围在陈官庄以后，我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曾写亲笔信劝说杜聿明率部放下武器，以免双方人员继续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可惜杜聿明执迷不悟，顽抗到底，最终兵败被俘。

（陈老总的亲笔信）

四、对孙立人的评价要客观

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到达东北的时间，是1946年3月，仍然是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孙立人不仅参与了四平血战，使东北我军付出了8000多骨干伤亡的重大代价，并且还一路追到松花江畔，跟熊式辉、杜聿明的战争罪责大同小异。

东北民主联军在二下江南战役中，曾经攻击德惠受挫，不得不退兵北撤，杜聿明为了邀功，胡乱吹嘘“德惠大捷”，并且成功地欺骗了他的校长，越级直接电令孙立人和陈明仁，渡过松花江“乘胜追击”，吓得杜聿明亲自赶到前线劝阻，还差点拦不住。

“强调孙立人战犯的身份，并非为了否定孙立人在抗战中的功绩，一码归一码，无论是谁，打过鬼子就是好汉，掩护还乡团杀过百姓就是混蛋”！

作战卖力也好，明升暗降也罢，孙立人不久还晋升“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副司令长官，步入东北敌军的最高指挥层，跟黄埔一期的郑洞国、曾经的老长官平起平坐，成为东北我军的主要对手，追究其战争责任一点没毛病。

读者应该注意到了，在前文所罗列的头等战犯任职明细中，除了杜聿明和孙立人，还少了汤恩伯的名字。在1948年11月1日这个时间点上，孟良崮战后被撤职的汤恩伯已经起复，正担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属于战场大后方的职务。

既然如此，之前并没有担任过战略区军事主官的汤恩伯，为何也被列入头等战犯名单呢？因为“汤司令”之前还有一个重要职务：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5月之前，汤恩伯的全套职务是“陆军副总司令、陆军总司令部临沂指挥所主任、徐州绥署副主任、兼第一兵团总司令”。

（何应钦和孙立人）

也就是说，作为主要军种“陆军”的领导机关，反动军队“陆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固然要列入战犯名单（前三任分别是何应钦、顾祝同和余汉谋），直接领兵参战的副总司令，同样也是惩办的对象，而孙立人离开东北以后，晋任的便是“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部司令”。

时间是1947年8月，其中虽有杜聿明排挤的因素，但是总而言之，孙立人毕竟坐上了这个位置，也曾经在战场上与我军大打出手，自然要“享受”跟汤恩伯同样的待遇。即便后来是训练新军，也不能独善其身，训练出来的新部队是干嘛用的？

因此从前述两个方面来看，孙立人名列头等战犯名单，也属情理当中。有些了解战史的读者，一定会提出疑问，同样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胶东第一兵团司令官、还当上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范汉杰，怎么就没有列入战犯名单呢？

要注意时间点呐，留着大胡子的那个黄埔一期生，听到这个问题，肯定会哭晕在厕所：我已经在锦州兵败被俘了呀，还要怎么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