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良：皱褶深处的挽歌（散文•下）

文明、思想、爱心、善良、精神…···文化总是在给人类提供精神盛宴，在裂变中推动着社会不断进步。

古驿道的出现，其军事价值、商贸价值、文化价值是相向并存的。当硝烟弥漫之后，经济和文化发展就被提上重要地位，其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就会得到进一步彰显。

对于滇黔大道和六盘水境内的众多分支驿道来说，不能简单地用“茶马古道”来界定它，也许，重点把明清以后的它视为“盐马古道”和“铅锌古道”“文化古道”更名副其实。

（一）盐马古道

六盘水境内的古驿道，在经历明初的调北征南，清初的吴三桂剿水西，在社会政治生态相对安稳之后，它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军事、交通和文化，而是更多地与社会民生紧密相连，尤其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盐”联系在了一起。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眼里：盐与水、火一样，都是生命最原始、最神圣的构成要素。其非凡意义从元时马可波罗受蒙古大汗之托，到西南边地考察民情的一段记载可窥一斑。经灵关道进入云南后，马可波罗发现当地人从井中取水，放在小锅里煮成盐，随后做成一块块小饼，下平上凸，打上大汗印，就可以充当货币交易——盐币。这看似一桩不起眼的小事，却反映了在边民生活里盐与货币等价的重大现实。

黔地并不产盐。民众食盐大多来自淮盐、滇盐、川盐，尤以川盐为重要依赖，故盐于贵州，就像水于生命。据宋史记载：“蛮人数扰。上召问巡抚检使，答曰：蛮无他求，唯欲盐耳。”《大定府志·食货略·盐法》载：“元初食滇盐，至顺初乃食川盐。”《贵州通志·苗蛮》记载少数民族同胞生存时称：“艰于盐，用蕨灰浸水”，民间多“佐食恒以蕨灰水代盐。”这种“食盐”惨状在《黔书》中被描述成“至如乡村人家，大多视盐如肉，极其珍贵；市盐回家，并不舂粉，以块盐置碗中，和水及辣椒作菜稍有味，即取出”；“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盐。” 清·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序》言及盐价时记载道：“滇黔薪粒价低而盐值最昂，石值白金一斤，终岁咽淡。”盐于人如此重要，于牲畜亦然。《大定府志》里曾说：马得盐则健，无盐则病。对不产盐的贵州来说，星点有盐痕迹，都会激发起世人的极大兴趣和热情。水城县阿扎屯曾经是吴三桂剿水西的主战场之一，亦称“盐井”。它之所以闻名，除了战争之外，还与这里曾经开凿盐矿有关。

咸丰十年（1860年），水城乡绅王古宁在阿札屯一带，发现泉水中有咸味，流经之地，石头草木起“白霜”；而取其水煮饭时，米汤不稠，煮豆不粑，从而断定有盐存迹象。经请四川自流井采盐内行现场勘验，证实有盐。后由云贵总督张亮基转奏清廷允准，当年开始凿井。历经三年，凿井两眼，虽未产盐，然而，其遗址尚存，垂直开凿的井筒、井壁、石墙至今可见，墙脚下仍有带咸味的井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残酷的无盐现实，也让为官者们为食用何方之盐而大费周章。明代普安之为官者，就普安之地使用滇盐还是川盐利弊上书朝廷，陈述己见。慕天颜《题复盐价疏》云：“川盐每斤只卖三分及三分四厘，以致四分不等，消长不一，原系因地随时，从不定价。若滇盐定价四两三钱，恐穷荒苗民不能舍贱食贵。”其后，有王继文者在《普安等处仍食川盐疏》也力陈此理。故而，古驿道发挥其盐运之重要功能成了硝烟散尽后的一种重大历史选择。

明清以来川盐行黔，系由键为、富荣两盐场分运至合江、江津、涪陵、叙永等四地，即所谓仁、綦、涪、永四引岸，然后依下述路线，接运至黔省经销。水西之域食用的永岸盐，由叙永陆运至雪山关脚，由此分两路：一经大定、织金等地至安顺，全程511公里；一经毕节至威宁，全程553公里。六盘水境内的食用盐，均由毕节分运六枝、盘县、水城等地，其所经古道，大多迂回盘旋于险峰峻岭、深涧大壑之间，其崎岖险峨，正如古诗所言“下来犹似蛇趋穴，上去宛如猿登枝”。运盐力夫日均行程仅17公里左右，行路之难，真可谓“难于上太清！”清·田雯《黔书·盐价》对运盐艰辛作了如是描述： “又不可以舟车通，肩疮蹄血而后至，其来也不易，则值不得不昂，值昂而民之艰食者比比矣。”在此背景下，贵州西部山民里有不少人就靠帮人运盐来维持生计。《贵州通志·大定志稿》记载说：“故大定之民，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数步而肩换，三里而息喘，日食玉蜀黍之爆花，夜眠粗白炙之短席，一生无被，终岁衣缕，头鲜布巾，足为草履，夏管炙日，冬履霜……此亦生民之奇苦也。”读这两段记载，它留给人的感觉是沉甸甸的，让我有一种想哭却哭不出来的凄凉。在那样的年月里，“杀一头猪不算请客，送一把盐就算厚礼”，“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成了稀奇之事。历史上，水城厅归属大定府，政治街、教育街、文化街、中正街、建设街、三民街、中山街、军事街等不同功能街道于设厅后相继建成，相关机构在相应街道上的存在实至名归。然而，以经商为业的“永岸食盐趸售站”却设在军事街，这种例外却成了旧时缺盐，官府亦高度重视的生动写照。

明清时期的郎岱岩脚，是川盐入六盘水市境的主要集散地，是郎岱、普定、关岭、镇宁及盘江八属集散川盐之大销场。永岸盐由产区经水路运抵四川叙永入仓堆存后，再分两条旱道起运入黔：一路沿川、滇、黔驿站大道直发毕节，再由毕节经纳雍、水城至岩脚；一路由叙永直运大定属瓢儿井，再由瓢儿井经大定、纳雍至岩脚。起始全靠人背马驮运输，背夫用来歇脚的背杵为了防滑被装上的环钉，于古道石头上留下了一个个拇指似的穴洞，裸露衣衫下被磨出的层层老茧伴着绛紫色肌肤在汗水里闪着光亮；马帮在头马铃声的召唤下，迈着沉重蹄子，亦步亦趋地缓慢向前，“C”形铁掌在古道石头上“磕、磕、嗑”地浑响；马蹄和石头的对撞，犹如心有灵犀似的踏在从前留下的蹄窝上。这些蹄窝晴天、多云天尚好，雨天则形成一个个水窝，于雨后天晴发出耀眼之光，道有多长它们就有多长，到达岩脚约需半月之久。岩脚由是出现八大盐号，至今永昌盐号招牌尚存。如今，徘徊在岩脚古镇回龙溪畔，不时会有反映盐商文化的雕塑出现在眼帘，与青山绿水相伴，于山清水秀、过往清风里静静地述说着这段往事和历史。

川盐入黔驿路不仅崎岖艰险，而且路阻且长。在土匪抢劫如兽出没的岁月，保护盐运就是保护民生，盐防军随势出现。

这是一支由四川盐务督办和仁、綦、涪、永四岸盐号招募的、用于保护盐商的队伍，由督带官席绍廷统一管理18队人马，统一购置发放枪械，负责分防和护送各条盐路之盐商，服装和薪金等费用由盐商承担。

岩脚八大盐号经营之盐大多经兔场（现名纳雍）运送，然后再分销各地，每场有千余担之多。由兔场到岩脚这一段路途中，黎火沟、儿马冲、围墙口等处常有土匪出没，抢劫盐商。民国14年（1925年），兔场商人杜恒先在席绍廷处保举四川人李品山组建盐防军第18队，在这条路上保护盐商。这支由二十余人发展至三十余人的护盐队伍分成三班：一班去兔场护盐，一班由岩脚送盐去郎岱，一班留在岩脚作机动，哪里出现盐运匪事就驰援那里，无事则驻守队部。

从水城运至盘江八属的盐，大多走北盘江高家渡。光绪三十一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为推行“官运商销”盐政，积极支持在北盘江建造铁索桥；地方上，普安军民府段永浚和水城理苗府知府陈淑文积极赞同；在川盐局观察赵樾材给予大力资助的同时，水城、普安商绅百余人相继乐输银两，地方民众捐款（筹银近万两）捐物（竹木、苞谷、豆子），水城、普安官府士庶在感奋创建铁桥中，召集民工千余人于江边掀开了起炉锻铁链，掀开了建造高家渡铁索桥——普济桥的高潮……桥建完成后，此渡周围曾是水城到盘县古驿道上最繁华的一段，盐帮常于此进行私盐交易。选择在此做这种营生有三大好处：一是过往的人流多；二是交易时可以偷税漏税；三是一旦被发现，两岸高山草丛树林有利于逃窜和隐藏。江南岸的新店子山下，至今有几户人家依山而居。过去，他们祖上曾以开马店赖以为生，从水城方向过来前往盘县的运盐运物马帮，大多都会在这里打尖歇脚，喂驮马饲料，补充食物饮水······我曾经沿江寻访多处残遗古驿道，耳闻目睹过怀旧者前来寻觅解放前运盐所经过的铁索桥的场面，他们心怀的那份怀旧情绪在我伫立桥畔时深深地打动我，目睹脚下数十米深的江水，我唯有慨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此外，我也曾沿着纳雍到水城的盐道访查，采录大定县的梅百万因盐而富，乐输银两，修路下扒瓦大桥和双桥改善古道交通的故事，探询桥碑记载的内容，以及民间衍生出的关于双桥的风水传说等。在一次次的悲喜交集里，那些遥远且亲切的岁月，无论是在我的眼里，还是在与我一般的寻梦者的眼里，都不会再重返了，唯有吃盐的历史、运盐的血泪、护盐的噩梦伴随古道时隐时现，于群山失语大地无言里不变，依旧永恒！

（二）铅锌古道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可在我看来，人为地迷恋和错误地把本土驿道与其生搬硬套地扯在一起，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剧？

其实，这两条道在古代都与现今的六盘水市没有重大关联。若以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仅为擦边而过而已；再以茶马古道而言，似乎也不靠边。境内并不缺茶，《水城县志稿·林业》云：“城东百里许木城产茶，味较佳。”有清一代，作为贡茶它一度存在，加之零散之地所产茶叶完全可以自给，然而，这并不能大规模地形成茶的外运。弃小求大，设若要以古道运送之物命名，那么，明清时期在六盘水水城境内的古道则完全可以“铅锌古道”名之。

六盘水市是因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六盘水境内现今的六枝、盘县、水城、钟山等市区县，历史上本来就具有深厚的工矿文化遗存。以水城而论，它于清代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独立，除了与“怀珠下人，在老兔场殴毙讯官，因移驻大定通判，而拔永常二里属焉。”事件有关外，更是与这里盛产、开采铅锌矿难脱重大干系。

“银，由白铅中分出。”

水城境内北盘江沿岸的“铅盖银”矿点，以 “精华最足，因巉岩险绝，殊难进······”而久负盛名。明朝时，官府曾先后组织江西、湖广、四川人在此大规模开采，并集中在野钟至铅锌村一带冶炼。相传鼎盛时，这里有48个官家镇厂，而每个官家要管百十人，以此推算，当时参与铅锌采矿人数就达数千之众。北盘江北岸的猴子厂、藤桥洞，南岸的黑蜂洞就是此时应势开办的。到了清代，这里的矿几乎已被采空，采点转移到观音山、青山、头塘、二塘、南开一带，这为水城设厅打下了良好基础。

基础归基础。在这尘世，谁念你冷暖？谁知你悲欢？

铅锌开采作为一种非常危险的产业，采空时常会伴随悲剧发生。

在水城明清两代众多的铅锌采矿点里，大凡发生洞井塌陷之地，都会流传观音菩萨冬天于此卖仙桃救苦救难的传说。壬寅年夏至次日，踏访来到南开凉山落银厂目睹“雍正二年（1724）九月开采起至三年八月终止……”塌陷于乾隆元年（《清实录》云：“乾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1737·4·25）户部议准贵州总督张广泗疏称：‘黔省大定属之马鬃岭铅矿，洞老山空，炉民日渐稀少，题请封闭。’”）

的150余亩狼藉嶙峋怪石瞬间，我的情感彻底地崩溃了。被埋葬的20余个200多米深的洞井，让我脑海浮现出的竟是青莲居士“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描写“蜀道难”的诗句。采点塌陷之石相依相衬，留下的空缝时而状如门洞，时而似门半掩，时而又如巨石覆顶，时而恰似垒石堆成冢；沙糖果浸红低垂，石壁苔藓枯萎呈锈，狼蕨于乱丛惑舞。我仿佛看到了失色天空下，那些刚逃离生天者的鲜血，被激射于石壁的淋淋猩红场面；仿佛听到了乱石重压下，那细如蚊声尖利刺耳的凄厉绝望哀吟。落银厂的残遗场面，在水城众多铅锌采点里只是冰山一角，而不能窥视、仅知一度也曾发生的矿洞塌陷，定然会极端地颠覆人们的惯性想象密码！

采矿与运矿相生相存。

水城厅设置之初，仅有永顺和常平两里；及至乾隆四十一年才“复拨平远时、岁、崇三里属焉。”朝廷为什么会扩大该厅的管辖范围呢？这与水城那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和迫切性有关。

大清一统之后，贵州成了朝廷铸造钱币所用铅锌的重点供给地。造币离不开铅和铜，其平衡点必须是铅三铜七或铅四铜六。若铅的含量过高，会造成铭文模糊或易碎；若铜的含量过高，就会造成民间资本收购铜钱，巧取豪夺铸成铜器上市。其时，境内铜矿鲜见，富矿在于滇云。故清·谢圣纶在《滇黔志略》一书中按道：“黔中产铅最富，岁运京局数百万以资鼓铸，与滇南铜厂均为国计民生所利赖，亦所谓地不爱宝也。”而黔中铅锌主要富集于毕节和遵义，《通志》载：“黑铅、白铅，俱出威宁各厂。毕节亦有黑铅厂。遵义府亦有白铅厂……”至于滇铜，素来备受关注。朝廷深知“滇南大政，唯铜盐关系最重。”（《滇海虞衡志》卷二云）在土人“除耕种之外，别无生计，不谙架罩煎练”（清·《张允随奏稿（上）》）之后，康熙年间三番平定之后朝廷鼓励民间大规模采铜，清中期以后，“铜政关系钱法，运京鼓铸，具有成规。”（《清德宗实录》卷183）足见铅锌和铜值此之际，已关乎国运。

清代，朝廷极度重视铅锌采运之略，以下两则资料可证：

其一：乾隆十四年（1749年）己巳五月甲戌上谕军机大臣等：“云贵运送铅铜一事，办理日久，诸弊丛生。经朕于营私亏缺之委员严加惩处，并令该部详议定例，沿途督推，自当实力遵办。但向来铜铅运京，原有定限，委员往往逾违，及至京交部，又复挂欠累累。总委捏报事故，所至停滞，以便作弊。而各省督抚以事不关己，虽有催趱之例，不过以行文查报了事，遂致劣员任意蒙混。肆无忌惮。不思铜铅有资鼓铸，本属公事，凡运送船只由该省起程，于何日出境之处，已传谕云贵督抚奏报，其沿途经过，各省分督抚大吏均有地方之责。云贵督抚既鞭长莫及，而各该督抚复视同膜外，殊非急公之道。嗣后，铜铅船只过境、出境日期，及委员到境有无事故，并守风守冻缘由，俱应详查明确，随时具折奏闻。”

据《大清会典》所云：黔铅每年凡四次进京，均有府、州、厅、县杂佐官负责押运。

其二：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八月壬戌

上谕内阁：“庆保奏黔省铅斤请并归道员经管一折，据称：‘水城通判所属之福集厂额办铅斤，今年支绌日甚。缘该处产铅不旺，四处购觅子厂，地非该通判所辖，辗转移商，事多扰阻，若并归贵西道经理，呼应较灵，可期采办无误’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将水城通判所辖之福集厂务，一并改归贵西道管理，每年正加起运铅额，责成该道尽心筹办。”

另据史志：“毕节设局在厂（福集厂）收铅，每年奉拨运京一百五十万斤。自厂起运，由赤水渔塘河转运至重庆府兑交，委员接收熔化运赴京局供铸。”清人赵亨钤《铅差日记》亦曰：“是役也，运痴重物百二十万有奇，走三峡，入汉沔，涉长江，迂回运河。偻指计岁月，往返须三年之久，可谓险且劳矣。大吏檄行，类皆综计所属之丞、谇、牧、令，越渎繁多，为地方所不喜；或强项不任指使，则委此以示罚焉。”而毕节宝黔局“每年用铅四十万斤，自水城之福集厂拔运供铸。” (《毕节县志稿·卷之六·鼓铸》）正是在此背景下，水城铅锌开采才得以大规模发展。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铜矿、铅锌的生产和转运，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命脉，朝廷一直把它们作为大事来抓，并有很多切实意见，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不是轻描淡写，而仿佛让我们看到了皇帝批阅相关奏章时心情的沉重，抑或龙颜震怒。

水城铅锌开采矿点众多。当年朝廷设置水城厅，不仅仅只是因为土目沙怀珠杀戮讯兵，也与铅锌开采有关。其后不断扩大其疆土，根在铅锌运力之不足。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1776年7月16日），吏部议准裴宗锡的上奏时称：“大定府属水城通判官吏万福厂铅运，每年解额220万斤，该厅管辖地方仅常平、永顺二里，本处夫马不敷，请将平远州之时丰、岁稔、崇信三里就近拨归水城通判管辖。”从此，水城厅辖五里，50甲，387个自然村寨。其时，水城、威宁产铅，岁额四百余万斤，而于水城来说，铅的出产与解运使其出现了在“未遭变以前，厅属各铅厂，多以此发迹，富至数十万”的阶段性繁荣，史料记载：祖籍湖南，生于郎岱的雷礼禄（1774—1831）在水城就以开办穿岩洞铅锌矿厂和万福厂，并苦心经营而暴富。生前致富而不忘庙宇、桥梁、道路修筑捐款，死后葬于崇文山麓的他至今时被乡人称颂。同时，厅城附近尤其是马坝苗族同胞参与开采和冶炼，更是助推了作为工矿文明遗产之一的铅锌采炼之辉煌。

岁月就像一页泛黄史书，苍茫而悠远，在荒草掩映里蜿蜒伸向远方，撩拨着寻访者思古之幽情。行走在当年马帮运送铅锌的断续古道上，想一想头挂红缨、脑门戴着红绣球的头马摇响铃铛时，山间驮马吐出的热腾腾热气，蹄声里断断续续的响鼻，或空谷蛇形道上赶马汉苍凉的山歌或吆喝声，我心像自由行走之风，时远时近。

水城运送铅锌的古驿道在境内分两路进京。一路从水城经威宁与秦五尺道相连，再沿龙场九驿部分古道至毕节、叙永，由赤水水路到重庆，沿江而下转大运河进京。另一路走南开、赫章、镇雄入昭通会泽，从金沙江下长江转运河入京。据《毕节县志稿·卷之六·鼓铸》所载：“毕节设局在厂（福集厂）收铅，每年奉拨运京一百五十万斤。自厂起运，由赤水渔塘河转运至重庆府兑交，委员接收熔化运赴京局供铸。”咸丰年间，有肖必明者从道署领款接办水城福集厂专烧铅锌，毕节设局在厂收锌，每年额数奉拨运京，毕节宝钱局铸币用锌，亦从该厂拨运。有资料表明毕节和会泽在当时承担着被量化的铸币之责，现今会泽城中天桥之钱币造型渊源正好可资佐证。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幸福，一半争取，一半随缘。

水城厅奢渡河、青山、二塘、白马洞、锌盐厂、观音厂、落银厂等地铅锌矿从马帮敲碎的空山里，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头塘、二塘、福集厂、钨铅大坝等地冶炼出成品进京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充满艰辛的驮运史。我曾在水泽之畔与荒野山梁残遗的古驿道上行走过，思绪一度被当年岁月感染。在想象中，那些年月马帮披星戴月，起早摸黑地提着昏黄油灯，摇醒一个个黎明或夜晚，在你来我往里行进在一条条铅锌古道上，一任山风吹拂他们敞开的汗衫，成了他们最惬意的享受；在与山风野草为伴，与烟云絮雨缠绵里，岁月帘子后藏着的那份不眠幽怨于古老石阶上长成水墨般弥漫的孤独，不即不离。

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希望、睡眠和笑。”而他们赶走寂寞与尘埃的解乏方式却是吆喝山歌：

吹起木叶唱起歌，木叶飞进九重坡。

有情有义坡上等，无情无义快翻坡。

山歌好唱难起头，木匠难起龙凤楼。

铁匠难打铁狮子，石匠难打石绣球。

设若遇到山谷有女人劳作或行走，彼此挑逗和回应的歌声就更酣畅淋漓了：

男：隔河望见花一坡，满山花树好花多。

心想过河摘朵戴，船家不渡采花哥。

女：大河涨水齐半坡，獭猫拿鱼顺河拖。

獭猫拿鱼知水性，今晚情妹要跟哥。

男：有心撑船不怕江，有心打猎哪怕狼。

敢对山歌不怕妹，你会吃人我有枪。

女：小小蜜蜂翅膀多，一飞飞到妹心窝。

不轻不重咬一口，记住蜜蜂记住哥。

男：生不丢来死不丢，要等蚂蟥变泥鳅。

要等螃蟹直起来，要等石头知害羞。

女：世上青藤多又多，藤子牵藤要绕坡。

藤子牵藤要缠树，莫非姻缘是阿哥。

男：哥是天上一条龙，妹是地上花一蓬。

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

这是一种释放生命原始意味的咆哮，充满着旷古的悲凉与被压抑的苦痛，于荒野水泽不绝于耳。识途老马保持着沉默，于高一脚、低一脚里摇响铃铛，铁掌在石板上不知疲倦地踏出清脆的声响，用蹄印刻画着世事沧桑，诉说时间与荒草的故事……

如今，当年的沧桑往事，及像阴云一样蔓延的没落古道，在水绕山环中伴着鸟弄余音，鸡鸣狗吠和马嘶之声已远远逝去。思接千载里，我想起了一位诗人描写这方大地的诗作：

高原，空气稀薄

阳光并不稀薄

大地既被热烈地照耀

就不会无声地沉默

是的，有阳光就会充满希望，铅锌古道就不会沉默，甚至它还会在时间深处不停地跌现和回响！

（三）文化古道

南宋贤相陈俊卿云：“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读书自古以来均是儒生入世的价值取向。

六盘水境内古驿道，承载着这一方土地莘莘学子的生命追求，也承载着他们跋涉的千辛万苦，记录着他们一曲曲慷慨而苦难的人生壮歌。

明代以前，贵州没有开科。明初“有愿试者，湖广就试（明洪熙元年《诏令》）。”驿路千里迢迢，学子行色匆匆，一路盘餐耗尽，到得考蓬已是元气大伤，心力交瘁。其后，这样的情形于“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宣德二年贵州布政使司奏）有所改变；玄德四年（1429）朝廷改云南贵州合试。明世宗嘉靖九年，田秋向皇上上《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为贵州“恳请单独开科”，十四年朝廷批准与云南分闱开考，十六年在贵阳开闱第一次乡试。由此，境内学子从去湖广应试，到去云南应试，再改到省城应试，所走驿路越来越短，而迈向文明之路却越走越长。

在这条烙印着入世色彩的古驿道上，现今的六盘水市境曾从大山里走出了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儒士。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普安州蒋宗鲁考中进士，成为普安有史以来中进士的第一人。自此，普安前后共出现进士17名。其中明代有12名，即：蒋宗鲁、李良臣、邵元哲、蒋思孝、沈存仁、邵以仁、何汝岱、蒋杰、董绍舒、王祚远、谢士章、蒋克达。清代普安有进士5名，即：彭祜、卢世昌、邓再馨、邓亮功、张士兰。郎岱、水城是清雍正年间才开始设厅的，此间，郎岱厅出现了进士张本谟。他们或为官一隅，或教谕一方，为本土文化发展于精神上树立了标识，为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他们遗落在古道上的身影，就是一块块催人奋进的功德碑。

一条条古驿道不仅仅只是一条条本土学子的入世之路，也是一条条文化迁徙和交融之路。明清以来，境内的滇黔大道上迎来了一位位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姑且不说傅友德、沐英，明嘉靖四年正月中旬，大明第一状

元杨慎被贬云南、留宿胜境关，1638年3月27日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入盘考察，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大清民族英雄林则徐巡考云南留宿郎岱、平彝，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被称为清代“西南巨儒”的郑珍迁官入滇，1938年4月18日前后，闻一多等携同的“湘黔滇旅行团”途经盘县，每一件往事都悄无声息地润化着

本境，让本土文化如沐春风，一派盎然。罗曼·罗兰有诗句云：

人之所以需要理想

犹如水手之需要星星

星星虽不可即

但可指引我们的航程

文化的魅力和灵魂也正如此。一个只关注脚下大地的民族，文化只会原地踏步；而一个有人仰望星空的民族，文化就会大踏步地前进。回瞻境内古驿道对文化交融所作出的贡献，《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的诗意荡然心胸！

境内古驿道上的文化交融涉及方方面面。以建筑而言，古驿道上城镇呈现出的坐姿多彩形态就是一种很好的佐证。岩脚建筑里的东洋因子，郎岱东西文化交融的建筑，徽派建筑的边地开花，如满天星似的耀眼；形式别致的传统门花、窗花，雕刻精美的石墙裙，塑形雅致的灰雕，楼道走廊镶嵌的木刻花卉与铭文，宛如甘甜井水让人回味无穷；盘县旧城用整块巨石制成的商铺柜台别具特色，它深刻地反映了是处商品经济的发达，见证了古盘县井生活繁华；石匠、木匠、铁匠、金匠、银匠，方碑、四棱碑、亭碑、屏风碑……每一个名词的背后都蕴含着精湛的文化遗存，一切的一切都能让人触摸到历史在这里的脉动和心跳。

古道带来的文化撞击、交融、拓展，市井生活枝生出的世俗文化，都是了解旧时境内浮世之态的最佳窗口。相较而言，我更喜欢从世俗角度去切入，它能让我更真实地了解底层生活的人间百态。以六枝岩脚为例，马店、茶楼似乎是打开它历史之门的钥匙。作为川黔古盐道的枢纽，客商如潮，马帮云集自不必言说。市民唐启万公瞧准商机，于乾隆四十四年在旧街街面开设此后盛名久播的唐家马店。四间门面，数十间客馆和马厩，占地十余亩，可纳百余人歇宿；建筑主体中间三层石础木构客楼走廊互通，推窗可览清溪环绕，虹桥飞渡，一度为岩脚、新场、新华、龙场马帮入驻之首选。郎岱城系滇黔“大中路”的必经之地，西距毛口驿站40华里，东距坡贡驿站60华里，商贾往来、官吏过路、邮驿传递，马帮上下均须在城中或城外住宿。在盘州，马帮过高桥经北路入城时，是人民北路沿街十多家店最忙碌的时候，马夫一边吆喝老板娘找热水烫脚，一边把马牵到后院马棚喂草喂水或换马掌；闲下来后，针挑水泡的、买草鞋的、做炊的各忙其事，不亦乐乎。在水城，厅属交易市场场坝上的周家马店，专门雇有到高家水井挑水和喂马的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马店还在经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投宿马店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替马喂草喂水外，就是要为该换马掌的马换掌。换掌大多离不开铁匠铺，每座小城或小镇近郊处，炉火旺盛，匠人众多，铁匠铺在有的地方竟达十余家。马夫牵引着该换马掌的马匹来到铁匠铺后，将马拴在固定柱子上，抬起要换铁掌的那条马脚，用长长的铁钳把脚底已坏的“C”形掌拗下来，再用小巧的专用铁镰削去马蹄上厚厚的脚掌老茧，然后在“叮叮叮”的铁钉敲击声里为马换上新的“C”形掌。有了收入，铁匠被炉火烤熟的脸像暗夜里的火焰，盛开成一朵花。马匹被牵回马厩交给伙计后，马夫们就会该喝酒吃肉的就去喝酒吃肉，该找乐子的去找乐子。暮色渐浓，大红灯笼在街面高高挂起，透出朦朦胧胧的光亮，他们或三三两两相约去茶馆、去烟馆，老板都是熟人，客套一番之后，就进入了角色。还有的私底下去会老相好，礼物不可少，银两也不例外，一番卿卿我我之后，被压抑的情欲像江水翻腾，继而像河水缓缓流淌，第二天踏上古道时，天清气爽里，吆喝声更加清越响亮，山歌声伴随马嘶鸟鸣在群山间回荡，大地一派生机勃勃……

与马店略有不同的是客店。这种店子以接纳古道红差（接送过往官员的差人）、黑差（接送官员灵柩的差人）、贩运烟土者、布匹商人等为主。境内客店之最，以郎岱厅最为昌盛。有清一代，在郎岱这座二千来户，八千余人口的厅城竟有大小旅店一百余家；其中东门和东门外有二三十家，南门和南门外有四五家，西门和西门外有一二十家，北门和北门外有五六家，平街上有二三十家，杀猪巷（十字街）有十多家。大店有床位二三十个，小店有床位三五个不等。厅城平街地处小城中心，徐子仪家“人仪店”、毛云深家“庆丰店”、雷耀南家“集义栈”、间清家“第一店”等名店都集中于此， 除“人仪店”有床位二三十个外，其余三家有床位七八个或一二十个不等。就像量身打造一样，各店住宿旅客身份不尽相同：风仪店多住川湘商人；庆丰店多住区团、保、甲长；集义多住绅耆富户；第一店多住过往官吏。以住宿条件而论，集义栈有正房五间，左右厢房各三间，上房五间，均系楼房；上面有花园，花园后面有一排平房，平房后有一果园，系入驻者之首选。

秋灯中摇曳的客店繁荣，相应也会为各地带来其他产业的出现。

同灯红酒绿相比，茶叙是一种非常文雅的交际手段。比如，在六枝岩脚就出现了闻名一方的谢家茶楼。谢氏于光绪年间置此两进四合天井，敞厅、包间、套房有别，亭阁互通，廊榭相连茶楼供镇上士绅，往来富商雅客于此日集，于“飞泉”式冲茶绝技表演里享受或唱和，或神侃，或戏曲，或听书，或小说、或言商、或交易之乐，欣赏说书卖艺的“说书匠”表演杂技“嘴功”的“双獠牙”等绝技，都别具雅深人致。

暮烟疏雨吟过往，却忆古道岁月遥。

以古道为媒的文化传输是岁月遗落在人间最简洁的抒情诗，它富有特色的具象，含蕴的生命意境，必将惠及这一方水土上的民众，以及他们的后人，必将宛如明月照彻千江······

一万里关山秋风莽，立马高岗云水苍茫。

在乌蒙高原的大山皱褶云水苍茫处回头瞭望，往事已越千年。斜阳欲坠里，纵问苍天，问大地，问百丈悬崖，问千仞绝壁；问明月，问秋雨，日月星辰，问唐宋元明时，流年也仅一瞬，花开花落无期。尽管如此，可我漂浮的灵魂依然遗落在远逝的古道西风上，遗落在牂牁江西陵古渡的那一叶扁舟旁，遗落在群山环抱、溪涧纵横、竹木茂盛、空气清新的岩脚古镇，遗落在胜境关穿云破雾的山谷经脉上，以及荷城晨雾如纱，万物隐现、渺然迷离、虚实横生的江南画境里。我不知道六盘水历史上的一座座石城和相生相伴的风土是不是一种文化，但地理学家段义孚说：“从本质的意义上讲，风景或环境的内在，本就是文化的建构。”或许，文化本来的含义就是很宽泛的。如此想来，我的内心便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便彻底地空彻透明，便在明月又上东山的片刻，能深刻地感受和领悟皱褶深处“山回迭翠频开嶂”“月澄夕影鹤鸣淙”的意境悠远和美好。那些像经络一样纵横交错的境内古驿道，让我在历史长河里感受到它们如血液般的流动，它们曾经像一条条盛开的繁花，托起了这一方大地的繁华，曾主这一方大地的沉浮，修成功德圆满，亦功德无量。

峭石丛中寻马路，

乱山堆里看人家。

停骖草草匆匆酒，

得意红红白白花。

在境内考察有关民俗的岁月里，每逢踏在深山边远处被荒弃的古驿道上，我时常会想起这首诗。因为它，我心中的古驿道才一如既往的美好；也因为它，古驿道文化才一如既往地让我流连，让我生发出探索它潜藏奥秘的冲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快速发展，随着高速公路和高铁的日新月异变化，古驿道面临着从荒芜到荒弃，从荒弃到荒废，从荒废到荒没的命运，它逐步会在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世间淡出人们的视野，退出历史舞台，在无声谢幕里成为一曲挽歌。

挽歌惜“挽”。

作为一个徒行寻访者，我愿意把这首大山皱褶深处的挽歌唱下去……

注：2017年6月23日， 盘县更名为盘州市； 2021年1月1日水城县更名为“水城区”。文中描述与历史相关的内容时，严格依照时间界限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