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发动文化复兴，南宋文官们奔竞成风，你了解这场活动吗？

文|观景说史

序言:

绍兴和议后，宋高宗和秦桧为了维护屈辱和议，采取种种措施，包括厉行文禁，迭兴文字狱。另一方面，他们还大力提倡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字是屡见不鲜的，但在很多场合下，按照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政治伦理标准，尚是有“圣功伟绩”，值得一些文士称颂。宋高宗和秦桧的所作所为，按照古代儒家的政治伦理标准，尽是些荒悖的、乖谬的和羞辱的倒行逆施，又有何功可歌，何德可颂。但是，唯其如此，就更有特殊境遇之下的特殊需要，以招徕文丐。歌颂圣德神明，“忍耻事雠，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文丐纷纷搜索枯肠。争先恐后地以诗文吹牛拍马。此类咄咄怪事，在绍兴和议后的十余年间，却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奇观。

南宋初文丐奔竞的冰山一角

•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刚被任命为利州通判的程敦厚上书言事说，“夫大功非达权而不能济，大难非欲速而可以平。昔之执事者，苟不达权，则劝陛下正名弗屈，而不恤其祸；苟为欲速，则劝陛下长驱疾战，而不量其力”。“今陛下除骄抗之害，而疆场肃，致安靖之福，而朝廷尊，制兵之命在我，而悉收其用，欲和之利在敌，而决保其成”，“则大功立矣”。他还写信给秦桧，赞扬他“见几似颜子，任重似伊尹”。秦桧大喜，便通过皇帝召试，改任程敦厚为秘书省校书郎。
•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的进士殿试，陈诚之在策论中强调，“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并劝“陛下任贤不贰”，即专倚秦桧为相，遂得状元。当时第二名是秦桧养子秦熺，这里不做论述。第三名杨邦弼也是持同一腔调，说“今日休兵息民之计，诚为得策”，“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自此以往，欲得金榜题名，便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了。
•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记载，秦桧官拜太师时，由程克俊起草制词，其中有“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庙算无遗，固众人之所不识；征车远狩，惟君子以为必归”之句。所谓“征车远狩”，是指皇太后韦氏归朝。秦桧十分喜爱后一联骈文的对仗工整而精巧，便通过宋高宗，援引程克俊为签书枢密院事，充执政。

围绕着“皇太后回銮”，天子“圣孝”掀起了一场以文争宠献媚的闹剧

• 官员黄达如因贪污腐败被弹劾，他到济南上奏说:“太后回銮，梓宫还阙，兹为盛事，望宣付史馆。仍令词臣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然后褒功罚罪，大明黜陟，将前日异论沮谋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议者，重加旌赏。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灵，少纾太母留滞抑郁不平之气。”宋高宗当即采纳了这个脏官的建议，一时“献赋颂者千余人，而文理可采者仅四百人”，真是盛况空前。皇帝龙颜大悦，特“诏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一次”，其中获得第一名者是大理寺正吴㮚(lì)，其颂词《会编》卷233记载:“於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辅臣稽首，对扬圣志，惟断乃成，愿破群异。”既赞美了“辅臣”秦桧，又讴歌了天子的“圣志”。
• 秦桧养子秦熺也不甘人后，也以“史臣”的身份参与了歌功颂德，他说:“上孝悌绝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以二圣、母后之在远也，忧思感伤，戚戚无一日舒容，举足出言，宸念未尝少忘，衣不重帛、食不二味，居处惟茅茨之陋，自奉悉简素，有旨有能还二圣、母后者，王侯节钺，尽以充赏。问安之使，奔走道路，殆无虚月”。“上以宗庙、社稷之重，下爱惜生灵，且念梓宫未还，母后、兄弟久隔，亦灼见敌情，保其无他，奋然独断，桧力赞上，以为图谋和议”。“臣等窃惟金人为中国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和，实今日至计。前后用事三臣……”。在连篇累牍、洋洋大观的文字背后所包藏的，其实无非是宋高宗和秦桧的理亏心虚。

经历大规模歌功颂德活动后，为获取功名利禄，文丐们各出奇招博取富贵

• 熊彦诗本来是赵鼎的门客，常年担任闲职，但他贪恋权势，遂乘秦桧升迁太师之际，上启致贺，其中有一联说:“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所指的是北宋末开封围城中秦桧上书金人之事。秦桧对此十分欣赏，熊彦诗因此由主管台州崇道观的闲官改任永州知州。后来秦桧妻党王酽起草秦桧的一份加恩制，也原封不动地照抄此联，以搏取秦桧的欢心。
• 黄州知州曾惇向秦桧进献绝句十首，其中有“和戎诏下破群疑，无复旄头彗紫微。屈己销兵宜有报，先看长乐版舆归”。“吾君见事若通神，兵柄收还号令新。裴度只今真圣相，勒碑十丈可无人”。“淮上州州尽灭烽，今年方喜得和戎。问谁整顿乾坤了，学语儿童道相公”。“沔鄂蕲黄一千里，更无人说岳家军”等句。秦桧进献给宋高宗，皇帝大喜，“与升擢差遣，任满”，改台州知州。
• 其他如婺州进士施谔进献《中兴颂》和《行都赋》各一首，《绍兴雅》十篇，宋高宗“诏永免文解”。大理少卿李如冈为秦桧生日写百韵诗，居然超升吏部侍郎。前面讲述的程敦厚因上书和写信升官后，又进献《绍兴圣德》诗，“极言和议之效”，另又有献秦桧诗，其中有“诞生圣相扶王室”之句。尚书省奏，说他“用意可嘉”，宋高宗遂命程敦厚升直微猷阁。常州知州钱周材也因献《绍兴圣德》诗，宋高宋下诏充集英殿修撰。

宋高宗倡导的为自己降金乞和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即使一些正值的士大夫也被迫参加

《文定集》卷1《应诏言弭灾防盗事》:“称之者以为圣人，尊之者以为恩父，凡投匦之章，造庭之策，不谋而同，归美于一德元老。”

当年文丐奔竞之作大多已毁，但在少量传世作品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其阿谀之肉麻程度。如臣僚称诵皇帝，则有“大功魏巍，超冠古昔”之词，宋高宗成了功业最圆满的千古一帝。《要录》记载张嵲(nie)向宋高宗献诗，说“皇帝躬行，过于尧、禹”，宋高宗下诏嘉奖。刘才邵写诗赞颂宋高宗说，“君王圣母与天通，预建慈宁广内中”，“明诏重颁浮论息，共知至计出天衷”，同样也得到嘉奖。

谄诗和谀文作为以人格交换利禄的商品，也难以逃脱商品流转的规律，如果说在最初尚是物以稀为贵，后来商品愈多，就愈加贩值，要博得宋高宗和秦桧的欢心，也就难上加难。值得注意的是，在乌烟瘴气之中，即使某些有血性的士大夫，也迫于权势，或出于某种原因，而参加了为宋高宗和秦桧歌功颂德的行列。

《永乐大典》卷917记载在南宋初，以直言敢谏而著称的胡寅，建炎时批评宋高宗不该即位称帝者，仅有陈东和他两人而已。他因力主抗金，而遭贬责。但他却为张子期代笔，上启秦桧，称他“命世大贤，兴邦元佐。蹈危履险，确然金石之不移；守信资忠，炳若星辰三有度。一登揆路，大振邦荣”。“秦汉已还，勋庸莫二，盖以伊周之术，赓陪尧舜之都俞”。

就连有爱国词人之称的张孝祥，也没能幸免。他虽反对秦桧专权，而有志于抗金，但他在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考中状元的策文中，却不得沿用当时的陈词滥调说，“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弓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

胡寅、张孝祥等人的文字，虽然大抵是违心之论，但也毕竟构成了他们个人历史上的污点。这说明在那种令人窒息的专制高压政治下，士人要维护古代儒家十分强调的名节，确是难乎其难的。

结语:为宋高宗和秦桧歌诵圣明的文字，固然不乏构思巧妙的佳词丽句，但稍明事理者拜读后，也不能不产生一种令人作呕之感。高明的意匠和文采，低劣的情操和追求，便是此类诗文的基本特征。宋高宗和秦桧倡导的为自已降金乞和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在本质上当然是自欺欺人的行为。其自欺欺人的性质，在这些聪明的倡导者和讴歌者中，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清楚的。这涉及了历史上专制统治者一种并不太少见的变态心理。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倒行逆施难以逃避天下公论的谴责，感觉到心灵的卑怯和虚弱之际，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慰藉和麻醉。

资料参考:《要录》、《永乐大典》、《宋史》、《斐然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文定集》、《会编》、《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