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网友批《长安三万里》篡改历史，以历史为蓝本的影视改编尺度何在

摘要：文离史则无稽，史离文则无趣。

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国漫电影《长安三万里》最近遇到争议。有河南洛阳的网友提出，片中李白、杜甫首次相遇本在洛阳，影片中被改到了长安；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三绝合体”也从洛阳改成扬州，认为电影“不尊重历史”“伤害洛阳人民感情”。

无独有偶，票房提升的《封神第一部》近日释出主创人员走访各大博物馆和遗址的片花，也被一些网友批评“魔改”纣王、妲己、姬昌等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形象。

涉及历史的影视作品，要不要严格遵从史实？艺术改编与还原历史之间的度，究竟该如何把握？

李杜相逢处被改，主创、专家怎么看？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中午13时42分，《长安三万里》票房已突破13亿元。而在豆瓣上，近28万观众打出了8.2分，成为暑期档评分第二高的电影。

不过，日前该片在洛阳路演时，有观众打出“日月同辉，史诗相遇在洛阳”表达不满，原因是历史上记载李白与杜甫首次相遇是在洛阳，但影片中变成了长安。此外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三绝合体”也发生在洛阳，但片中却是扬州。一些洛阳网友对于洛阳元素未出现在片中表示“很伤洛阳人的心”。

《长安三万里》洛阳路演现场观众提问为何“洛阳戏份被掩盖”

李白、杜甫的洛阳首次相遇被改到长安，是硬伤吗？诗词专家、上海觉群诗社社长胡中行介绍，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因得罪权贵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在洛阳遇到杜甫。他认为，作为唐代诗坛的“双子星”，李杜首次见面在历史和文化层面是一次重大事件，理论上不应轻易改动，“这么大的事件将地点进行改动的确欠妥。”他建议，可以借助一两句台词，既不改变剧中设计，又能传递二人首次相会是在洛阳的史实。

“《长安三万里》是一部在历史基础上重新创作的，有一定的幻想性的动画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洛阳还是长安的问题，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程波看来，不能离开艺术角度去抠细节真实。从事编剧工作的张女士也赞同这一观点：“这部电影中‘长安’更像是一个抽象化的指代，让重要故事发生在同一个舞台具有象征意义。影视作品应有其独立性，对于文史学者来说这个细节不能改变，但在电影创作来看可以适当改变。”

路演现场，《长安三万里》的主创也被观众问到属于洛阳的情节为何被更改。该片导演谢君伟坦诚李杜相会在历史记载中发生在洛阳，这部电影是以高适的视角展开，“我们看到的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其实是他们人生的一些轨迹，在我们片中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大处不虚，小处不拘

以考据的眼光看待《长安三万里》，其实有不少与历史记载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电影中说李白是因为商人之子的身份不能参加科举，通过“行卷”才能进入仕途，但行卷是唐代科举过程中的一个惯例，考生会在科举前把作品投谒给学界名流以得推荐，并非因为科举无望才为之。电影中的青年杜甫形象被塑造得乐观、开朗，但《新唐书》中概括杜甫“褊躁傲诞”。还比如影片中花了不少笔墨描写李白为入赘请教孟浩然，同样于史无证。

同样的争议也出现在暑期档另一部电影《封神第一部》中。电影开场，商纣王殷寿率兵攻打不肯臣服的有苏部落致其灭亡。但历史上有苏部落选择屈膝投降，献上财宝及妲己。一直被记载为暴戾凶残的殷寿，片中竟是因才能出众却得不到父亲赏识而误入歧途的将雄；助纣为虐的妲己则成了理解丈夫、一心报恩的形象，两人的关系成了相互欣赏的“双向奔赴”。而片方释出主创人员走访博物馆、考古遗址的视频，让一些观众难以接受，“难道这就是还原？”

“长安”代表一种意象

不过在程波看来，涉及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原则是“大处不虚，小处不拘”，“关键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他表示，《长安三万里》中的长安是一种意象，代表着理想，三万里则是现实和理想的距离，讲述不起的大唐、了不起的诗歌和理想，在这样的视角下李杜相遇的地点在全片框架中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处，不管是洛阳还是长安，代表的都是大唐盛世的都城，各地年轻人心向往之的地方。“如果完全根据史实来，要多出一个地方，又难以整合在整体意象和主题脉络下。这样的‘小处’对人物构建、人物关系、主要矛盾等是可以不拘泥的，一定程度的改编和虚构可以让故事更凝练，少一些枝蔓。”

他强调，大处和小处和影片题材、类型有关。“如果《长安三万里》是一部讲述李白、杜甫的传记色彩的正剧，那他们相遇的地方就是大处，不能轻易改动。”

“文史本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文离史则无稽，史离文则无趣。”胡中行也认为应该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改编。如片中设定高适年轻时有口吃的毛病，虽无史料记载，但从他“年五十始为诗”，在文学上大器晚成来看，这样的设计有一定合理性，“我们不能用历史正剧的标准去衡量《长安三万里》。”

历史改编的底线何在？

《封神第一部》情况比《长安三万里》更加复杂。因为时代久远，历史对商纣王的记载并不详细，如今学术界也有争议，加之许多观众对这些人物的形象构建更受到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及后续诸多影视作品影响，在张女士看来“已经不能完全视为历史人物了”。她认为《封神第一部》从编剧的角度是成功的，在不改变历史人物命运走向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再造，“比如很多记载和后世小说都强调妲己借纣王作恶，但这部电影改编了这种‘红颜祸水’的设定。片中许多这样的改编，从故事的角度是符合逻辑的，从人性的角度是自洽的，通过创作填补了历史与神话间的空白。”

《封神第一部》片花中有主创走访全国各地博物馆、历史遗迹的影像

和张女士一样，胡中行认为艺术化改编历史的底线就是“不改变历史人物的命运走向”。胡中行举例，元代马致远在杂剧《汉宫秋》中，将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的故事，改编为王昭君并没有嫁给匈奴单于，而是在汉蕃交界地投水而死以明心志。“这种艺术处理在民族压迫严重的元代具有现实意义，也成为元杂剧中的代表作，但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来看，同样属于‘魔改’。”而另一个为观众熟悉的案例是高分电视剧《甄嬛传》，原著小说架空的故事背景被改编为清代雍正年间，雍正、年羹尧等角色都借用历史原型，但后妃合谋弑君的结局，“超出了艺术允许的合理想象”。

“文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是不能随意改的，比如‘嘉定三屠’不能替换成其他地点，在写作历史剧时尤为要注意。”胡中行认为，《长安三万里》虽有疏漏，但总体不错，对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意义，观众应该抱着宽容的态度看待。“影视作品是传播历史文化的好途径，但观众也不能依赖看影视剧学历史，还是要去博物馆看文物、阅读相关书籍等，影视作品只是引导。”

从事多年语文教育工作的胡瑾介绍，影视作品这样的流行文化对青少年认知影响很大，近年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讨论，让更多年轻人能分辨其中的界限。“过去诗词填空‘天若有情天亦老’，有孩子下一句接‘我只担心等不到’。但如今我们已经在网上讨论李杜首次相会的地点该如何呈现。影视剧有创作的空间，但现实中更应加强对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