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常识、共识与共情

【内容提要】对常识、共识与共情进行概念和内涵辨析有助于为高效能跨文化共情传播提供一种理论思考。共情的对象是差异性的文化常识而非共识。在实现共情的要素中，语言交流是重中之重，因为语言是解码和编码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能够帮助理解和分享他者情感与体验，助力达成跨文化传播的共情结果。而使用语言过程中保持和传递善意，是达到共情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跨文化交际中，常识、共识与共情所需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常识需要了解和知道;共识需要尊重和包容;共情需要换位思考。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常识 共识 共情 语言

一、常识与共识辨析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认为，常识是一种文化特定的思考方式，它因文化而异。跨文化交流中，对常识的讨论可以联系“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出现的原因。一个来自东方文化的个体前往西方国家生活、学习或工作，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不仅仅是可见的语言、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不同，他/她还会惊讶地发现许多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变得陌生起来，譬如一些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西方国家不被接受甚至被打上“不礼貌”的标签。那些曾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于来自东方文化的个体而言就是他的文化常识，是其从自身的文化经历中累积而成的认知，但是因为它们在新的文化中不再是常识，也因此让东方个体产生了文化“震惊”或者“休克”。

常见的导致文化休克的常识主要是礼貌与礼仪常识、时间观念常识和社会层级常识。例如，在一些文化中，直接询问对方年龄或收入是不礼貌的;而在另一些文化中，这可能是很正常的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需要注意到不同文化中关于礼貌与礼仪常识的不同之处，以避免造成误解或冒犯。此外，时间观念也是一个常见的具有差异性的文化常识。在一些文化中，时间被看作是一种宝贵的资源，需要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而在另一些文化中，时间被看作是一种可以灵活对待的概念，事情可能会按照自然的进程进行，而不受时间的限制。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时间观念的不同之处，以便更好地协商和安排会议或约会等活动。此外，在一些文化中，社会层级和等级制度是很重要的;而在另一些文化中，人们更加强调平等和民主。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社会层级与等级制度的常识，以避免处理问题不当而对他人造成冒犯，例如错误使用敬称。这些因文化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的常识多是无形的，不可触摸也不可见，但是却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文已经了解了文化常识，下面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共识”。回到文首提到的遭遇文化休克的东方文化个体案例，他人所持有的在特定文化区域内所形成的常识被误认为是一种“共识”，但实际上是他人所在的文化圈层中被不同个体广泛接受的知识，是通过在特定社会中的经验、互动和观察，日积月累所获得的被认同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常识是一定时间和区域内，大家都已经接受的、相对而言约定俗成的内容。而共识则多是在跨文化的中间区域，持有不同文化常识的群体所要致力达成的状态。这种致力于通向共识的状态与过程，如果用加拿大人类学家卡莱沃·奥博格(Kalervo Oberg)提出的个体在异域文化适应过程四阶段分类法，它不是蜜月期(honeymoon)或挫折期(culture shock)，而是属于调整期(adjustment)和适应期(adaptment)。到了第四个阶段，个体的原有文化常识已经与异域的文化常识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而“新共识”的主体可能是进入异域的原文化常识持有者，可能是异域内部的文化持有者，也可能是两者共同改变以奔赴一种共识。当处于跨文化交际中的个体意识到差异的存在，并有意避开导致对方不满的行为，这已经是一种达到共识的状态。

所以，共识是指人们在沟通过程中达成的一致或共同的认识，而常识则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接受的基本知识或理解。因此，共识是相对的，因为它依赖于沟通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商，而常识则是较稳定和普遍的。跨文化交流中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共识往往不容易达成。其中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一方文化持用者拒绝理解一种现状——自己所认同的常识不能被对方文化所接受。这一现象常外化成日常生活中的一句口头语：“这显而易见的常识，他(他们)怎么就不懂?”这里面所包含的问题就是当事人希望自己的常识也是他人接受的常识，或者说是二者之间的共识。

此刻，认为自身的文化常识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当事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文化常识和科学常识的区别。文化常识的核心元素与“人”有关;而科学常识的核心元素与“物”有关。如果一个常识是科学常识，比如物体热胀冷缩，太阳东升西落等这类关于物体存在方式的一些客观规律，这种常识是可以持久不变的，属于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如果是在讨论文化常识，那它就是主观的、个体经验性的，并非永恒不变。科学常识可以不受环境和时间的控制，但是文化常识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在不同的环境和时代，其内容会有所不同。所以在讨论文化常识的时候，类似“天经地义”和“显而易见”这样的描述是武断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建立在某种本地文化的基础上，这种文化认知对于身在其中的个体而言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不同社群的个体而言则不然，不能轻易地被认定为普遍真理。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文化是一种符号，是一种阐释建构。个体需要注意到文化认知差异背后的被阐释的语境，才能真正理解不同的文化。他在《文化的阐释》一书中说：“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人是悬挂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我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分析解释貌似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对于如何弄清楚那些“貌似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格尔茨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常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他认为常识是被建构的文化体系，比如被外人看作不可理解甚至怪诞的赞德人(Zande)巫术的知识对他们自身而言是一种“常识”。格尔茨提出“文化内视角”的观点，即，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用“文化持有者的内视角”，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文化概念生成，从而达到对差异的地方性文化常识的理解。

二、共识的目标是共情

具有地方性本质的文化常识会阻碍跨文化交流中文化共识的达成，因为人们可能倾向于将自己的文化常识强加给对方，导致对方难以理解和接受。接着以赞德人的巫术为例，“巫术”，这种对赞德人而言是一种“常识”的知识是难以改变的。同样，赞德人文化圈层之外的旁观者想要改变赞德人的“巫术观”，其困难程度与让他们改变自己对此种地方性文化常识所持有的批判观点一样困难。因此，这种文化碰撞的理想发展方向是：一方面让赞德人意识相关文化观念的多样性，逐渐接受本民族的地方性常识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进而愿意做出改变;另一方面，外围文化旁观者可以从赞德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地方性常识，承认理念差异的存在，尝试理解并积极沟通。只有在这种关注认知差异出现的原因、互相尊重和包容的状态下，双方才可能共同奔赴共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共识并非要达成完全一致的观点，而是达到一种对他者文化差异性的认同。如果持有不同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的文化群体能够知道和理解其他文化群体的差异性文化状态的存在，也即是对区域性文化的差异性做到认同，那么跨文化交际则能够更加有效和顺利地进行。

纵观跨文化交际中的共识现状，如果共识是对区域性知识存在差异的认同，或者说，如果共识所要追求的不是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且必须一致的常识，而是双方对文化差异的相互理解，即文化共情，那么这种共识就容易实现且可持续。要成功达到这种共情需要跨文化交流的双方了解他者的地方性文化常识。前文已经阐明在跨文化交际中，共识和常识是不能被忽视或混淆的两个概念，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验可能导致不同的地方性的文化常识，反映了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社会经验。不同文化群体所形成的常识可能会产生摩擦和误解，因为人们会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常识是普遍适用的，而不是某种特定文化的“限定品”。因此，更多地了解和知道不同文化群体的差异性常识在跨文化交际中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了解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经验，人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对方的常识从而达成共识。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深描：迈向文化阐释的理论”(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篇章中，借鉴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提出的“深描”概念，深刻理解与分析差异性文化背后的要素并进行阐释，因为被一个文化群体认为是普遍、自然、正确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建立在特定背景之上的，涉及历史、地理、宗教、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因此，要想理解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常识，就需要深入了解这些文化的背景和传统，这样做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中的习惯和行为。为了避免文化常识的干扰，双方都需要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以便更好地接受和理解差异。跨文化交流的双方都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经验是有限的，并且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存在也是正常的。通过接受和欣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尊重对方的观点和行为，而不是将自己的文化常识强加于对方。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而是通过交流和反馈达成对文化差异之处的相互理解和欣赏。跨文化交流的双方需要建立共同的目标，并以此目标为基础达成共识，并非要形成双方都接受的完全一样的观点，而是双方尽量寻找相通点和可以互相理解之处，如果将共情作为跨文化交流的目标，这将促进文化交际双方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并减少误解和冲突。

三、共情需要发挥语言的善意

共情的英文词汇是“empathy”，词根源于希腊语“empathia”，意为“感同身受”，这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也是高效能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情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情感和体验的能力，它是一种情感和认知过程，它使跨文化交流的双方能够感受和理解他者的情感和经历，从而对他者的行为和想法产生共鸣和理解。共情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实现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共情的对象不是共识，而是带有差异性的文化常识。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常识，这些常识和价值观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了解对方的文化常识并尝试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事情，可以帮助建立跨文化交际中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跨文化交际中的共情比相似文化背景下的共情更为复杂，这是因为文化背景极大地影响一个人对不同情境的情感体验。因此，要有效地共情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共情并不意味着必须达成共识。实际上，共情更多的是对差异性常识的理解和接纳，即在尊重他人的文化差异基础上，努力理解和感受他人的思想和情感。

共情是一种情感体验，它基于个体对他人情感状态的理解和感受，而不是基于对他人信念、态度或行为的认可或否定。在跨文化交际中，良好的沟通技巧是达到共情的关键。参与跨文化交流的双方都应该采用清晰、简洁和具体的语言，确保对方理解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伊索寓言》中说过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东西还是舌头。这是一个比喻，它将语言比作舌头。当我们用爱和善意的语言与他人交流时，可以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关怀和支持，增强互信和感情，促进合作和共同发展;而当我们使用充满恶意和仇恨的语言时，则会伤害他人的感情和尊严，破坏信任和合作，导致负面影响和后果。语言的使用需要经过考量和推敲，充分发挥语言善意的可能，避免随心所欲的指责。尼采也说过：“语言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呼应者还有维特根斯坦，他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跨文化交流双方应该注意到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在对方文化中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帮助对方理解自己的观点和行为。格尔茨认为：“如果我们能试着用别人看我们的方式去看自己，可能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用本性相通的角度看他人是一个人应该做到的最基本的体面。但是，要想形成宽广的胸怀，需要再辛苦一些，将自己放入他者之中，认识到自己的地方性例子只是众多人类生活的局部展示，我们的一个案例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我们的一种世界只是众多世界中的一个，如果不做到这一点，那么所谓的客观就是沾沾自喜，所谓的包容就是一个谎言。”当人们能够彼此了解和理解对方的情感和想法时，他们就更容易建立起情感共鸣和互信，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的和谐与发展。共情的关键是推己及人，从他者文化的角度设身处地思考文化差异。

要达到这种和谐与发展，需要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以自身的共情来激发他者的共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在了解不同文化的共情方式、适应性地沟通和提高对异质文化的敏感度等方面努力。关于如何让语言成为化干戈为玉帛的礼物，取得共情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的一系列重要演讲、署名文章和寄语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范例。他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国家的听众，会引用不同国家的谚语，并与中国智慧相链接，展现了独特的语言风格，成功引发听众的共鸣，彰显出语言传递善意引发共情的效能。

本文试举三个典型实例：在2012年2月20日中国—爱尔兰经贸投资论坛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引用爱尔兰的谚语“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You’ll never plough a field by turning it over in your mind)，号召中爱两国政府和工商界一起行动起来，合作攻坚，共创美好未来。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引用东南亚的谚语“水涨荷花高”，非洲的谚语“独行快，众行远”，和欧洲的谚语“一棵树挡不住寒风”，然后引出中国的谚语“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津巴布韦《先驱报》(The Herald)发表题为《让中津友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的署名文章，其中引用的津巴布韦的谚语——“一根柴火煮不熟萨杂(Chikuni chimwe hachikodzi sadza)”，来呼应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他用这些不同对象国听众都耳熟能详的生动比喻，成功拉近了中国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人们之间的距离，也更容易让受众产生共鸣，并更深刻理解中国外交原则——“合作共赢办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外经典名句的生动运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语言表达方式，它可以让思想表达更加有力度、有深度，同时也传承了历史文化，增加了共鸣和感染力，对于跨文化交流者运用并发挥语言的善意以促进国际交流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借鉴。

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中，常识、共识与共情是三个重要因素，他们相互联系，有时互为因果。共识的目标不是要统一具有地方性本质的文化常识，而是要在承认常识的差异性基础之上，致力于达成文化共情。同理，文化共情的对象是差异性的文化常识而非共识，达到共情需要对文化常识的差异性拥有深刻理解和深描能力，只有通过理解和接纳文化差异，才能建立起不同文化之间真正的信任和亲近感，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本文认为在实现共情的诸多要素中，语言交流是重中之重，因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是解码和编码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能够帮助理解和分享他者情感和体验，是达成跨文化交流中共情结果的重要因素。而使用语言过程中保持和传递善意，是达到共情的重要前提条件。论文所阐释的主旨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常识、共识与共情所需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常识需要了解和知道;共识需要尊重和包容;共情需要换位思考。

王敬慧系清华大学外文系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方向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