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龙 | 元末明初何真形象的建构及其政治文化史意涵

元末明初何真形象的建构及其政治文化史意涵

——以当朝国史《明实录》传记为中心

刘小龙

基本信息

内容摘要：当朝国史《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乃是元末乱世保境安民的乡豪、元明易代之际识时务知天命的顺臣、新朝奔波劳苦的功臣。可见，明代官方对何真的盖棺定论是正面、肯定的。结合其他文献综合分析，可知《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基本符合史实。但是，史官们有意遮蔽、弱化了何真另外两种形象，即好儒的文人、故元王朝的忠臣。这一人物形象建构过程贯穿着当朝政治压力、正统修史理念感召二者之间的博弈，体现着史学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共进与互动的关系。这例个案的考察，也表明：研究相关历史人物，需要重视《明实录》传记及其相关记载的史料。

作者简介： 刘小龙，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史研究。文章原刊：CSSCI集刊《现代传记研究》第19辑（2022年12月），第208-220页。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何真（1321-1388），字邦佐，号罗山，东莞人，对于彼时广东政局和明初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认识、研究元明之际相关历史，无法回避何氏，因此学界重视对其人的研究。①既有研究不同程度地参考、引用当朝国史《明实录》（谢贵安，《明实录研究》 16）的有关记载，但是主要视角是家史、地方史、正史，缺乏当朝国史角度。

《明实录》对于何真及相关历史研究具有独特价值：一是它成书时间早于何氏家史、明清方志、清修《明史》，更具原始性；②二是它建构的何真形象体现着明朝廷官方意志，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着后世（特别是万历中后期以降）史籍的叙述基调，同时人物形象建构过程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史意涵。目之所寓，迄今尚无论著专门研究当朝国史视阈中的何真形象。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诏令、时人文集、《明实录》、何氏家史、碑传、方志、正史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尝试回答如下问题：《明实录》建构出怎样的何真形象、是否符合史实，建构过程中蕴含着怎样的政治文化史意涵。

一 当朝国史《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

《明太祖实录》是记载何真事迹的主要文本，其相关史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传记，较为集中地记载何氏的生平；一是遵照编年体裁分散记载何氏某一事迹。据初步统计，其篇幅超过2000字。相比之下，多数方志、清修《明史》（约628字）的篇幅难以望其项背。凭籍这些史料，史官们建构出当朝国史中的何真形象。

其一，元末乱世保境安民的乡豪形象。

陈友谅部将熊天瑞曾兵锋所指岭南，《明太祖实录》记载何真率军成功抵御此次外敌入侵。元至正二十三年熊天瑞命人在南雄打造战舰，同时攻陷韶州，积极备战。次年，战舰完成，熊氏率兵进攻广州。何真领军与之战于胥江，初期战况不利，突然天下大雨，雷电击毁熊军战舰桅杆“舟不能进”，何军趁势反攻，熊军败退。（213-214）胥江之战，何真成功粉碎外敌入侵，保全广东民众，其保境安民的乡豪形象跃然纸上。

除了消除外患之外，《明太祖实录》记载更多的是何氏剪除内乱、以安生民，如两则何真传记分别记载：

元末兵乱，岭南盗贼蜂起，真遂退而家居。已而，群盗剽掠其乡，乃结豪民，集义兵，保障乡里。及乱兵据惠州，真率众复之……时南海寇邵宗愚陷广州，真率众击走之。（542）

元至正间，岭南盗起，焚掠州郡。真集义兵，保乡里。及群盗攻惠州，真率众破走之，城赖以完……既而剿灭群盗……守惠州。南海盗邵宗愚陷广州，真与子弟率兵分四路击之。宗愚败走，遂复广州……时中原大乱，南北阻绝，真益练兵据险，保障一隅。（2833）

这些记载建构出何真平定乡里、惠州、广州等岭南“盗贼”内乱，保一方生民平安的光辉形象。

此外，《明太祖实录》也多次记载朱元璋称赞何真保境安民。如洪武元年三月，何真遣使奉表迎降，实录追述先前明太祖诏书褒扬何氏：“保境安民以待有德……尔连数郡之众……”（537）又如洪武二十年七月，朱元璋封何氏为东莞伯，实录抄写铁券诰敕云：“尔何真率岭南诸州壮士保境全民，邻敌不敢窥其际，岭南之民莫不于尔仰赖。”（2761）再如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何荣承袭乃父爵位，实录转载诰敕曰：“尔何荣父东莞伯何真，昔能辑众，保有岭南。”（2863）前述史料中“保境安民”“保境全民”“保有岭南”云云，无不彰显出何真元末乱世保境安民的正面形象。

其二，元明易代之际识时务知天命的顺臣形象。

何真率众归附明朝廷，朱元璋给予极高评价，盛赞其为识时务、知天命的豪杰。《明太祖实录》对此进行了记载，如洪武元年三月明太祖的诏书就将何氏“不劳旅师，先命来降”类比为历史上窦融、李勣等识时务、知天命的豪杰。（537）

洪武元年闰七月，何真率其官属入朝。《明太祖实录》较为详细地记载朱元璋与何氏之间的对话：

上谕之曰：“天下分争，所谓豪杰有二，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越，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谓识时达变者矣！”

真叩头，谢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今主上除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景从。臣本蛮邦之人，始者逢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594）

两人言语之间或有相互吹捧之感，然而他们共同渲染出明朝廷天命所归、何真识时务知天命的氛围是不言自明的。

洪武二十年七月，册封何真为东莞伯，明太祖更是将何氏抬升到归附者中最识时务、最心悦诚服的地位：“洪武初，朕命将四征所在，虽有降者非义旗临境则未附……尔真独心悦诚服，罄岭南诸州，具表入朝，非识时务者乎？”（2760-2761）其中“尔真独心悦诚服”云云，一个“独”字更加突显出何氏识时务、知天命的顺臣形象。

《明太祖实录》在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言：“王师南征，真即款附，遂入觐贡献……初赐诏谕，援例当进缴，真叩头乞赐藏于家，为后世子孙荣。”（2833）同年四月云：“俟朕平定之秋，不劳师旅，即纳其土地而全其民人，可谓深识时务者矣。”（2863）这些史料，特别是何真乞请违例将诏谕藏于家的细节，再次强化其识时务、知天命的顺臣形象。

其三，新朝奔波劳苦的功臣形象。

明朝廷对于归附群雄多授予官职爵位，但是真正任官临民、迁转多地者，恐怕只有何真一人。正如汤开建指出：“归降朱元璋的前朝人物，方国珍、李思齐仅授虚名，而何真不仅授以实职，而且很快就转为布政使。”（103-121）

《明太祖实录》对于何真归附后任官和理事经历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洪武元年闰七月，明太祖授予何氏江西行省参政，并说明原因和期待：“念江西地近广东，是用特授尔江西行省参政，以表来归之诚……卿今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辅我国家。”（594-595）三年三月，何氏由江西行省参政迁为山东行省参政。（980）五年六月，何真奉命回乡收集旧部兵卒，送青州卫。（1371-1372）十五年正月，明朝廷起复致仕的何真为山西布政使。（2227）十六年七月和十七年闰十月，何真两次受命回广东，招集旧部兵校，送京师。（2418、2558）十八年正月，朱元璋任命何真为浙江右布政使。（2581）洪武十九年明朝廷调任何真为湖广左布政使。（2719）

此外，《明太祖实录》还记载何氏对于平定云南的贡献。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派遣何真及其子何贵同往云南，为明朝大军征讨云南割据势力“规画粮饷，开拓道路，置立驿传”。（2833-2834）

通过上述记载，可知何真任官和理事足迹所至江西、山东、广东、山西、云南、湖广、浙江多地，饱尝辛劳。他为朱元璋平定天下（如前引云南事迹）、安抚新归附地民众（如历任多地亲民官）、消除地方割据隐患（如3次奉命回乡收集旧部兵卒）作出了贡献，可谓功臣。

二 何真形象的真实性与多重性

在“目睹”了《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之后，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文本呈现的人物形象是否符合史实？这需要综合分析多种类型的史料。

首先，考察时间早于《明实录》的文献。廖永忠《谕元左丞何真书》（约洪武元年二月）、何真《上廖平章书》（约洪武元年二三月间）、朱元璋《赐元左丞何真奉表归附诏》（约洪武元年三月）、宋濂《惠州何氏先祠碑》（约洪武九年）、朱元璋《御赐封东莞伯何真铁券制》（约洪武二十年七月）《谕祭东莞伯何真文》（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御赐何荣袭封东莞伯诰文》（洪武二十一年四月）等史料，③它们或是实录编修的史料来源，或是当时人记当世事，均为第一手材料，具有很高的可信性。这些史料，同样呈现出何真的乡豪、顺臣、功臣形象。

其次，分析时间晚于《明实录》的史料。典型者如何崇祖《庐江郡何氏家记》（约宣德九年）、黄金《开国功臣录》（约弘治三年）、黄佐《广州人物传》（正德年间）、焦竑《国朝献征录》（约万历中叶）、郭棐《广东通志》（万历三十年）、张二果《东莞县志》（崇祯十二年）、清修《明史》（约乾隆四年）、陈伯陶《东莞县志》（民国十六年）等文献。这些史料，也呈现出何真的乡豪、顺臣、功臣形象。需要补充说明两点：其一，这些文献晚于《明实录》，但是它们中不少史籍是独立于《明实录》之外的另类叙述系统，因为明代实录编修完成之后，秘藏宫禁，其大规模流传到民间始于万历十六年（谢贵安，《明实录研究》 37），所以在此之前形成的民间文献无法直接参阅实录相关记载。因此，它们可以验证实录记载的真实性。其二，除了前文列举的典型文献之外，明清时期还有诸多史籍记载何真事迹，或是残缺不全，或是内容简略，或是因袭转述前文所列典型文献的内容，④虽然笔者均有翻阅，但限于篇幅恕不逐一罗列。

上述文献，从类型性质上看囊括诏令、时人文集、家史、碑传、方志、正史，编修主体既有民间个人、也有明代地方当局、还有清代官方，它们共同验证出《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基本符合史实。

然而，当我们将视线转向时人文集、家史、碑传、方志、正史等文献时，可以发现它们还呈现出何真的其他形象。

其一，好儒的文人形象。

如果说《明实录》建构出何真乡豪形象是彰显其“武”，那么何氏“文”的面相却表现得苍白无力。其实，何真也是一位好儒的文人。

洪武九年，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就曾夸赞何氏“笃于礼义”（578），“礼”和“义”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何氏的好儒形象昭然若揭。

何氏家史更是多次论及何真好儒，如好儒起因是其母亲的教诲，“吾父（指何真——引者注）未冠时，好驰马试剑，祖母谕曰：‘治平之世，不事诗书，图竖门风，顾弓马是尚……’父闻命,即肄业。”（何崇祖 3-4）又如与诸名儒交往，“父与郡儒黄观澜、孙蕡、林齐汉交游最笃”。（何崇祖 4）又如洪武二年何真出资修缮洪州名儒冯昂霄旧宅、刊刻《四书辑释》等书、派人前往福建浙江书坊购买经传子史文集、闲暇时与名儒黄文博等讲论。（何崇祖 49）再如家史载有何真的多篇诗词、祠训等作品。（何崇祖 51、55-59）另如家史自豪地说：“吾父文武医卜之书，无一不通。”（何崇祖 88）虽不免夸张，但反映出何真确有好儒的事实。

明代弘治年间，时人黄金评价何真“少英伟，好书剑……尤好儒术，平居读书缀文无虚日”。（484、488）此后，黄佐《广州人物传》、焦竑《国朝献征录》、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张二果等（崇祯）《东莞县志》等史书均认可这种评价。清修《明史》及方志如郝玉麟（雍正）《广东通志》、（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等也秉持这种看法。被今人刘志伟誉为“卷轶浩大、征引地方文献最为详尽”的陈伯陶等（民国）《东莞县志》也有类似记载。诚然，这些史籍之间或存在因袭转述的关系。但是，不少史书关于何真好儒的记载，乃是作者经过辨析而采信，特别是清修前朝正史具有相当的严肃性，不会轻率地抄录。因此，可以说这是人们形成的共识。

其二，故元王朝的忠臣形象。

何真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成长起来，自然也形成了忠君报国的人生追求。他曾赋诗云“鼎沸图存仅十年，平生忠义在安边”（何崇祖 49）便是有力的说明。

虽然《明太祖实录》提及何真仕元为官，如洪武元年二月，征南将军廖永忠至书何真，称呼其为“元江西分省左丞”（528）；又如归附明朝廷时的叙述“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536-537）；再如两则何真传记也有类似记载，“尝为淡水场管勾……以功授惠州路通判，升同知，进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帅……元立江西分省于广东，以真为参政，又升左丞”（542）和“尝为淡水盐场管勾……以功授惠州路判官，寻升同知……升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其后置江西分省于广东，乃授真中奉大夫参知政事。寻升资善大夫分省左丞”（2832-2833）。但是，相关记载不仅有缺略，而且也没有展现出何真对于元朝廷的态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实，何真是一位元朝的忠臣。元朝南台御史八撒剌不花授予何真河源县务，后转为淡水场管勾。（何崇祖 5）然而，社会动乱、官场腐败迫使何氏放弃入仕为官这条被人们视为惯例的忠君报国之路。可见，何真功业的最初起点是忠于元朝廷。

何真起兵、再次授官也展现出元朝忠臣的形象。与刘福通等揭竿而起、反抗元朝廷不同，何真起兵的道路，从儒家伦理角度审视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当王成、陈仲玉“构乱”乡里时，他先是“请于行省”，却因主政者受贿事败，而后才被迫“举义兵除之”。其后，何真平定黄常反叛势力，占据惠州、循州，成为独霸一方的政治势力。他并没有像其他群雄一样称王或自封官爵，而是接受元朝广东当局的再次授官“行省论功，授惠州府通判，寻迁惠阳路同知、广东都元帅”。（黄佐 508）

当然，最能体现何真元朝忠臣形象的，当属其三次向元朝廷奉表、进贡方物。至正二十五年中原群雄并起，通往元大都的陆路已阻隔，何氏艰难地表达作为臣子的态度，“命造舶,遣省都事鲁献道进表贡方物于朝”。这使奄奄一息的元朝廷非常动容，元顺帝激动地称赞“四方世臣尚政扈，岂期岭海自能克复藩镇奉表来闻”，随即对何氏进行赏赐、授官、推恩。（何崇祖 27-28）至正二十七年何真再次“差都事徐渊之以克复省治，贡方物于朝”，元朝廷再次赏赐、加官。（何崇祖 43）洪武元年春何真第三次“差都事刘尧佐、检校梁复初航海贡于朝（元朝廷——引者注）”。（何崇祖 44）当时元朝廷已濒临失去天下、退回漠北的边缘，何氏尚有一片忠心，着实难能可贵，“国乱识忠臣”的意味非常强烈。可见，何真与元朝廷之间进行着良好的互动。

拒绝割据岭南，同样突显出何真的元朝忠臣形象。当何氏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增强、割据称王条件成熟时（汤开建 103-121），部属陈符瑞建议效法西汉赵佗故事，割据岭南之地，自立为王。何氏非但没有听从，反而“戮之，示无二心”（郭棐 570），依然“受元正朔”（尹守衡 253）。

极具悖论性的是，归附明朝廷的曲折过程，也展现出何真的元朝忠臣形象。《明太祖实录》曾赞许何氏“王师南征，真即款附”（2833）和“不劳师旅，即纳其土地而全其民人”（2863），似乎征南将军廖永忠一发出招降文书，何真便立即响应。其实，事情的经过并非如此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何氏家史记叙：洪武元年春天，何真第三次派使者由海路奉表、贡方物于元朝。使者归程途中遇到明朝廷征南将军汤和、廖永忠，廖氏发出招降文书让使者带回广州。何真回书廖氏，虽然表示愿意归附，但是行文也流露出“失臣节以救生灵”的无奈，并没有立即奉表归附。当明朝军队从福建、江西两路进逼广东且入潮州境时，他再也无法举棋不定，最终艰难地决定立即奉表归附，被迫成为叛元降明的“贰臣”。（何崇祖 44-46）如果说何氏家史多少有些为尊者讳的嫌疑，那么《明太祖实录》透露出的信息则更具说服力：“真遣使由海道赴表于元，遇〔汤〕和兵，遂改其表文请降，且请人回报真。”（537）具体来说，当时何真并没有想归附明朝，所以派使者去大都请示元朝廷。可是使者在途中遇到明军，擅将进贡元朝的表文改为归顺明朝的降书。《明太祖实录》记载使者擅自篡改表文的情节，与何氏家史的叙述相去甚远。其原因待考，但是更加突显出何真的无可奈何：本来是向元朝廷的进表，却被使者改为归顺明朝的降书。加之，元朝廷的败亡已无可挽回“知天命有归，元祚已尽”，于是何真“率父老缟素大临于常衙厅”，表达对元朝廷败亡的哀悼。（尹守衡 254）这一令人唏嘘的场景，使得何真的元朝忠臣形象更加鲜活。

何真形象是复杂、多重性的，他集保境安民的乡豪、好儒的文人、明朝廷的顺臣与功臣、元朝廷的忠臣等诸多形象于一身。《明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只是其中某些部分，虽然基本符合史实，却是片面的真实。

三 何真形象建构的政治文化史意涵

史官们遮蔽和弱化何真好儒、忠元的秉性，使得《明实录》呈现出一个乡豪、顺臣、功臣的人物形象。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史官们为什么会如此建构，这一过程蕴涵着怎样的政治文化史意涵？

何真乡豪、顺臣、功臣形象源于明太祖生前颁发的诏令文书，史官们对此进行认可、承袭、强化，既属于正常的修史现象，又是皇权意志的体现。诏令文书是实录重要的史料来源，且它们所载内容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所以史官们认可、承袭、强化诏令文书中的何真形象，本无可厚非。然而，这毕竟是本朝人编修当朝国史，代表着官方对政治敏感人物（何真是事实上的开国群雄之一）进行盖棺定论，史官们不能不慎重对待。诏令文书中的何真形象，实质上是出自皇权的钦定，史官们自然不能也不敢从根本上背离这种体现皇权意志的历史基调。当然，这种总体上或全局性的认可、承袭、强化，并不能完全排除局部性或细节上的背离，如前文所述《明实录》关于何真使者擅自篡改表文情节的记载，就与顺臣形象没有达到高度一致。这也体现出在历史书写中，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矛盾与张力。

实录体史书的性质诉求和本朝政治利益，促使史官们遮蔽、弱化何真好儒的文人形象、元朝的忠臣形象。实录体史书的性质是建构大传主皇帝的光辉伟大形象，正如谢贵安所说那样：“（实录体史书）最大传主是皇帝，皇帝事迹以编年的形式贯穿全书，其众多的附传则适时插入皇帝编年中，形成了较纪传体更为紧密的君臣一体的史书形式，更加突出了皇帝的主导地位和大臣的附属地位，是唐代以来中央集权制强化的明显结果。”（《中国已佚实录研究》 438）因此，何真形象的建构是为了烘托明太祖的光辉伟大。类似的，在建构开国功臣刘基形象时，同样采用多种书写方式弱化、贬损刘氏，进而衬托朱元璋的英明和伟大。（谢贵安，《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 101-110）认识到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史官们遮蔽、弱化何真好儒秉性的内情。问题还在于好儒的文人当知忠义，忠义之士不会做叛元降明的贰臣，这恰恰与皇权钦定的何真本朝顺臣形象存在矛盾。作为严肃性、政治性要求极高的当朝国史，它自然不能像何氏家史那样称何真既是元朝廷的忠臣又是明朝廷的顺臣（何崇祖 96），所以它必然会选择最符合本朝政治利益的顺臣形象、隐没好儒知忠义的文人形象。同样是基于这些原因，何真的元朝忠臣形象不可能出现在当朝国史中。

上文的探讨表明：当朝国史建构的人物形象受到皇权意志、本朝政治利益的影响。这又一次验证着已故德国明史学者傅吾康那句著名论断：“实录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超然的学术活动。”（794）然而，不应忘记的是绝大多数史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抛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班固 2738），“秉笔直书”是他们修史追求的永恒目标。在当朝政治压力、正统修史理念感召二者之间不断博弈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明代当朝国史建构出的何真形象，必然会体现着史学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共进与互动的关系（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 97-105）。具体言之，《明实录》中何真的乡豪、顺臣、功臣形象，都有历史事实的基础，只是在建构顺臣形象时夸大了其归附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遮蔽了好儒的文人、元朝的忠臣两种形象。

结 语

在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影响下，细读文本，分析当朝国史《明实录》对何真形象的建构，可以发现他是元末乱世保境安民的乡豪、元明易代之际识时务知天命的顺臣、新朝奔波劳苦的功臣。这代表着明朝廷官方对其人的盖棺定论。比勘实录本体史料和其他文本史料，可知实录建构的何真形象基本符合史实，但是好儒的文人、元朝的忠臣两种形象被实录有意遮蔽、弱化。以文本与语境为切入点，解析实录中何真形象建构的政治文化史意涵，可以认识到：尽管《明实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特别是皇权的影响，但是它建构的人物形象依然具有相当的真实性，需要辩证地看待史学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共进与互动的关系。

在既往研究中，人们对实录传记重视不够，导致当朝国史视角缺位。本文的考察，突出当朝国史的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丰富对何真的认识和理解、为解读实录传记提供参考维度。王瑞来倡言：“在重视发掘新史料的同时，更应当重视基本文献的解读。”（82-90）因此，在研究相关人物时，需要重视《明实录》传记及其相关记载的史料。

注释【Notes】

① 代表性成果，汤开建《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周松芳《方国珍与何真不同历史际遇的原因及启示》（《台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郝强《何真传：诸版本明史的书法痕迹述论》（《兰台世界》2020年第2期）等。

② 记载何真事迹的《明太祖实录》三修完成于永乐十六年五月。何氏家史《庐江郡何氏家记》形成于宣德九年。现存最早的东莞县志（天顺）《东莞县志》、地方人物志黄佐《广州人物传》、最早的广东通志（明）戴璟、张岳（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均成书于明代中后期。清修前朝正史《明史》最终完成于乾隆四年。可见，《明太祖实录》成书时间最早。

③ 宋文收录在（明）宋濂《宋学士全集》（《丛书集成初编》第21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8-579页。廖、何、朱等文收录于（明）张二果等（崇祯）《东莞县志》（东莞：东莞市人民政府印中山图书馆藏明崇祯抄本，1994年点校本），第635-698页。

④ 如（明）卢祥（天顺）《东莞县志》残缺不全。（明）戴璟、张岳（嘉靖）《广东通志初稿》等记载非常简略。（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明）郭棐《粤大记》、（明）何乔远《名山藏》、（明）尹守衡《明史窃》、（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清）郝玉麟（雍正）《广东通志》、（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等则因袭转述前文所列典型文献的内容。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Ban Gu. Han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Guo Fei. The annals of Guangdong. The Existing Books Series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Vol.197.Jinan: Qilu Publishing House, 1997.]

何崇祖：《庐江郡何氏家记》，《玄览堂丛书续集》第4册。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

[He Chongzu. The history of the He family in Lu Jiang County. Continuum of Xuan Lantang book Series. Vol.4.Tai wa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1947.]

黄金：《开国功臣录》，《明代传记丛刊》第24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

[Huang Jin. The Record of Founding Ministers. The biography series in Ming Dynasty. Vol.24.Taiwan: Wenming Book Company, 1991.]

黄佐：《广州人物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Huang Zuo. The Biography of Guang Zhou. The Existing Books Series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Vol.90.Jinan: Qilu Publishing House, 1997.]

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上卷）》，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Frederick W. Mote et al…Cambridg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2.]

《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Records of Hongwu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of the Academia Sinica” ,1962.]

宋濂：《宋学士全集》，《丛书集成初编》第21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Song Lian. The whole works of Song Lian.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integrated book series.Vol.2118.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汤开建：《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03-121页。

[Tang Kaijian. A study about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ituation in Guangdong and the He family in Dongguan in Yuan-Ming Dynastie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1(2001):103-121.]

王瑞来：《子充必大——一个承平时代的士大夫传记的政治解读》，《史学集刊》2021年第4期，第82-90页。

[Wang Rui-lai. The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Zhou Bida’s Bi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4(2021):82-90.]

谢贵安：《明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Xie Gui’an. A Study of Ming Dynasty’ Memoir.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3.]

——：《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第101-110页。

[---. A Trial Analysis on the Account and Portrayal of Liu Ji in ‘A Real Record of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5(2013):101-110.]

——：《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第97-105页。

[---. How ‘The Faithful Record of the Empire Founder of the Ming Dynasty’ Portraying Zhu Yuanzhang.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5(2010):97-105.]

——：《中国已佚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The Study of China’s Lost Memoir.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3.]

尹守衡：《明史窃》，《明代传记丛刊》第82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

[Yin Shouheng. Huang Ming Shi Qie. The biography series in Ming Dynasty. Vol.82.Taiwan: Wenming Book Company,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