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抗战四年才对日宣战？

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天后，重庆国民政府发布文告，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国民政府也向德国、意大利宣战。

有人或许会表示疑问，我们现在说全面抗战，不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就开始了么？为什么过了四年多，国民政府才向日本宣战呢？

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过一场要不要对日本绝交宣战的争论。

支持绝交宣战的，以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宠惠为代表，他们给出的理由主要是是：可以把国内的日本人全部驱逐，避免日本间谍趁虚而入，防止他们进行信息收集、舆论造谣等破坏工作。

不支持绝交宣战的，主要以军事将领如程潜、何应钦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不绝交宣战，意味着只是局部战争，现在中国的军事实力与日本差距悬殊，仍旧有希望可以通过谈判停止战争。此外，中日之间仍旧可以照常通商，民众也可以在日占区和国统区之间自由往来。

最终，蒋介石还是决定不宣战，以“自卫”的名义抵抗日本的侵略。在蒋介石看来，“自卫”就意味着我们是被迫应战，不但能够说明中国人爱好和平，同时也能在国际上引起同情。此外，他还有一个军事策略兼外交的考虑，那就是“苦撑待变”。

这四个字，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首先总结出来的。他解释说，苦撑，就是中国军民用全部的力量，去抵抗日本；待变，就是等待世界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变化。

为什么要苦撑？

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当时的中日国力实在太悬殊。

1937年，中国工业产值为13.6亿美元，同期日本的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的工业实力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

这还是外在数字上的差距，真实的差距更为巨大。日本在全面侵华之前三十年，就建立了完整配套的兵工业体系，而中国到了全面抗战爆发时，多数武器仍要从国外进口。

为什么要待变？

因为国力悬殊，中国的抗战之路必然要经历很多艰难考验，但是，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对象不仅是中国，它日夜想着制造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它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一直盯着东南亚、太平洋，如果它侵犯东南亚、太平洋，就必然要跟在这里有重大利益的美国、英国开战，到时，中国就不再是独自抵抗日本，而是有了盟国一起来反法西斯。

“苦撑待变”策略的形成，包含了很多对现实条件、国际形势等因素的考量。

“苦撑”的时候，不正式对日本宣战，有利于中国从国际上继续获得抗战急需的军火、药品。比如，经香港输入的军火，一度占到抗战进口军火量的60%。

如果对日本正式宣战了，那么按照国际法，还没有对日本宣战的英、美、苏等国家，都需要作为中立国停止向中国输入军火。否则的话，海军实力强、拥有制海权的日本，可以随意地拘捕向中国运输军火的船只，而中国的海军力量，在抗战初期几乎全部丧失，根本无法保护军火的正常输入。

“待变”的时候，也是捕捉向日本正式宣战时机的时候。蒋介石认为，美国、英国和日本之间，必然发生战争，到那时，所有的反法西斯国家结成联盟，实力将大大超过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法西斯国家，中国的抗战将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战和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中日问题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

蒋介石把这种想法，也记在了日记里，比如他在1938年1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只要我能抗战到底, 则国际形势终必转变, 倭寇终必失败。”

这种预料，当然不是纯粹的对未来的乐观期望，而是扎根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日本称霸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的野心，决定了它必然与英美发生正面冲突，国际形势会向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向发展。

1941年12月7日，“倭寇”真的偷袭了珍珠港，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的其他地区，日军也四处攻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纷纷对日本宣战。国民政府也在《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文告》中明确宣布：“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所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作废。”中国走出了独自抗战的困境。兴奋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日已达于顶点。”不再有后顾之忧的他，正式对日本宣战，并向德国、意大利宣战。

随着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日本法西斯成了全世界的公敌，越来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1945年，和德国、意大利一样，日本最终在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共同打击下，尤其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彻底摧毁了日本人的精神，不得不无条件投降。

国民政府推迟对日宣战，有蒋介石等人软弱的因素，同时也有对日本和国际公法心存幻想的原因。不过，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当时的中国国弱民穷，战争就意味着生灵涂炭，因此很多中国人就对“公理”心存幻想。

近代中国，其实好几次都因此而吃亏。不论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寄希望俄、德、法能帮助无条件干涉还辽，还是《巴黎和会》上美国能帮中国争取合法权益，还有“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寄希望国联可以为中国主持公道，但事实上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国家遭遇侵略，除了同仇敌忾，迎头还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