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孙中山相爱相杀的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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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16日的凌晨，一声炮响，震醒了不少广州城居民的美梦。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炮击。

大炮瞄准的目标，是广州城观音山的粤秀楼。

那也不是一幢普通的楼。

那是当时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总统府”。

开炮的军队，更不是普通的军队。

是孙中山麾下，赖以生存的粤军。

孙中山虽然之前已乔装逃出，但这一次炮击震动了中国，史称“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国民党后来将其定性为“叛国事件”。

这件事的另一个主人公由此浮出水面。

他就是孙中山曾经的亲密战友，在民国初期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1878年出生于广东海丰的陈炯明，其实本来是个地道的读书人。

陈炯明出生那天，他的父亲陈曦亭正好接到了考上秀才的喜讯，所以给他取名为“捷”（后来才改为“炯明”），希望能捷报频传。

陈炯明自幼读书，到了20岁的时候，也考上了秀才。所以，他后来和吴佩孚被并称为中国军阀里的“南北两秀才”，确实是军阀里少有的读书人。

陈炯明考上秀才的1898年，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了“维新变法”，要求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不过，陈炯明本来就无意沿着“秀才-举人-进士”这条路走下去，1906年，他考入了广东法政学堂。

彼时的广州，因天时地利，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先进文明的地方之一，所以陈炯明接触了各类新思想，大开眼界，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见识。两年后，陈炯明以“最优等生”的身份从法政学堂毕业。

1909年，在清朝政府在各地成立咨议局之后，陈炯明成为了广东咨议局的议员。在担任议员期间，他先后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湖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等一系列法案。之所以要罗列出这些法案，不是没有原因的，这说明陈炯明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想法，这也是他后来和孙中山之间发生悲剧的一个伏笔。

1909年对陈炯明而言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然后，1911年就来了。

和那个时代很多人一样，陈炯明的命运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后，发生了巨大改变。

1911年11月1日，他在惠州响应武昌起义，发动了淡水起义，带领一支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队伍攻占了淡水警署，然后不断扩大队伍，只花了8天就光复了惠州，手下有了一支拥有7个旅的军队，后来被整编为广东革命陆军第一军——这是陈炯明后来能雄霸广东的重要资本。

经过多年经营，在打败了桂系军阀之后，陈炯明在1920年被他崇拜的偶像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实际上，那个时候的陈炯明，本来就已经是广东省军政的头号实力派。

主政一方，陈炯明表现得还真的不像一个军阀。

陈炯明主政后，首倡“地方自治”，成立了法制编撰委员会，委托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起草了《广州市暂行条例》。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正式设立，采取市长制，孙科任第一任广州市市长。广州开始领全国风气之先，进入一个近代化的城市政府时代。

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的2、30年代，是广州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无论从市容市政，还是城市商业，还是教育医疗，乃至金融，都在高速发展，一个近现代化的大城市悄然成型。

对于陈炯明的治理能力，用别人的话来评价可能更客观。

黄炎培曾经感慨：

“民国六年（1917年），鄙人曾到广州，那时广州四周有城墙，街道狭窄。自陈炯明入广州后，大放光明。现在全市道路宽阔，居然面目一新。”

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在1920年8月31日发往华盛顿的报告里曾这样评价陈炯明之前两年在漳州的治理效果：

“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曾有人评价，虽然当时人人把“共和”和“宪政”挂在嘴边，但真懂得怎么去干的人并不多，宋教仁和陈炯明就是其中的两个。

宋教仁擅长宏观，比如搭建国家政体框架、建立议会政党和议会政府。而陈炯明会抓实践，比如推行地方自治，兴学、筑路、禁赌、吏治、法治等。

遗憾的是，陈炯明的“蜜月”并没有维持多久。

因为他和他的革命偶像，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

陈炯明和孙中山，本来是同一个战壕里亲密无间的战友。

对陈炯明而言，比他年龄大了一轮的孙中山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是领导大家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全新共和宪政的中国的领路人。而对于孙中山而言，手握重兵的陈炯明也是自己最坚实的拥趸和战友，甚至可以说是他以广东为基地，一路北伐，光复全国的最重要筹码。

然而，双方的隔阂，就从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始了。

彼时的孙中山，早已和北洋政府公然翻脸，中国实际上出现了一北一南两个政权。针对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孙中山表示也要在广州搞一个国会选举，选出一个“非常大总统”（非常时期的总统）。

但陈炯明是反对的，理由是：

依照“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那么我们这种“毁法”，和我们指责的北方的“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

但孙中山并没有理会他的意见，还是搞了选举，毫无悬念地当选了“非常大总统”。

这让陈炯明就开始有些不爽了，因为他认为，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中国将再度陷入战火。而他的梦想，却是“联省自治”。

所谓“联省自治”，说穿了，就是你们一南一北两个政府，谁都没办法治理好中国，那么各个省就先把自己这块地方先管管好，最后再过渡到和平统一——陈炯明欣赏的，其实是美国的联邦制。

这和孙中山期待的“中央集权，统一全国”显然是相背而行。

而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后，陈炯明最担心的事果然还是发生了：

孙中山命令陈炯明的部队先是西征，然后筹备军饷粮食，准备誓师北伐。这不是陈炯明希望做的，他既筹不到孙中山要求的军饷，也对北伐不抱什么信心，或者，是不抱什么兴趣。

孙中山也开始渐渐对陈炯明不满起来。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后，为了表明自己并无私心，曾公开放言：只要北洋政府的独裁大总统下野，我孙文也立刻辞职。

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统，是徐世昌。

1922年6月2日，出于北洋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好，出于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也好，总之，徐世昌真的下野了！

于是，公众的目光都聚集到了孙中山的身上——你不是当初和人家说好“You jump,I jump”的吗？

当时，包括章太炎，蔡元培，胡适在内的200多个社会名流，都表示希望孙中山兑现诺言。

但孙中山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直到最后摊牌：必须武力北上，取代北洋政府，不然不会辞职。

这一举动，虽然也是孙中山的无奈之举，但在当时的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陈炯明的粤军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是不断督促陈炯明，要他筹钱组兵，出师北伐。陈炯明表示实在无力北伐（孙中山要求陈炯明筹集500万元军饷），孙中山一怒之下，罢免了陈炯明的官职，陈炯明就势宣布下野。

两人矛盾就此公开。

孙中山不是没想挽回过。

1922年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得力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表示自己还是信任粤军的。但叶举毫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60多个营的粤军，突然开进广州城。

其实此时此刻，陈炯明都有点控制不住他的部下了。

粤军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坚决要求迎回在惠州休养的陈炯明，另一派不反对迎回陈炯明，但提出如果陈炯明继续对孙中山软弱，就送他出国留洋，推选叶举为粤军统领。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聚集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但粤军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孙中山很明显说了气话：

"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但说完气话，孙中山连拍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从惠州到广州商讨事务。陈炯明拒绝这一请求。

于是，情况继续恶化。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全城戒严。而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话会，他决定摊牌：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

作为回应，6月14日，粤军发了一个通电，题目叫：《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

6月15日深夜，局势终于不可阻挡——粤军高级将领聚会，商量要用武力将孙中山赶出广州。

按照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中描述，陈炯明在关键时刻，从惠州派出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不要走出这一步。叶举看完信，当着陈的面将信丢在地上，说陈炯明不懂军事。

第二天凌晨，炮响，兵变。

但粤军并不是真正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在放炮之前，叶举已经派人用电话通知了总统府，让孙中山提前逃走——所以是“赶走”，而不是“杀死”。

孙中山随即带人逃到了停在江面的“永丰舰”（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舰”）上，第二天就让海军炮轰广州城。

两人彻底决裂。

这次的“兵变”还引发出两个额外的变故。

一个是，当夜，孙中山本来要带宋庆龄一起走，但宋庆龄有孕在身，让孙中山先走。后来宋庆龄虽然乔装后也逃出了总统府，但由于紧张和惊吓，不幸流产，就此终身未育。

另一个是，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从6月16日到8月9日，一直就住在“永丰舰”上。蒙难之时，孙中山想起了一个年轻人，当时他是粤军第二军的参谋长。孙中山发电报把他从老家奉化溪口给调到了舰上。这位年轻人就一直在“永丰舰”上奉侍孙中山左右，深得信任，由此开始平步青云。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蒋介石。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陈炯明催生了黄埔军校。

遭遇了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了手里掌握一支忠诚于自己的部队是多么的重要，之后就创立了黄埔军校。

如孙中山所愿，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在1925年两次东征中，彻底击垮了陈炯明的粤军。陈炯明就此避居香港，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只是孙中山没有等到“叛将”被复仇的那一天。

1925年3月12日，59岁的孙中山与世长辞。一天之后，黄埔学生军与陈炯明的部队爆发了著名的“棉湖之战”，黄埔学生军以少胜多，一举击溃了粤军主力，彻底打垮了陈炯明。

虽然被他创立的黄埔学生军追着打，但陈炯明还是在孙中山逝世后亲手写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没多久，也轮到了陈炯明自己。

下野后的陈炯明在香港定居，他改组了美国的洪门，建立“中国致公党”。

他一不近女色，二不贪财物，在香港的生活日渐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试图拉拢陈炯明，给他送来一张8万元的支票，陈炯明在支票上画了一个大叉退了回去，并且要求日本人归还东三省。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由于家中拮据，陈炯明的遗体一直放在一张行军床上，最终是用为他母亲准备的棺木入殓的。入殓后因为无钱，最终是靠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人的捐款，才得偿所愿，归葬广东。

陈炯明的遗愿是，用五色旗裹住自己的遗体，表示自己还是中华民国的人。

在他逝世后，广州的《民国日报》报道的题目是：《陈逆炯明死于港》，副标题为“问叛逆何面目见总理于地下”。

而香港《工商日报》的报道是：

“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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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