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6世纪末期的多瑙河局势及巴尔干局势

莫里斯即位之前的多瑙河边防组织和建设呈现出一波三折的进展趋势。

新的敌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

（1）阿瓦尔人

虽然关于阿瓦尔人最早的描写见于普利斯库斯的作品，但是直到558年之前，对拜占庭人而言，这支游牧部落还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时至今日，阿瓦尔人的族源问题仍旧是一个难解的谜团，研究者们的意见莫衷一是。

在“保护者”米南德的记录中，首次出现在查士丁尼皇帝面前的阿瓦尔使臣似乎并没有难民的自觉，纵然统领强大的西突厥汗国的室点密可汗已然宣誓要将阿瓦尔人斩尽杀绝，他们还是对皇帝提出了近乎勒索的请求。

查士丁尼皇帝奇特地玩弄了外交手段，他应允了阿瓦尔人的请求，赐予阿瓦尔人金银、礼品和华服——除了土地。

他指示阿瓦尔人同帝国的敌人作战，但这也带来了一次意料之外的军事恐慌。

据当代学者推断，559年那次震撼了阿加西阿斯的乌提格尔人对君士坦丁堡城郊的侵袭，很可能是南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阿瓦尔人压力下的一次迁徙尝试。

阿瓦尔人也的确摧毁了帝国的敌人，比如安特人和乌提格尔人，但帝国的盟军萨比尔人也同样遭到了阿瓦尔人的打击。

同当时多瑙河北岸上的其他游牧民族相比，阿瓦尔人不但有着与之相近的坚强和狡诈，还有着很多其他游牧部落不具备的军事优势。

第一，正如莫里斯皇帝在其著作《战略》中所言，阿瓦尔人军队的组织纪律和韧性是其他草原游牧部落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根据一些考古资料显示，彼时的阿瓦尔人已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金属冶炼技术，并且可以装备包括金属马铠在内的“先进”装备。

因此既拥有严格纪律又拥有先进金属冶炼技术和金属武器的阿瓦尔人能够在短时间内战胜其他游牧部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且从《战略》中记述的拜占庭军队中繁多的阿瓦尔元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阿瓦尔汗国的军事技术的确有其独到之处。

从《战略》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阿瓦尔军队装备着种类繁多的军械。

而且，绝大多数阿瓦尔骑士都是装备有弓箭和长枪的全能战士，其中的贵族武士还拥有铁质或毡质的马铠，这样，在会战时他们既可以用弓矢消耗敌人，又可以用凶悍的骑兵冲击撕碎敌军的阵型。

战列后方的备用马匹则在保证阿瓦尔骑士们连续作战能力的同时增强了阿瓦尔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长期游牧生活养成的坚忍性格使得阿瓦尔军队在作战时颇为坚强，他们会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而拼死奋战到最后一刻。

阿瓦尔汗国对其附属部落的统治是建立在恐惧与不断的军事胜利上的，《战略》中提出，他们的人民对统治者的服从出于恐惧而非敬爱。

而在米南德的《历史》中，阿瓦尔可汗在西尔米乌姆城下与拜占庭守军的一番对话也体现出了军事胜利对于维系阿瓦尔汗国的重要性。

这样的国家需要不断的军事胜利来维持主体部落在整个汗国中的支配地位，因此不能承受连续的军事失败。

而君主制的游牧帝国当然有利于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但同时也会对游牧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

（2）斯拉夫人

同阿瓦尔人相比，《战略》中所记载的斯拉夫人军事组织能力几乎只能用可怜来形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带给拜占庭人的压力会少。

在论及如何应对各敌对民族的战术这一章节中，《战略》对斯拉夫人的着墨最多，论述最细，可见拜占庭人对当时斯拉夫人的重视程度。

斯拉夫人精于在沼泽和密林中的伏击作战，但于拜占庭军队而言，在军事上，这样一群在战场上仅能期望依靠人数之众和震天动地的吼叫声来惊骇敌军的敌人似乎不足为惧。

但最终，斯拉夫人却对拜占庭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几乎不可逆转的破坏，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每一位曾经统治这片地区的显赫帝王。

在斯拉夫民族的迁徙浪潮中，多瑙河——甚至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和民族构成被永久地改变了。

而仅仅依靠斯拉夫人自身的力量显然无法支持这种巨变，阿瓦尔人在这场变革的开始阶段起到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他们的影响虽然短暂但却强烈。

在阿瓦尔人猛攻拜占庭的多瑙河防线牵制拜占庭的机动兵力之时，斯拉夫各部落得以趁虚而入，席卷空虚的巴尔干内陆，从根本上蚕食拜占庭国家的统治基础和后勤供应。

军事危机——重构多瑙河防线的努力与失败

拜占庭国家对多瑙河防线的重构始于狄奥多里克所率领的东哥特部族西迁入主意大利时期。

此后，拜占庭中央势力重新进入多瑙河南岸这片一度被半独立的蛮族势力统治的区域，而日耳曼部落对罗马体制的继承性则加速了拜占庭影响复苏的进程。

拜占庭国家在重构多瑙河防线的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柔性”和“刚性”两种手段。

一方面利用“柔性斡旋”手段，通过外交上的斡旋、收买与恐吓，在多瑙河北岸培养亲善势力和利益代理人，以迂回的间接路线实现多瑙河以北的势力平稳，确保不会出现新的“超级强权”对拜占庭统治的多瑙河南岸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使用“刚性预防”手段，通过相对直接的在多瑙河沿岸构筑军事堡垒和对要地西尔米乌姆城的军事占据构建一条更为完整的多瑙河防线。

这两种手段在原理上应当相互配合，互相补充，成为拜占庭帝国维护多瑙河边疆安全的两块重要基石。

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战略决策者本人的取向和现实中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多瑙河边防“柔性斡旋”和“刚性预防”却在实行中出现了事实上的对立。

这种预防手段上的矛盾引发了国家战略的纷乱，并导致了阿瓦尔人霸权的兴起和拜占庭传统外交战略的破产，由此引发了查士丁尼去世后拜占庭多瑙河地区的军事危机。

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皇帝更加偏爱“柔性斡旋”手段，他对于多瑙河以北的土地并无太多野心，只是寄希望通过重金修建的边境防线和灵活多变的外交手段来减少这些部落对拜占庭操纵下的巴尔干诸省的袭扰。

很少对多瑙河地区用兵，因此，一些斯拉夫人就此在巴尔干半岛上定居，对后世历史显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查士丁尼在位期间没有特别关注巴尔干问题，但毕竟于他去世之时，留下了帝国各方相对安宁的边疆——至少表面如此。

在东线，同波斯的“五十年和约”复原了从高加索到叙利亚的和平；在西线，东哥特王国被平定，法兰克人对意大利的入侵遭到惨败，遭到伦巴德人削弱的格庇德人再次与帝国达成同盟，阿瓦尔人立足未稳，潘诺尼亚地区再次形成了于拜占庭有利的战略平稳。

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两种预防手段在大体上还是可以彼此补充，并将拜占庭国家的战略形势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的。

查士丁尼的成就是拜占庭“间接御敌”战略的胜利，但是其中的矛盾已经初现端倪，耗资巨大的边防要塞加剧了查士丁尼统治后期的财政危机。

而财政危机的加剧又迫使拜占庭政府更倾向于采取相对省钱的“柔性斡旋”手段并限制“刚性预防”的支出，而“刚性预防”支出的减少又使得耗费巨大的边防要塞群缺乏维护乃至于形同虚设。

使得“柔性斡旋”取得的成果缺乏实际上的约束力，导致查士丁尼统治后期游牧民族多次成功对多瑙河以南实施劫掠。

即位后的查士丁二世皇帝虽然以侮辱性的言辞暂停了给予阿瓦尔人的贡金，但却并未对阿瓦尔人的扩张进行实际限制，这给了阿瓦尔人进一步扩张的空间。

566年，阿瓦尔可汗伯颜击败法兰克人，完成了其在562年未能完成的任务。

7567年，阿瓦尔人以极其苛刻的条件与伦巴德人结盟，一举摧毁了格庇德王国，并发动了对多瑙河重镇西尔米乌姆的第一次试探性攻击。

而查士丁二世却单纯将希望寄予在西突厥汗国身上，希望与强大的西突厥汗国的交往可以同时减轻拜占庭帝国在东西两线的压力，但他却忽视了突厥人对于波斯的征伐似乎只是一种外交姿势，而并非实际行动。

在这一时期的征伐中，阿瓦尔人成功巩固了自己在潘诺尼亚的霸权，击溃了其在潘诺尼亚地区的主要对手格庇德王国。

压制了可能从侧翼威胁己方的法兰克王国，又驱离了未来潜在的对手伦巴德人，实际上瓦解了拜占庭的外线盟友。

“柔性斡旋”的失衡带来的是对“刚性预防”体系的冲击，摧毁格庇德王国后不久阿瓦尔人便对拜占庭发动了试探性攻击。

在之后的交战中，提比略二世率领的拜占庭军队被阿瓦尔人击败，拉开了拜占庭多瑙河防线崩溃的帷幕。

遭到军事失败的拜占庭人更加无力应对斯拉夫人与阿瓦尔人的挑战，而随着与西突厥咄陆可汗的交恶，拜占庭唯一乞求外援的希望也宣告断绝。

已经羽翼丰满的阿瓦尔人在579年对拜占庭发动了全面进攻，他们渡过萨瓦河封锁了通往西尔米乌姆的道路，提比略的解围努力毫无成效，拜占庭军队只能于582年献城投降。

至此，多瑙河边防的“刚性预防”也遭到重创，阿瓦尔人彻底打开了通向多瑙河中下游的道路。

李德·哈特认为间接路线的精髓便是让敌人“丧失平稳”，拜占庭统治者曾经精于此道，但这次“丧失平稳”的却是他们自己。

查士丁二世在处理阿瓦尔人时的举措几乎完全违背了拜占庭外交战略应该恪守的外交准则。

其结果是让自己面临同几个世纪以前拜占庭统治者面对阿提拉时相同的窘境——这个帝国太大了，以至于拜占庭人无法在其身后找到新的盟友。

查士丁二世皇帝试图从削减贡金入手摆脱因为资源不足而导致的两种预防手段的对立和由此引发的恶性循环。

但他在盲目的短期乐观心态下再次发动的波斯战争，却进一步恶化了拜占庭国家的战略环境，导致了多瑙河地区军事危机的出现。

这一矛盾的激化令查士丁尼小心维持的战略均势破产，也重创了自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以来拜占庭人重建多瑙河防线的努力。

当莫里斯即位时，拜占庭人能够施展外交手段的空间已然所剩无几，他们必须采取直接的手段，在战略上正面应对阿瓦尔人的刀锋了。

从无序走向失控的巴尔干局势

莫里斯即位前的多瑙河边防经历了从无序到失控的轨迹。

在查士丁尼皇帝去世前，整个巴尔干的局势无疑是纷乱无序的，多瑙河北岸的各支蛮族势力之间争斗不休，还经常对拜占庭发动劫掠。

但查士丁尼奇特地使用了刚柔相济的手段，基本保持了多瑙河地区的战略平稳。尽管这种平稳是如此的脆弱，以致在他去世不久便出现了裂痕。

他所使用的由堡垒和军队组成的“刚性预防”并不能保证帝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在外敌的侵袭下高枕无忧；

破坏巴尔干地区战略平稳的主角是阿瓦尔人，由于他们在军事、经济、信息和国家体制上的优势，很容易地打破了各部落之间的平稳；

同时，拜占庭国家也很难在战术上适应斯拉夫人的侵袭方式，这些“新来者”众多的人口和松散的组织让拜占庭的外交手段难以奏效；

但使得巴尔干局势进入危机的更重要原因，还是拜占庭决策者的战略失误。

由于战略文化的影响，决策者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矛盾加剧了“柔性预防”与“刚性预防”间的冲突，从而加大了战略文化的失调，最终导致了决策失误与战略灾难的产生。

在查士丁二世统治时期，多瑙河北岸的“纷乱”结束了，阿瓦尔汗国的“秩序”代替了过去“无序”，在这片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亚洲草原最远延伸地的匈牙利平原上，突厥—蒙古帝国系统又重新复活了。

而对于拜占庭国家而言，多瑙河以北的“新来者”所建立的“秩序”恰恰意味着帝国对这一地区整体局势的失控，多瑙河地区是拜占庭外交所面对的最棘手的挑战。

激进的消灭一股敌人只会让更多更凶狠的敌人占据它的位置，拜占庭本应小心地维持这里的战略平稳，但错误决策所造成的战略灾难却最终打破了这种平稳。

582年阿瓦尔使团在巴尔干山区被斯拉夫人突击的遭遇似乎证实了拜占庭治下的巴尔干内陆地区正走向彻底的失控。

在7世纪的开始，拜占庭帝国还坚持在名义上对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管辖，但是随着保加尔汗国的的兴起，681年帝国不得不以一纸条约的形式承认了保加尔人国家在巴尔干地区的存在。

这也是第一次，拜占庭帝国在法律上宣布了放弃对其巴尔干土地的所有权，标志着拜占庭帝国承认其对巴尔干地区管辖的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