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日本（八）：饥饿而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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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行动

李梅将军一心想把他所有的飞行中队派出去轰炸日本的城市；而尼米兹将军却又给他塞了个看上去不那么正统的活计——在本州和九州之间的下关海峡布设水雷，以阻止所有从日本本土前往冲绳岛的援助。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尼米兹将军就一直希望让第20航空队承担起在日本的战略性航道上布雷的任务；可是从阿诺德将军开始，没有一个陆军航空部队的指挥官对此感兴趣，他们一致认为：布设水雷就是海军的事情。

他们同样记得，当（欧洲的）轰炸机被转移到支持北非和诺曼底的军事行动时，德国的那些战略目标临时逃过了一劫。

最终李梅还是不情不愿地接下了布雷的任务：既然这个任务无法推脱，那么B-29部队就必须做到最好。

李梅派出了第313大队来专门执行这一项任务，行动代号——“饥饿行动”——他们打算在4月份布设整整2000颗水雷。

原本仅仅是为了支援冲绳岛战争的战术行动很快就名至所归，并迅速扩大为整个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布雷行动。

到了1945年的3月底的时候，日本人开战时拥有的600万吨商运船舶吨位已经缩水到了200万吨，这主要是美国潜水艇部队的功劳；而此时的日本已经被迫停止了所有太平洋方向的供给航线，仅有的12条航线全部集中在中国的东海、黄海和日本海。

这些航线主要用来运送从中国大陆掠夺的战略物资和食品，并运输调动的部队；绝大多数的船只会通过狭窄的下关海峡到达濑户内海的港口。

3月27日，第313大队在海军布雷方面的专家指导下，向九州岛和本州岛之间的下关海峡投放了大约1000枚水雷。夜空中的B-29呼啸而过，日本人的防空部队完全没有反应过来，首批投放的水雷是音响水雷和磁力水雷的混合品种，而让日本扫雷部队完全束手无策的压力水雷很快也被投放了下来。

一颗挂在降落伞下的磁力水雷，水雷是由海军提供的。

美国人布设的雷区先是集中在下关海峡，后来逐步扩展到日本的各个海港和近海航运线上；到了最后，不但九州和本州西岸的港口外面，甚至连朝鲜半岛南部的沿海水面也成为雷区了。

雨点般的水雷突然落在这一航运要道上，让日本人大吃一惊，他们根本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日本的扫雷舰艇不堪重负，它们缺乏足够的设备和技能，只能找到其中一小部分水雷。有些水雷还安装了奇特的智能起爆装置，包括延时器和计数器，等到指定数量的船只通过之后才会起爆（炸尾不炸头）。

虽然布雷行动对于B-29机组来讲，是个“死气沉沉的夜间工作”——对着基本上没有抵抗和灯光的黑乎乎的海面扔水雷，间或的高射炮火会打破寂静；但是这次的行动见效之快，还是让第313大队兴奋不已。

就在4月份，18艘日本船只沉入了水中；5月份，这个数字增加到了85艘，总计21.3万吨的舰船被击沉或者失去战争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水雷击沉日本人的舰只的速度比潜艇部队还要快——7月份又是一次大丰收：83艘船只被炸沉，总计16.3万吨。

日本地图，基本上日本列岛的港口和近海航线都成了雷区。

日本人前前后后派出了349艘船只，装载着两万余名平民去扫雷，每当他们初见成效时，一批批的“超级堡垒”又返回来扔下更多的水雷。

被布雷的港口每次都会瘫痪5-10天，在整个5月期间，平均每天都有80个货运航次被封锁在港口里面。在无尽的无望和纷乱里，许多日本商船的船长们试图强行冲过雷场，并祈祷自己好运——然后连人带船就这么消逝在了轰然升起的、巨大的白色水柱中。

“饥饿”行动最终向日本海域布设了超过1.2万枚水雷。

虽然这一行动的时间跨度仅限于太平洋战争的最后5个月，但它总共击沉或炸

残了125万吨船舶，占整个战争中日本船只损失的9.3%。

行动是如此的成功，从1945年3月27日开始，没有一艘大型船只敢于在下关海峡航行；而到了夏至的时候，日本除了少量的食品外，所有原材料进口已经断绝。

美国人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出动1528架次，只有15架B-29没有返航。

根据战后的调查，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分析人员总结，这一行动应该早点进行，而且应该投入更多的力量；而日本人的回答更加简洁明了——“B-29投下的水雷是如此的有效，整个日本都被饿的要命”。

“我们还有什么能吃的吗？”

日本发动的战争是全部日本人的战争。

在漫长的战争期间，日本人一直忍耐着食品不足的煎熬，妇女们在煤矿中吃力地挥舞着镐头，少年们在工厂里长时间地工作，儿童和老人则挖掘松树的根来做燃料，甚至连和尚们也被征去从事军事后勤服务。而他们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日本帝国在海外征战的战士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战争。

虽然日本人在二战期间的感受和其他的交战国别无二致：商品短缺、定量供应、通货膨胀、黑市猖獗，以及更长时间更大强度的劳动。但是1942年以来的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让这个岛国的上上下下都被冲昏了头脑。

好景不长，1943年的夏天，战争打到了日本的家门口，失败使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越来越多的资源被从民用经济方面调去支援军队作战，日本人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了。

向汽车燃料箱里面添加木炭的司机，到了后来，木炭也不够了。

雪上加霜的是，从1943年开始，美国潜艇构成的海上封锁线逐步成形，日本庞大的商船运输活动大受打击，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食品运输受到了严峻的影响。

尽管日本政府对于那些胆敢公布日本失败消息的新闻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压，日本人还是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了他们在二战中的失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原先对着“大东亚圣战”欢呼不已的人们只能在麻木的工作中倍受煎熬。

毫无疑问，填饱肚子是每个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饥荒临时还没有到来，但一般市民已经开始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找到足够的吃的了。

从1943年开始，上百万的日本人都面临着食物短缺的痛苦；即使是在东京最喧哗的区域，大部分的店铺都已经关门了——1943年，东京有11000 家商店由于缺乏商品而关了门——只有各处的食品店门口排起了长龙。

间或有那么一两家由日本政府经营的餐馆成为了定量供应制度下的幸存者，那些下了班的工人们可以来这里享受一顿很稀的炖菜饭——杂炊（注），可以让他们短暂的回忆起战前的时光（下图）。

当那些在太平洋岛屿上服役的士兵们回到家乡探亲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吃惊于国内的巨大变化——比他们离开的时候糟糕多了。

那些记忆中热闹繁华的城市现在变得灰暗衰败，而那些曾经健康、快乐的人们现在变得忧郁而憔悴，他们忍耐着匮乏和疾病去保证作战人员能够吃饱、穿暖。

人们很容易疲乏，也没有力气去应对每一天的劳作，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每天为了猎取食物而需要付出的努力却开始压倒其他一切。

遍地都是饥饿，而且是那种连续的，如附骨之疽一样蚀人心肺的饥饿。它抽光了人们的力气，摧毁了人们的健康。

政府配发的口粮只能提供战前标准一半的能量，而官方口粮中那些没有脱壳的稻子和其他的粗糙谷物经常使一家人都病倒了，因为人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忍耐这些过分粗糙的食物。

而到了1944年，美国人的毁灭性轰炸到来之前，食品匮乏已经成了一个困扰日本人的全国性难题。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排队等着领口粮——每个日本家庭平均要花费5个小时以上领取或者寻找口粮——还经常领不到。

人们被迫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搜寻食物，他们吃蓟菜、艾蒿和芜菁，以及一切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他们学会了把捡来的橡子磨成面粉，也无师自通地去捕捉流浪的猫和狗；而饥饿的力量，让更多的原先衣着光鲜的人站在大街上向路过的人们乞讨一点吃的东西。

日本人在东京的上野公园里插秧。

在日本政府看来，战时维持充足的大米供应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当战争规模扩大后，那些平时用来装运大米和黄豆的船只，全都被征走去运输军队和军火了；而那些在田地里辛勤劳动的青年们则被拉上了战场；原先生产化肥的化学原料现在要优先用于生产炸药。

至于农田嘛，兵工厂和飞机场更加重要啊——在战争期间，日本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一共减少了8.5%。

当食品的进口数量下降后，政府为了补偿大米的供应不足，就向战时的口粮米里面掺入碎挂面、麦粒、黄豆，或者甘薯，随着战争的久拖不决，这些低等级替代品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饪方法，希望能够让这些混合物能够变得可口一些；每当有人试验出一个成功的做法，邻里组之间就会迅速传播开来。

但不是所有的试验都能够成功——有一种叫做“nukapan”的东西（日本人称为“糠”），它是用小麦面粉和上述混合物在油锅里翻炒而成——“看起来像好吃的蛋糕，但尝起来却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战时的日本儿童在接受体检，绝大多数儿童都严峻营养不良。

由于稻米的产量降到了1905年以来的最低值，民众面临饥荒的威胁，政府便出台了一个计划，打算把橡子制成食物：要求所有人齐心协力，收集高达30万吨！的橡子；而已经疏散到了农村的小学生和老弱病残人员，是完成该项计划的主力。

日本政府每天的食物配给已经不足1500卡路里，而正常人一天的消耗热量是2000-3000卡路里；即便打了对折，这点配给的食物还无法保证能够如期获得。

相对于农村，城里的人们过得尤其困难，一到星期天，便有数不清的人从城市拥入乡村，公路和铁路上都挤满了城市居民，他们大包小包地提着自己的所有物品——和服、珠宝、家具等值钱的物件——到农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芜菁、包菜、红薯和大米。

打算去乡下的城市人，第一需要克服的就是能够把人挤死的铁路通勤——如同难民营的火车站里，人们至少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可能挤上火车——而呼啸而过，严峻超载的火车经常会冲过车站，就是害怕等车的人拼命挤上车。

疏散到乡下的儿童在吃饭：一碗清汤，一碗豆饭。

而登上火车的人们会发觉自己被塞进了人堆，挤断几根肋骨已经不算什么事儿了，时不时就会有婴儿被闷死的新闻传出来；车厢也是破旧不堪，肮脏无比。

而当一个城里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乡下，宁静祥和的乡村风光让人恍若隔世。不过，这种好心情一般保持不了三分钟——他们马上就会被农民粗暴而贪欲的嘴脸惊呆了——奇货可居的农民们一个个漫天要价，而且还要求买家要对他们毕恭毕敬。

然后，这些城里人还得背上沉重的粮食（如果顺利买到的话），再次回到火车站，像条狗一样地再挤回去。

一名东京的幸存者在日记中沮丧的写道：“我们先吃掉了妈妈的结婚礼服，然后又吃掉了自行车，接着是缝纫机，然后我们四处观望，说着：‘我们还有什么能吃的吗？’”

无尽的煎熬

很快，困难的日子教会了那些平常老老实实的人们，要偷偷摸摸地筹划着怎么得到额外的口粮了——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

一位“怀孕的”妇女直接到领口粮队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别配给品。但就在她离开的时候，一个垫子从她的衣服里面掉了出来。面对周围的女人们的怒骂，这个可怜的家伙哭诉道，“她上有90岁的婆婆，下有7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后，旁观的人哄堂大笑起来——但从此之后，孕妇们都会受到仔细的检查。

在满洲的日本妇女集体下地干活。

而日本人弄到额外口粮的另外一个招数就是上报所谓的“幽灵人口”——天朝把自古以来类似的方法叫做“吃空饷”——这些人口包括已经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经辞退很久的佣人以及并没有来的寄宿的学生（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号人）。

尽管警方一再警告，那些纵容虚报人口的邻组头目将会被投入监狱，但实际上，据估量发放给不存在人口的口粮仍旧达到了100万份之多。

而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物品紧缩的迹象都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被切断了原料供应，日本曾经位列世界第三的纺织业遭到重创，日本人曾经打算从中国掠夺棉花进行生产，但是短绒的华北棉花并不适应他们的机器。政府被迫销毁了超过800万个的纺锤和25万台织布机，而剩下的纺织厂，则开始生产一种被称为“Sufu”的混合布料。

这种布的原料就是一丁点儿的棉花，加上大量的木浆和树皮，然后把它们纺在一起；而为了解决羊毛供应的不足，就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

在战争期间，唯一一种日本能够自给的纺织品估量出乎大多数读者的意料——丝绸——原先几乎全部出口的丝绸现在只能自产自销了。日本的妇女们发觉丝绸内衣这种二战前闻所未闻的奢侈品现在不仅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日本的一张宣传画：号召大家节省每一枚铁钉。实际上，民间获得钉子的唯一办法是从其他地方拔一颗出来。

但是在鞋子的供应上，就没有这种廉价可以占了：军队对于皮靴的要求不断上涨，民用鞋的生产完全停顿了；而所有的橡胶，都被用于生产飞机和卡车轮胎，这下子，日本人连胶底拖鞋也没得用了。

日本老百姓唯一的挑选就是笨重的木屐，无论情不情愿，大部分的人只好穿上这种“爱国鞋”，并且把战前的最后一双鞋保存起来，以备在特别场合穿用。

随着供应的日益短缺，黑市成为了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黑市上，人们可以买到任何东西，特别是那些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容易变质的食品；黑帮和政府要员们相互勾结，大肆地收购囤积紧俏商品，然后再以高得惊人的价格卖出。

在1943年的时候，有一半的日本家庭在黑市上进行过采购，而到了1944年，东京的居民们就需要通过地下市场才能得到维持他们生命的10%的大米，35%的鱼和65%的新奇蔬菜。

到了1944年的中期，黑市价格和官方定价的差异大幅度扩大，几乎所有类型的食物的黑市价格都达到了官方定价的10倍以上。

为了猎取贵重金属，女中学生被组织起来从和服上抽取金线和银线。

大米的价格是政府价格的14倍，到了1944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价格涨到了官价的44倍，而且还在不断上涨。

一块肥皂，官方价格是0.1日元（≈2.3 美分）拿到黑市上就卖到了20日元（4.60美元）。那些买不起黑市洗衣皂的家庭主妇们，改用一种由碱和洋槐树荚果构成的混合物来洗衣服。

一袋重3.6kg的白糖在官方渠道中卖3.75日元（86美分），而当盟军的海上封锁切断了从台湾的白糖进口之后，在黑市上就涨到了1000日元（230 美元）的天价。（注）

即使支付了天价，购买者们也不一定能够保证得到自己的商品；不但有虎视眈眈的经济警察在四处巡查，许多黑心的商贩也在其中弄虚作假，他们惯于用黑泥冒充煤砖，用熏黑的树棍充当黑炭，至于短斤少两，大米里面掺沙子，更是家常便饭。

而那些负担不起黑市价格的人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在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光之后，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来做饭，她们学会了用巨大饱满、含油丰富的松果来充当做饭的燃料。

烟民们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六根香烟之后，就把茄子和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卷在从书上撕下来的纸里做成代替品来抽。而那些无酒不换的家伙，则开始喝起了红薯酒，因为这种红薯酒十分有劲，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爆弹”的外号，意思就是炸弹。

一个邻组绘制的公告：天生自来卷的女士请走开。这是为了消灭奢侈的西式烫发。

当然，日本的精英们不需要去和黑市贩子们打交道，也不用排队领口粮。特权阶层（包括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实业家们）的成员们运用影响力在他们的房子里储满了食品、酒类和其他的紧俏商品。一个人脸上和身上赘肉的多少足以衡量他所享有的特权，或者说是腐败。

这些人在对一般大众关闭的饭馆里吃饭，在大城市的艺妓馆、酒吧和妓院里继续享乐，甚至到了1944年，上层社会家庭中仍旧雇佣着60万女仆和其他的仆役。

当军事失败的消息不断传回本土后，一般日本人对于有钱有权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许多人可能会奇特，过得这么煎熬的日本人为什么不抵抗呢？和其他的交战国不同的是，日本在战争期间，有组织的抵抗完全没有，连任何形式的公开抱怨都没有，他们说得最重的话无外乎就是——“胜利的陆军和海军应该享受特权，但是失败者们就不应该期望受到优待了。”

实际上，日本人从头到尾都表现出一副支持战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自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的东三省以来，大部分的日本民众已经习惯了战争，许多人并不觉得降服并奴役其 他民族有什么奇特或者不妥的，听到军队在海外战争胜利的消息，他们还会热血沸腾。

直到1944年的夏天以后，随着塞班岛的失守，B-29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天空中后，日本人才逐步意识到，太平洋上的战争和中国大陆上进行的战争是截然不同的，和美国人的战争是一场全面战争，而且这个敌人有力量也有意愿毁灭日本。

民间理想者在收集铝制硬币，这是制造飞机的材料。

也就是从这个时间以后，日本人才开始在私下里或者在个人日记里质疑官方报道的可信度，随之而来的就是漫天飞舞的流言蜚语。老百姓开始越来越担心自己和国家的安全，尽管他们不敢公开的轻视和对抗政府，但是消极对抗的迹象越来越多。

日本的民众在那些防空演习中越来越敷衍了事，拖拉、旷工、偷懒和装病的情况在工作中也屡见不鲜。人们参加半强制性的爱国集会、游行、送别出征新兵活动时的热情已不复当年。

许多日本人开始尽可能地消极怠工。在一些工厂中，工人的缺勤率达到了25% ，许多工人在春秋两季未经许可就擅自离开，回到田里去帮助耕种和收获。有一些工人请假去干家里的杂活和处理私事，还有一些人在需要长途通勤去上班时，干脆就呆在了家里。

但对于另外的一些工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抵抗都是不可能的。这些不幸的工人就是66.7万名朝鲜劳工和3.8万名中国劳工，他们大多数是被强掳和诱骗而来，最终却被当作奴隶使用。

每天，他们都要在荷枪实弹的守卫监视下，从事那些最苦最危险的劳动：码头装卸，困难的建筑工作、炼钢以及挖煤。到了晚上，他们就会被锁在劳动营里面，四周是通电的栅栏。当所谓的两年合同期满了后，他们被告知，没有船送他们回国——在战争期间，他们一直身陷地狱。

朝鲜劳工尽管受到了日本守卫的虐待，但由于他们算得上是日本帝国的二等臣民，受到的待遇还不是特别凄惨，遭遇最为悲惨的是中国人——警察告诉那些日本监工们说：“你对中国人越好，他们的要求就越多，也就越吊儿郎当。因此，你们完全不必心慈手软，也不必宽宏大量。”

大部分的监工对待中国劳工特别残忍，新来的中国劳工因为听不懂日语，没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时，这些监工就会用木棍抽打他们，任何胆敢躲闪的劳工，会被当场毒打到失去知觉。

在三池煤矿的一次事故中，几十名中国劳工被大火困在了一个矿井中，煤矿经理甚至懒得进行任何救护行动——他封死了矿井的入口，就当没有发生这回事，但是事后发觉，还有13名日本人给可怜的中国劳工当了陪葬。

除了死于毒打和事故之外，有许多中国和朝鲜劳工完全是劳累致死。据估量，有超过六万的朝鲜劳工死在了日本。而中国劳工的死亡人数超过了7000人，达到了总人数的17% 。

1945年的6月，九州北部的花冈铜矿，因为对于残酷的虐待和非人的工作条件忍无可忍，勇敢的中国劳工发动了暴动，日本的宪兵和警察动用一切手段镇压了这场暴动，许多人被活活打死。。。

注1：日式杂炊——日本的一种以汤、米饭为主料的菜品。做法类似湖南的“烫饭”，吃起来如同煮过的汤泡饭。。。

注2：日本人在东三省的武装垦殖团，一直为日本政府提供着大量的物资。前前后后过去了20万人。

注3：二战前日元的购买力很强，1936年那会儿和美元的汇率大概是1美元:4.26日元；吃俩蘑菇的时候大概是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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