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几位红色女谍

女性, 从来都是谍战战场上不可或缺的身影。在中共历史上, 闪耀着众多位娇媚多姿、智勇双全的红色女特工。她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周旋于行行色色的敌人中间, 游走在刀尖和悬崖之上, 时时处于危险的边缘。然而最令她们难以忍受的是, 在身处“狼窝”的同时, 她们不被家人、战友、亲朋理解, 甚至要背负民族的骂名, 直到牺牲都不能表白自己的身份。她们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宝贵财富, 她们的革命功绩和巨大付出绝不能被遗忘。

张露萍:出鞘利剑插入敌人心脏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 1937年, 年仅16岁的余家英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推荐, 来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结业后, 余家英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1939年10月, 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工作, 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起初, 延安派余家英回到四川, 目的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为此, 叶剑英对余家英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即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当时, 南方局给余家英布置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 (此二人之前已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中) ;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伺机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 并且消除敌人的怀疑, 组织上决定余家英化名“张露萍”, 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进入军统。组织上还指示张蔚林从军统宿舍里搬出来, 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的监视, 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通过曾家岩50号周公馆 (中央南方局对外办公地址) , 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传递情报。

就这样, 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 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 秘密插进了敌人的心脏。在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 张露萍多次获取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以及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等重要情报。有一次, 张露萍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 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张露萍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南方局, 南方局又马上通知了党中央。结果, “三人小组”刚摸进边区地界, 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

1940年4月, 我党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现。特务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 准备在联络站举行联席会的当晚, 将我全部地下党员抓捕。由于敌人传递这一行动消息的时间较晚, 所以当张露萍截获这一情报时, 已经来不及找情报员传递情报了。为了挽救濒临危险的同志, 张露萍冒着暴露的危险趁着夜色走出牛角沱, 直接找到天官府街 (按规定, 这是情报工作中绝对不允许的) , 递上一张写有“有险情, 速转移”的字条后, 匆匆离去。我地下党同志看到字条后立刻终止了会议, 并且及时疏散, 让敌人的抓捕计划落空。

军统特务们为此恼羞成怒, 知道一定是从内部走漏了消息, 于是进行了疯狂地调查。戴笠深知军统内部一定有共产党的谍报人员, 而且是在情报的核心部门。想到此处, 他倒吸一口凉气:好厉害的共产党, 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 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 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 又先后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4人成为组员, 他们都处在军统的机要部门。这件事情发生后, 戴笠找军统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 决定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 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 不论何人, 发现反常或可疑, 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 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 巧遇大姐余顾彦。姐妹久别偶遇, 十分激动。大姐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已久, 张露萍始终没有尽孝床前。经组织批准, 张露萍回成都看望母亲, 躲过了军统局的调查。然而, 意外还是发生了。

由于连续工作, 收发报机上的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的关系不好, 便想借机报复一下, 故意说张是有意破坏器材, 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蔚林没有沉得住气, 以为身份暴露了, 情急之下竟从禁闭室逃出, 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党组织认为, 张蔚林的事情只是工作上的过失, 至多受到处分, 不会暴露身份, 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 将此事的影响降到最低。于是, 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张蔚林逃离禁闭室后, 老谋深算的戴笠产生了警觉。他不仅立刻派人四处寻找, 同时还秘密搜查了张蔚林的住处, 结果搜出了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戴笠不动声色, 待张蔚林回来向董益三检讨时, 即刻抓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知张蔚林被捕的消息后, 翻墙逃出军统电台大院, 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意识到情况危急, 立即让冯传庆化装成商人, 并安排交通部门护送冯深夜过江去延安。叶剑英没有忘记当时回家探亲的张露萍, 他迅速向成都发电报, 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 莫回重庆。可惜电报晚了一步。戴笠早已借张蔚林的名义, 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 匆匆返回重庆, 被等候在家中的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 也没能逃脱特务的抓捕。就这样, 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中央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 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核心里面来了。狡猾的敌人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 便故意释放张露萍, 暗中跟踪确定她的身份。但经验丰富的张露萍早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 她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 从容不迫, 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 迷惑敌人。戴笠见阴谋没有达成, 十分恼怒。他亲自提审张露萍, 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 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 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 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大骂戴笠无能, 戴笠吓得心惊胆战,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戴笠认为, 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 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的张露萍意志是那样的坚决。最后, 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 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1945年6月下旬, 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 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1948年7月, 我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被解放军逮捕, 随即被押往已解放的重庆, 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 接受人民的审判。

情报工作时刻充满危险、充满牺牲, 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 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 又改了名字, 因此张露萍等7人的英雄事迹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为世人知晓。

黄慕兰:第一个传递出向忠发叛变情报的人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 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北伐前夕, 黄慕兰在武汉投身革命, 成为当时妇女运动的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 其中有三次属于典型的“革命婚姻”。在武汉时期, 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和瞿秋白两人的撮合下, 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后来宛在赣南牺牲, 黄慕兰被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在工作中, 黄慕兰遇到了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同志。为了工作需要, 经周恩来的批准, 两人正式同居。不久, 贺昌被派往中央苏区, 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不久, 黄慕兰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黄慕兰向党组织汇报了此事, 并请求停止在上海的工作, 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从工作的重要性方面否决了她的请求, 并且让她与陈志皋结合。黄慕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嫁给陈志皋。可是不幸的是, 这段婚姻最终以失败告终。

鲜为人知的是, 黄慕兰是第一个获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 并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党中央的人, 使当时的党中央避免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1931年6月22日下午, 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与热恋之中的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 他们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 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 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 一见陈志皋, 便径直走了过来。老同学相见, 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 我哪有你这么清闲, 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 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 50多岁的样子, 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 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 但一点没骨气, 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 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 办理引渡手续。”说罢, 他向黄慕兰摆摆手, 匆匆离去。

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在曹炳生和陈志皋说话的时候, 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咖啡,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但脑子里却一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 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 她便借口头疼不想看电影了, 让陈志皋将她送回家。一到家, 黄慕兰就立即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 潘汉年就来到黄慕兰家中, 两人迅速将所有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 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 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 神色紧张地说:“他年轻时为了戒赌, 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 潘汉年拿起衣服跑了出去。潘汉年将这一重要的情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得知后也深为震惊, 旋即立即组织党中央工作人员搬家、撤离, 通知能够联系到的上海地下党迅速转移。

正如黄慕兰和潘汉年所判断的:那个叛徒就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后, 党中央的处境非常严峻。中央决定, 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为了安全, 临走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 (今西康路) 和自己同住, 同时一再关照他决不能外出, 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 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 到姘妇杨秀贞家中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 他到顺风车行叫车时被人认了出来, 随后就被抓到巡捕房。被捕后不久, 向忠发就扛不住了, 做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查实向忠发叛变的具体情况, 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 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向忠发叛变的当晚, 特科的监视队员看见有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小沙渡路, 他们用钥匙打开了寓所的大门, 进到屋中搜查……小沙渡路寓所共有三把钥匙, 除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各有一把, 剩下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周恩来听到队员的汇报后, 不禁出了一身的冷汗。如果没有黄慕兰的情报, 自己和邓颖超很可能难逃被捕的灾难, 党中央的其他同志也将会面临生命危险。所以, 周恩来对黄慕兰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此外, 黄慕兰还曾智救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关向应和成功反击“伍豪脱党”的谣言。1932年2月16日, 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而且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周恩来得知这件事情后, 立刻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 他对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 敌人在四处造谣, 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 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起来, 她知道“五四”运动期间, 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时的代号为“伍豪”, 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 这为党内外许多人熟知。于是, 她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 内容是:“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 希诸亲友勿念……”周恩来看后很满意, 夸奖黄慕兰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 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 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后来, 在黄慕兰的积极运作下, “伍豪事件”得以妥善的处理, 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新中国成立后, 黄慕兰继续为党工作。不幸的是, 1955年黄慕兰因牵涉“潘杨案”, 在上海被捕。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她数度入秦城监狱, 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 她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才得以纠正, 冤情才得以平反。

宋维静:阎锡山军队内部的“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广东省高明县人, 生于1910年10月, 1927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5月至1929年9月, 宋维静担任两广区委、广州市委交通员、组织干事, 广州临时市委书记, 广东省妇委书记等职。1935年, 宋维静和温健公 (宋维静的丈夫) 受党的派遣, 赴山西开展对阎锡山的统战和情报工作。战斗在敌人的内部, 随时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工作压力非常大。宋维静和温健公来到山西不久, 工作小组中的徐冰和张友渔两位同志先后被调走, 工作小组的全部工作随即由宋维静夫妇负责。丈夫温健公是宋维静的直接领导, 在共同战斗的岁月里, 夫妻两人的地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他们活跃于国民党上层社交领域, 搜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并安全传递出去。夫妇二人机智果断, 配合默契, 多次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为山西的统战工作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工作还受到延安中央情报部的大力肯定。李克农同志曾经对宋文静说:“你和老温这个夫妻店开得不错嘛。”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温健公的。1930年11月, 温健公在上海被捕, 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 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 两人遂产生爱慕之情, 于1933年结婚。

后来, 宋维静受党组织指示, 通过渠道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 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宋维静利用这一身份, 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 温健公不幸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 但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 她都是一个人。据熟悉宋维静的身边工作人员说, 她总是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忘不掉他们在山西做统战工作的岁月。

关露:身背“汉奸”骂名的红色女谍

1932年, 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 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她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 组织诗歌小组, 宣传革命道理。三十年代中期, 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简称“八办”) , 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1937年9月, 潘汉年任“八办”主任。同年12月25日, 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一职。抗战期间, 上海极司菲尔路 (今万航渡路) 76号成为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拥有多种刑具的刑讯室和地牢, 乱捕、滥杀、折磨爱国志士, 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 人们称之为“魔窟”, 而76号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伪江苏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 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岁左右女子走进了“76”号, 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潜入魔窟的关露。此前, 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 关露忽然接到“八办”主任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电文上说:“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指廖承志, 当时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 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立即前往。几天后, 关露来到香港, 通过复杂的过程终于见到了廖承志。他们谈话时, 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关露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

“什么任务?”关露问。

“听你妹妹胡秀枫说, 你认识李士群, 是吗?”廖承志问道。

关露点点头。

廖承志继续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 去了解他的动态。”

“我?”关露深感意外, 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经过慎重考虑, 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廖承志传达了研究决定的结果。

全面抗战时期, 国共两党既有分裂、又有合作, 关系十分复杂微妙。常常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在这样的情势下担当潜伏任务, 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 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胆识。毫无疑问, 关露的条件是符合任务的需要的, 所以党组织才选中了她。

在香港接受任务后, 关露返回了上海。随后, 她便有目的地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 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 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儿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 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 如果你缺钱呢, 每月来拿好了。”说完, 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 都没有达到进入“76”号的目的。在党组织的指示下, 关露决定向李士群挑明。于是, 当她再一次到李士群家时, 开门见山地对李士群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 她说, 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 问你要不要做?”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 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 1938年春来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 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 关露不接他的话, 只用耳朵听, 抽丝剥茧, 渐渐听出李的言语中似乎透露出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几次的工作, 关露成功地通过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 做了大量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 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 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

为了和敌人周旋, 当时的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 出入于日伪机关, 在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汉奸中穿梭。在这样令人痛恨的环境中工作, 关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是她都可以忍耐。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 亲人和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漠。

1939年秋, 关露昔日的战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 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

锡金说:“参加的。”

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

“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

“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 最好还是把她隔开。”戴平万冷冷地说。

受到误解又无法为自己辩白的关露曾伤心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去延安的请求。不久, 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秀枫, 信中标明了党组织的态度。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 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秀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 信中写到:“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关露接信后, 明白了党组织的意思。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和使命感, 让她把个人的安危、荣辱放在一边, 默默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解放后, 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 关露因“汉奸”罪两次蒙冤入狱, 前后长达10年时间。在潘汉年案平反一年后, 国家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1955年6月后关露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 应予平反,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可惜的是, 这份结论来得太晚了, 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含冤离开了人世。

陈修良: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张太太”

解放前夕,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南京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 他们战斗在敌人内部, 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这支神秘的力量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南京地下情报组织。

陈修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情报工作者。1933年她就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队伍。她对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战争胜负的重大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1946年5月南京市委建立伊始, 陈修良根据华中局的指示, 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 她又专门设立了以沙文威为领导核心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陈修良单线指挥, 并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

一天下午, 陈修良戴着墨镜, 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 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 方休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 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 暂住我家, 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 陈修良询问了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 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 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 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 万一出个破绽不是闹着玩的。陈修良立即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 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见面后, 方休迫不及待地对陈修良说:“妻弟出差去了, 留下一个手提包, 妻子打开一看, 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 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问:“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陈修良打开提包一看, 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方休同志, 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 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 你看行吗?”陈修良问。

“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 下午他就要回来。”陈修良紧紧握住方休的手, 她知道方休答应她拿走提包是需要承担很大风险的。

随即, 陈修良将提包交给了南京市委负责情报工作的卢伯明。卢伯明在妻子、助手的帮助下, 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 陈修良将密码本“完璧归赵”的同时, 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几个月之后, 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 高度评价了南京市委的这项工作。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末, 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的计划被粉碎后, 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问题上。陈修良领导的南京市委的主要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到策反工作上来。当时, 具体组织指挥策反工作的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大将沙文威。陈修良和沙文威默契配合, 她们运用高超的地下斗争艺术, 成功地策反了南京地区的空军、海军起义。

南京解放后, 陈修良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三十五军驻地。当时, 身着漂亮旗袍的她告诉哨兵想去见三十五军政委何克希。哨兵满腹不解, 不知道这个普通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可是, 当他把“陈修良”的名字转报值班室后, 何克希政委居然亲自跑出来, 握着陈修良的手激动地说:“陈修良同志, 我正在到处找你!我正在到处找你!好啊, 我们胜利会师了!”会面结束后, 何克希政委又派两名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行李。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 邻居们怎么也想不到, 穿着时髦、一天到晚在外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

南京解放后的4月27日, 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 任命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在新的岗位上, 陈修良继续为党尽心尽力地工作。

几位红色女特工的传奇经历让我们钦佩, 她们的机智、勇敢和对革命的忠诚、付出更令后人感叹、敬仰。在民族危难、白色恐怖弥漫的特殊年代, 女特工们出色的工作和杰出功绩应永远为国家、人民所铭记。

来源：《党史纵横》2010年10期，作者陈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