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是传教士？不，这个说法也是时候该翻篇了

近日，清华道人发现英文的Longtitude是对汉字“行（梯度）”的记音，Latitude则是对汉字“列（梯度）”的记音。Titude，怀疑是“梯度”的发音，而Lon（g）即“行”的近音，Lat即“列”的近音。

由此，笔者忽然想起了一个名叫金尼阁的传教士，以及那本借王徴之功托在其名下的《西儒耳目资》。该书成书于天启六年（1626 年），这一年京城还发生了一件神秘大事：即天启大爆炸，亦称王恭厂大爆炸。

按照西史叙事的说法，1610年秋，耶稣会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抵达大明，随即跟从传教士郭居静等人学习汉语。1611年初，从肇庆抵达南京，开始传教。1613年2月，被龙华民派遣返罗马；1618年，再次踏上来华旅途，1619年7月再次抵达大明。

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

1626年，在关中教徒王徵（西安府泾阳县人）的协助下，完成了《西儒耳目资》三卷。

但是，在梳理明代南京教案这段历史时，笔者发现1615-1617年发生了禁教事件。根据史料记载，彼时传教士龙华民和毕方济从北京逃至上海，隐居在徐光启家中，寻求庇护；而杭州西子湖畔的杨廷筠住宅里，也躲藏着郭居静、艾儒略、金尼阁等人。

换言之，金尼阁的履历有问题，1615-1617年左右，他一直在杭州避难，根本没有被派去罗马。

真是这么一位履历造假的传教士亲自编撰了《西儒耳目资》一书吗？

事情似乎并非如此。

已有学者发现，该书中不少内容是王徴独自撰写的，例如《三韵兑考》、《西儒耳目资释疑》，以及与《洪武正韵》等三部韵书的对比研究）等等。而这是传教士金尼阁无法做到的。

不仅如此，这本书还是王徴付梓刊印的。在这里，看得到“传教士金尼阁”的大名吗？看不到，根本就没有金尼阁什么事。

这一页中还蕴含了许多信息，需要一一作出分析和说明。

根据《西儒耳目资》卷二《列音韵谱》来比较一下，从中文的发音可知，原来在明末时，这些所谓的西文字母发音与今日大为不同，例如，“A”发的是“丫”，“E”发的是“额”，“I”发的是“衣”，“V”发的是“午”音，诸如此类，等等。

关于音调，入声是古汉语的一种声调，属仄声，指一个音节以破音/p/、/t/、/k/作结，发出短而急促的子音，但历经清朝276年（若从1644年算起，至1912年，则为268年；从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算起，则为276年）后，目前在现代标准汉语（即普通话）中已不复存在。但入声却在粤语、客家话、闽南话等诸多方言中保留了下来。

粤语中，入声字的韵尾被称为“唯闭音”。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无声除阻音，如[aːp̚]“鸭”、[paːt̚]“八”、[tɐk̚]“德”。在这些词中，韵尾辅音都有成阻和持阻阶段，但最后没有爆发。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客家语、赣语、闽语中，凡是以/p̚/、/t̚/、/k̚/为韵尾的入声字，韵尾辅音为无声除阻音。

王徴书中的页面上却分明写着：五声西号。

所谓西号，即页面上所书之25个西文字母。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里出现的二十五个西文字母全部是按照华夏的“五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入声、去声来发音的。

西方世界的字母，居然按照中国汉语音韵学中的五声规律来发音？？？是不是很吃惊？

如果西文是西方自己发明创造的，其发音规律必然与中文大相径庭。然而，拨开表面，窥探本源，却发现了内在潜藏的一些底层规律。

我们再来看看这所谓的25个字母究竟是哪些，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门道。

按照上述书中内容，当时的西文字母分别是：

1）A、E、I、O、V （5个）

2）C、CH、K、P、T、J、V、F、G、L （10个）
3）M、N、S、X、H、B、D、Q、R、Z （10个）

由上，5 + 10 + 10 = 25个。

然而，经过对比发现，其中的"V”出现了重复。此外，多出了一个"CH”，现代西文字母中显然是没有CH的。

不仅如此，与现代26个字母相比，还没有U、W、Y。

所以，实际上当时的西文字母数量应为23个，即现代26个字母减去3个字母（U、W、Y），是为23个。不过，在后面的“中原音韵活图”中，U是存在的，发音标注为“午”。加起来，便是24个。

根据1886年成书的《西学略述》记载，当时西洋字母也只有二十四或二十五个，又或三十、四十个，26个字母尚未完全固定下来。

《西学略述》“卷一，训蒙，字母，一”记载如下：

“字母之数，则各国率有多寡，或为二十四五，或为三十四十不等。”

至1903年时，西文字母仍旧只有25个。

《西学关键》“卷六，磁电学，二十九”：

问：电报之机何如？

答：西人创电报之机业有多种，初制针盘，如钟面，以二十五字母书盘上，软铁推针旋转，以指某某等字，其法不甚灵，故今不用。又有用二十五铅字母者，亦觉重笨，现在用白纸绕于轮轴，电针触纸上，计其点数，便知所代为何字或代码数几何。近有人能于纸上绘花卉人形，唯不甚精美，倘日后得写字之法，则报事尤易矣。

那么，西人所谓的电报机书盘上是哪25个字母，又究竟少了哪一个呢？
笔者皓首穷经，在翻查了大量书籍的情况下，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格物入门》“卷四，电学，论电报”中找到了插图“八十四”——电报指字机，如下所示，却发现其盘面上可见的仅有21个字母（有4个字母可能被挡住了）。

如若按照上文所述的25个字母来看，可以确定的是，没有Q。

《格物入门》这本书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详细叙述过了，该书成书于1866年。也就是说，1866年时，西文字母中没有Q。

由此，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按照西史叙事的说法，1626年成书的《西儒耳目资》是西方传教士金尼阁所作，其书中的西文字母必然源自西方，可问题是，书中明明有字母Q呀，为什么到了1866年，西文字母中的Q却消失不见了？

从字母的发展进程来看，1626年实际是24个字母，1866年已经变成了25个字母，数量应该是增加才对，怎么还会平白无故地减少呢？而且，减少的话，必然留下文字的痕迹，因为每个字母组合的单词都会有演变过程与脉络。可惜，从西文的发展过程中很难找到与Q相关的单词演变的脉络，就如同它是在某个时间点凭空出现的一样。

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西儒耳目资》的西文字母根本不是从西方带来的，而是西方传教士金尼阁在短暂拜会了王徴后，主要由王徴独立完成了此书的编撰与刊印工作，——因此，一个大胆的推论自然而然产生了，该书中的西文字母（其原始24个字母），应为王徴所创。

那么，王徴又是依据什么创造出这24个西文字母的呢？

答案是《西儒耳目资》的“中原音韵活图”。也就是说，王徴根据明末时的“中原音韵”，以汉字音韵，结合与金尼阁的一些交流，创作出了24个西文字母的读音、写法。而彼时的中原音韵，是遵从《洪武正韵》的。

谷口病夫张问达在自己为《西儒耳目资》所写的序中写道：

“矧（shěn，况且）其书一遵《洪武正韵》，尤可以昭同文之化，可以采万国之风……”

西方的字母，远隔万里之遥，居然遵从大明的《洪武正韵》，你说奇怪不奇怪？

再来看看王徴在“西儒耳目资序”中是如何阐述的：

“金四表先生（即传教士金尼阁）乃天下极西国人，慕我明崇文之化……”

“盖二十五字母，即太极中分之奇偶；而两字相比成音，即奇偶相重而为象也。三字相比，即奇偶再重而为卦；四字相比，即八卦递重而为六十四；五字、六字相比，声声自然透现，即六十四卦重交变化，系天下之能事而为四千三百九十六卦也。按其母而子自晰，切其音而韵自谐。清、浊、甚、次、中，栉比黍累。”

如果说这二十五个字母是西方所创，敢问，为什么能恰好契合太极、八卦的原理？而且，其五六字相比，声声透现出六十四卦的重交变化？为什么？

如果说这《西儒耳目资》是传教士金尼阁所作，他为什么能对太极八卦如此精通？
其实，看看上文所述的“中原音韵活图”就明白了，这只有关中大儒王徴能够完成，而这幅“中原音韵活图”与华夏传统的卦象图、皇极经世书中的图如出一辙。

根据上文所述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毛瑞方的考证，书中《西儒耳目资释疑》为王徴独立创作，一起来看看这些内容。

“一创定万国音韵活图，止半页耳，辄能包括万国语音。一创定元音五声，又以元音配会，生万音万韵。”

诸如此类，一眼望去，开创了无数个第一，而这些就是西文诞生的真正基础。

倘若看到此处，您还不信的话，来看看王徴自己在此书序言中是如何阐述的吧。

“昔我高皇帝定鼎之初，即取音韵百家，命诸儒臣翻校董正，以昭同文，着为《洪武正韵》。精核典要，洵足跨轹（lì）前代。然时始彻极耳。可攷（考）证者一代之章程、一成之余说。至于今日，职方九译，莫不献琛我明诚万国文字之宗国哉。”

献琛，即进献珍宝，寓意表示臣服。

这句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大明乃是万国文字之宗国，没有谁不臣服，没有谁不承认。

在清代两江总督采进本《西儒耳目资》（无卷数）中，对于西文字母有这么一段评述：

“大抵所谓字父，即中国之字母。所谓字母，即中国之韵部。所谓清浊，即中国之阴平、阳平。所谓甚次，即中国之轻重等子。其三合、四合、五合成音者，则西域之法，非中国韵书所有矣。考句渎为穀、丁宁为钲，见《左氏传》；弥牟为木，见於《檀弓》。相切成音，盖声气自然之理。

我皇上耆定成功，拓地葱岭，《钦定西域同文志》，兼括诸体，巨细兼收。欧逻巴验海占风，久修职贡，固应存录是书，以备象胥之掌。惟此本残阙颇多，《列音韵谱》惟存第一摄至十七摄，自十八摄至五十摄皆佚，已非完书，故附存其目焉。”

注意，此处说明，西方字母的发音除了采用中原字韵外，为了以示区别，还采用了西域之法，是西域之法，不是西方之法。

清代，欧罗巴久修朝贡，即常常来华朝贡，因此应该存有《钦定西域同文志》一书，以备西文字母不断完善之需。

此后，这24个西文字母就成了西方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的起点。

故，关中泾邑后学张緟芳在“刻西儒耳目资”中写道：

“西儒入我中华，能遍阅此中文字，而辄洞晓其义意者，全资乎此。”

此后，熟悉了这些字母的西方传教士便以此为基础，开始尝试编撰一些简单的词表、词典，如葡汉词典。

所谓西文，其实是西人在学习中文时，由于记音的表达而逐渐产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利玛窦来华前，西方根本没有字典。字母都没有凑齐，单词的组合都无法固定（需要印刷术作为基础），更没有那么多单词。王徵等人协助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等学习中文的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创造西文诞生的基础条件。

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有些说法也需要与时俱进改一改了，《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其实并非什么利玛窦和金尼阁，而是中国人自己。

“立马逗”所谓的《西字奇迹》仅有四篇文章，由于存在系统性缺陷，发音也较为混乱，缺乏底层原理的支撑，缺乏统一的规则，对汉语拼音的产生影响甚微。而明代大儒王徴的《西儒耳目资》对汉语拼音的诞生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643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王徴避走于乡曲，闯军屡次前来胁迫，要其出来做官，但他佩刀自矢，意欲自杀，拒绝李闯相邀，后听闻京师陷落，痛哭流涕，绝食七日而亡，被尊称为泾阳忠节公。此事被记录在《陕西通志》中。

奇怪的是，到了西史叙事中，却平白无故被添上了一笔“精白一心事上帝”，以示教徒对耶教的忠诚。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碰瓷”？

***关注我，关注《昆羽继圣》四部曲，关注文史科普与生活资讯，发现一个不一样而有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