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溪客：如果爱因斯坦跟中国学生一起考试，结果会怎样？

如果让爱因斯坦“穿越”过来，跟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考试——就考他最擅长的物理，结果会怎样？

我这样问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不过，在给出答案之前，我先说一个小故事：

1921年，爱因斯坦因光电效应研究而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当年的一次活动中，有人问爱因斯坦一个有关音速的问题，他回答说他不知道，并说明了他“不知道”的理由：“我从不把这类能在教科书上找到的信息装在脑子里”。

我想，这样的爱因斯坦，让他跟我们这所高考成绩相当不错的学校的高中学生一起考物理，十之八九是考不过我们的学生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的学生记得的东西比他多得多。

那么，我们会培养出爱因斯坦这样的学生吗？绝对不可能，理由也是“我们的学生记得的东西比他多得多”。

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其实，他对教育也有很多、很深的思考，讲过很多有关教育的“名言”。比如，“你不必什么都知道，只需要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答案”。

我们的教育跟他讲的这句刚好相反——你不必也不要知道到哪儿去找答案，你只须记住所有的答案，而且是不可以质疑、讨论的“标准答案”。

爱因斯坦是举世公认的科学巨擘。有一次，在谈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时，他说：“不是我聪明，而是我对问题思考得更久”。

这句话让我想起我们校园里那尊爱因斯坦塑像基座上刻着的“改写了人类历史的科学巨匠，中学时代的‘笨小孩’”那行字。如果联系爱因斯坦中学时代的表现，我敢说， 我现在所教的孩子都是聪明人，只是他们不被允许“对问题思考得更久”，因为他们有永远也做不完的题目。

做题和考试似乎就是中国学生的宿命。从进入学校那天起，再聪明的孩子也别想跳出那无边的题海，其课业负担之重举世罕见。

真真是应验了爱因斯坦说的“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这句话， 做题做伤了的中国学生，在经过高考之后，他们除了模仿和抄袭，再难有原创性的成果。——我们 在科技上被人“卡脖子”，便是这种教育的代价和必然结 果。

与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课业负担”： 如果说“音速是多少”这样的知识还值得一记的话，那么，让学生记忆 “茴香豆的‘茴’的4种写法” 这类的“知识”， 就纯属在浪费学生宝贵的智力资源了。

——茴香豆的“茴”有4种写法，其中有3个是异体字，就像山峰的“峰”也可写作“峯”一样。从书法的角度讲，会几个异体字可能有用；如从使用的角度讲，异体字不但无用，滥用反而会妨碍交流。

可悲的孔乙己把茴香豆的“茴”有4种写法当本事炫耀，这是他个人的迂腐；如果我们教了、考了大量的这样的知识而浑然不觉，那就是我们这个族群的悲哀了。——在我们讨论孔乙己要不要“脱下长衫”时，是否也应讨论一下孔乙己为什么把“‘茴’有4种写法”当学问，以及他被灌输了多少这样无用的学问呢？

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看，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的教育不但给学生灌输太多这样无用的知识，还灌输了不少不可靠的知识。

我们这代人高考的时候，政治学科跟语数外一样，是文理考生共考、必考的。因此，那个年代的高中生都记得“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这句的唯物主义教条。

几十年里，我都认为这句话是无可置疑的真理，直到2015年9月，在看撒贝宁主持的《开讲啦》节目时，才知道这句话是问题的。

那期节目的访谈嘉宾是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访谈的题目叫《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访谈中，她在谈到人们所熟知的“物质产生意识”的原理时，举了个反向的例子：比如飞机，是有了飞机的构想、设计，才会有后来的“物质的飞机”。

李玫瑾教授让我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创造发明，不都是“无中生有”的么？不都是意识在先，物质在后的么？

前段时间看纪念北大建校百年的一本文集《寻找北大》，书中记述的北大萧国亮教授对学生讲的一段话，又一次颠覆了我的认知。他说：

所谓原始社会是一种生存状态，奴隶制是一种人际关系，封建是一种政权架构，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方式。它们根本就不是并列的概念，完全可以重叠在一个时代的社会里。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于商周时期，而在秦始皇施行郡县制之后就结束了。所以，你们学过的社会发展史是靠不住的。你们来到北大，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把从前的错误逻辑理清楚。不然就没法继续学习，也没法与世界交流。

我想，邓公对此可能也是有所洞察的，所以他告诫人们不要去搞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然而，就在去年，夹头在网上大张旗鼓地挑起有关“企业家”与“资本家”的争论。——他这是要挑战谁呢？

扯得有点远了，就此打住。

最后向大家推荐一本书：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因斯坦论科学与教育》。这本150页的小书很好读，也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