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欠这个美国老头一声谢谢，他把疫苗贱卖给中国，少赚600亿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乙肝病毒疯狂地入侵全球。

当时，我国每年约有2000万新生儿受到乙肝病毒的侵害。

要知道，新生儿只有在出生24小时内注射乙肝疫苗，他们的生命才能免受病毒的威胁，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研发出有效的乙肝疫苗。

正当中国的科研团队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美国老人得知了中国的情况。

随后，他为了让中国的宝宝能一出生就打上乙肝疫苗，竟然不要几百亿美元的利润，最后把乙肝疫苗技术便宜转让给中国！

这个老人，就是罗伊·瓦杰洛斯（下文简称罗伊）。

1954年，罗伊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了10年，之后进入美国默克制药公司担任研发主任一职。

没过多久，世界范围的乙肝病毒大规模爆发了。

默克公司高层经过连续几日的会议研讨决定：必须快速地研制出乙肝疫苗。

因为乙肝是传染类疾病，有极大的概率会引发肝脏炎症，研发乙肝疫苗迫在眉睫。

1976年，默克公司的西勒曼开始与布隆伯格研发团队，共同研制疫苗。

西勒曼是著名的疫苗学家，他经过多年的探索，从乙肝患者的血浆中，成功地提取出一种表面抗原颗粒。

然而，即便默克公司找到了“抗原颗粒”，乙肝疫苗的研发之路依旧不顺利。

在当时，即便默克公司研制出乙肝疫苗，也只能卖给政府，而公司几乎是没有盈利的。因此，美国的几家大制药公司均拒绝疫苗的研制和生产，纷纷选择研制新药。

那时，默克公司也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公司的内部会议上，规划部门提供了投资收益报告建议放弃研制，而罗伊则毅然坚持研发疫苗。

罗伊在会议上语重心长地道出：

“默克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以一颗大爱无私的责任心去承担社会责任，才备受敬重。”

“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医药企业，默克有责任也有能力去研制“乙肝疫苗”，公司应继续承担社会责任，并在此过程中努力为企业增加盈利。”

最后，霍兰总裁同意罗伊继续对乙肝疫苗做深入研究。

在日复一日的锲而不舍下，1980年默克公司终于成功生产出第一支血源性乙肝疫苗，可艾滋病却突袭美国。

考虑到艾滋病是新型病毒，这让医生和患者开始质疑乙肝疫苗的防御能力。

尽管默克公司能保证，乙肝疫苗在纯化的过程中没有受艾滋病毒的感染，可并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证明，人体接种乙肝疫苗后能得到保障。

而此时，研发乙肝疫苗的带头人西勒曼马上就要退休了，于是，默克公司中断了乙肝疫苗的研究项目。

但罗伊，依然坚持着对乙肝疫苗的研究。

他找到重组DNA技术的领军人物——旧金山大学的科学家Rutter，向他寻求帮助。

Rutter同意和罗伊合作，用大肠杆菌来“生产”乙肝表面抗原，经过不断的实验尝试，Rutter成功地在大肠杆菌中生产出乙肝抗原。

可是新的抗原与自然抗原，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他们又一起找到华盛顿大学的Ben Hall，几个团队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个逐一，即把乙肝表面抗原基因置入酵母中尝试，没想到这一次，酵母细胞的活性，激发出制造疫苗所需要的免疫反应，疫苗试验成功！

1986年，默克公司终于研制出真正的乙肝疫苗。而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此时正为了乙肝病毒焦头烂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乙肝是中国的头号传染病。

那时，已经感染乙肝病毒的患者，极大可能引发肝癌或肝硬化，死亡率更是高达25%。

可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研发出根治乙肝病毒的特效药。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母婴传播导致中国的乙肝病毒二次爆发，截至1992年底，我国大约有3000万个乙肝宝宝。

更糟糕的是，在众多的年龄段中，最容易感染乙肝病毒的群体是5岁以下的儿童，病毒的攻击性让本就深陷病毒沼泽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

乙肝病毒狠狠地吞噬着中国人的健康，研制乙肝疫苗刻不容缓。

其实，我国早在1973年就启动了乙肝疫苗的研发项目，由陶其敏教授带队研发。

当时我国的科研环境不算好，她却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在1975年7月1日就研制出中国第一代“乙肝疫苗”。

然而，只有保证疫苗的敏感性和安全性，疫苗才能注射到人体，我国那时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陶其敏毅然决定让自己成为乙肝疫苗接种的第一人。

之后，疫苗注射成功，这一历史性好消息，代表着我国自主研发的乙肝疫苗宣告成功。

可随之而来的是，此类疫苗存在潜在的交叉感染风险，而且产量低、价格高。

当时，我国百姓的人均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而一支“7571血源性疫苗”的价格却高达80元人民币，让百姓们望而却步。

因此，即使中国早在1975年就已经研发出了乙肝疫苗，乙肝患者的数量依旧只增不减。

政府不得不再次组建研发团队，继续投身于研究乙肝疫苗的征途之中。

然而，有关“乙肝疫苗”的研究却像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既看不清洞中的情形，也得不到任何的反馈。

随后，中国的“乙肝疫苗”研发进入到了黑暗时刻。

1986年，远隔万里的美国忽然传来了好消息，默克公司即将研发出可以大规模生产的乙肝疫苗。

得知这一消息，中国派遣了卫生部组团去美国访问，他们发现美国默克公司研制的疫苗已经完成了基础的临床试验工作。

默克公司研发的疫苗不仅安全性更高，成本也更加低廉。

如果中国的科研人员也能掌握乙肝疫苗的技术，那么老百姓的健康就能得到保障。

回国后，科研人员立刻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的相关情况汇报给科研团队，他们提议要打破一切阻碍，引进默克公司的疫苗。

面对中国的来访，默克公司最初是喜闻乐见的。

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他们和中国的生意一旦谈成，默克公司就能大赚一笔。

但默克公司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虽然中国是人口大国，可当时的经济却十分落后。

于是，中国代表团在和默克公司谈判时，满脸都写着“我们没有钱”。

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在我们的国家，每年有2000万个新生儿，他们一睁眼来到这个世界，就在等待着乙肝疫苗的接种。

那时，“重组酵母乙肝疫苗 ”在美国的售价是100美元3针。

美国默克公司的原计划，是按照这个售价销售给中国。

中国代表团诚恳地表示，100美元的价格我们的国家无力接受，百姓们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钱购买乙肝疫苗。

看到这种情形，中国代表团十分沮丧：我们，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幸好，我们的政府一直没有放弃百姓，为了找到默克公司的突破口，代表团们开始花费大量的心思深入地研究默克公司。

没想到，竟是默克公司的经营理念，成了中国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中国代表团研究后发现，我们的国家正是默克公司需要帮扶的对象。

而且，默克公司所恪守的理念，来自默克公司创始人，乔治·默克：

“我们的公司只是发明了一种新药，我要做的是持续不断地去探索新药的使用有效途径，让默克公司的科研成果，能够造福世界上更多的人”。

也就是说，默克公司的科研技术必须用于解决实际医疗问题，去帮助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为那些迫切需要治疗的患者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于是，中国代表再次来到默克公司进行谈判，这一次默克公司也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价格一降再降，可他们发现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比他们想象得还要糟糕。

随后，双方在数次商议后只能转换思路，默克公司被迫将谈判改为“转让乙肝疫苗技术”。

为了国人能摆脱乙肝病毒的侵扰，中国代表团与默克公司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唇枪舌战，还用上了他们的“催泪式谈判”，可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负担不起高昂的“疫苗转让技术”费用。

就在中国代表团无路可走的时候，罗伊了解到中国新生儿的处境。

罗伊知道，只有让中国新生儿在出生后第一时间注射乙肝疫苗，他们幼小的身躯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此时，罗伊已经从默克公司的研发主任，晋升为默克公司的总裁了。

再三思虑后，罗伊以默克公司总裁的身份，决定将默克公司的乙肝疫苗技术以700万美元超低价转让给中国。

有人说：700万美元也不少了吧！

但事实上，这些钱甚至不足以承担默克公司培训中方技术人员，以及派遣自家工作人员远赴中国指导的费用。

可这单生意默克公司不仅没有利润，还得自掏腰包倒贴钱。

默克公司的高层得知这一消息，纷纷强烈地反对罗伊的决定。

罗伊却动情地对公司的高层说道：

“我们的国家也有新出生的婴儿，在中国每年却有2000万的新生儿，一睁开眼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就要承受乙肝病毒带来的痛苦，这对他们不公平！”

“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虽然公司没有利润，但我们的技术有望解救更多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不坚持到底呢？

罗伊这番发自肺腑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默默地低下头，一言不发。

最后，在罗伊的据理力争之下，默克公司同意将“乙肝疫苗技术”以700万美元的低价转让给中国。

不仅如此，默克公司还为中国发放了补助金，作为无偿提供给中国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本和额外的教学费用。

1991年，中方的科研人员来到美国默克公司接受培训。

两年后，中国的科研人员掌握了默克公司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之后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

孩子们成功接种乙肝疫苗后，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感染率，一下子降低了90%。

后来，罗伊代表默克公司做出郑重的承诺：“50年后的中国将根除乙肝。”

现在的中国，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内均能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孩子们彻底摆脱了乙肝病毒的侵袭。

若是当年没有罗伊坚持低价转让乙肝疫苗技术给中国，中国每年至少要支付20亿美元的疫苗费用，30多年来默克公司能多赚600多亿美元的利润。

站在商业的角度去考虑，低价转让疫苗技术是致命的商业错误，但是在疾病面前，罗伊的决定，见证了医学充满大爱和无私的一面。

曾经有记者问过罗伊，为什么要低价转让给中国乙肝疫苗技术。

这位老人从容地回答：“医学是为了服务人民，是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而不是用来追逐名利。”

作者：你的轮廓

编辑：桢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