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德尔，尝试拍戏，尝试走出去

拍完第一部电影《脐带》，伊德尔仍不敢说自己学会了演戏。当他回望片场中的自己，发现更多时候，是被临场调动、激发出本能反应，他自认并不足以形成具有辨识度的个人表演风格。

但他依然因为这一次的经历，对表演这件事，充满了好奇和继续探索的希望。

电影《脐带》剧照

在《脐带》拍摄期间，伊德尔的情绪起伏很大，处于角色状态时，他会神经紧绷，但偶尔拍摄即兴场景，却也能调整到像平时创作音乐时那样的放松状态。

在表演中感受自己的肢体动作，在沉浸与抽离之间频繁切换，伊德尔称之为从未体验过的惊喜。

音乐人伊德尔

伊德尔相信万物有灵，即便经常被挂上先锋马头琴演奏者、呼麦艺术家的标签，也无逆反心理，他是一个“游牧电子音乐人”，但“游牧”二字并非一个框死的固定概念，伊德尔未来要做的，也不仅电子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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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演戏

聆听、理解和回应

导演乔思雪是伊德尔的老乡，早在剧本创作阶段，导演已经感知到一部电影的缓慢生长。选角过程绕了几圈，基于对彼此的了解，以及与角色的适配程度，阿鲁斯这个角色，还是与伊德尔相遇了。

出于对《脐带》剧本的喜爱，伊德尔有了挑战陌生领域的念头，由他饰演的阿鲁斯和伊德尔一样，也是一个音乐人。故事围绕母子亲情展开。

阿鲁斯的妈妈有阿尔茨海默症，暗涌的痛苦是比音乐更扎实的剧情内核，伊德尔很想了解“母亲”的真实感受，为此看了李沧东的《诗》和不少的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纪录片，这些作品都帮助他在心理上进入角色和剧情。

电影《脐带》剧照

进组之后，伊德尔发现与自己搭戏的都是专业演员，与饰演阿鲁斯母亲的巴德玛老师一同演戏，伊德尔说，他们仿佛真正的母子，却也亦师亦友。

巴德玛老师一到片场就能立马能进入角色状态，丰实的表演经验无可挑剔；第一次演电影的伊德尔则徜徉在集体创造的情绪空间，被别人的目光感染，而这同样考验信念感。

电影《脐带》剧照

影片拍摄从慢到快，经历了缓慢的前期调整，伊德尔终于相信阿鲁斯就是自己，用纪录片的打法在自我与角色之间找到了平衡。

一方面，伊德尔和阿鲁斯的童年是相似的，电影中出现的一些场景，比如老剧院、老房子和旧市场都很能勾起他的儿时记忆；

另一方面，他们做的音乐也是相似的，但阿鲁斯只处在伊德尔过往创作的某个横截面，阿鲁斯在城市里做音乐，回到家乡还会去采样自然声音，仍是电子音乐的创作模式，但如今的伊德尔已经捡起乐器，回归乐队。

电影《脐带》上周开始在内地院线上映

由巴德玛和伊德尔主演

除了影片开始在城市中演出的一段是来自专辑内的曲目，后面的音乐都是伊德尔即兴创作的，有民歌，也有调子。

难得的是，影片中的母亲理解儿子阿鲁斯的音乐，而音乐人前辈巴德玛老师也理解伊德尔的音乐。巴德玛老师本是音乐学院毕业，是伊德尔心中很敬重的前辈。

内蒙很大，伊德尔的家乡呼伦贝尔属于东部地区，巴德玛老师来自鄂尔多斯，属于西部地区，这两个地方的音乐很不一样，他们经常会交流自己家乡的传统民乐和将现代与传统结合的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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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寻找不完的」

游牧之人不一定来自草原。伊德尔在北方小城里长大，同时拥有对高楼大厦和大草原的想象。伊德尔身边有很多同学来自草原，他小时候学马头琴，接触到的也是草原上的民间艺人，也因此学到与大自然相处的智慧，浇灌出后来的人生哲学。

人生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保证的，很多能够得到的东西也可以是无偿的，他深知做音乐也是如此。

比如呼麦指向人类与大自然的交流，是遵循了万物有灵的信仰，而且这里的“自然”并非专指人烟稀少之地，而是包括了家门以外的整个世界。

游牧文化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对立面，传统的东西在现代文明里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伊德尔的个人专辑《ZAM》就是向回望的，相当于做了一次极致的博弈，在民族音乐与电子音乐之间寻找可能。

伊德尔《ZAM》专辑封面

「ZAM」是蒙语，意为道路，代表的是一条回家的路。伊德尔在单曲《Going Home》里加入了冒顿·潮尔的独奏（一种直吹的木管乐器，其上有三个指孔，演奏者以门牙接触乐器吹口，同时以喉咙发声），在他看来，这张专辑是通过后来习得的电子乐与回家做一个连接，每每在音乐上学到东西，就能找到一条全新的回家的路。

蒙古音乐不是只有一张面孔，伊德尔也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探路人。

伊德尔演出现场

大众对民族音乐的刻板印象一直存在，很多人认为蒙古音乐要么是传统的，要么就是以杭盖乐队或是图瓦艺术家为代表的音乐作品，杭盖乐队把民族传统跟摇滚音乐进行非常直接的融合，已经代表了一种走得很靠前的可能性。

传统音乐有年代感，却也是属于某个年代的流行，现在的人只能站在当下去聆听那个年代，而让现代的人去“听到”并“接受”一种来自过去的声音，是每个时代的音乐人都会去做的事情。

和很多音乐人一样，伊德尔的电子乐启蒙是Kraftwerk，不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要更早些，他小时候就听过remix西方音乐的亚塔乐队，也喜欢过德国战车（Rammstein），随即从根源上反复了解这一律动，又发展出更多的线索出来。

他认为光顾着撕掉身上的标签是徒劳的，过分看重他人的看法同样无益。尝试音乐上的“融合”从来不属于某一代音乐人，老一辈的蒙古音乐人也会去和外面的艺术家们进行合作，这样每个时代才能留住一些真东西。

伊德尔演出现场

现在的伊德尔已经不再把个人表达放在第一位，他认为自己做的音乐对未来的人们的影响是更重要的，他想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音乐门类进行多维度融合，释放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越了解就越谨慎，如何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留下的精髓，这是需要一代代音乐人不断去思考的问题，有一些年轻的音乐人去学民间的东西，做原生音乐，保持这样的连接同样珍贵。

无论是DJ、音乐制作人还是乐队，把民族风格的选段放进电子乐，玩任何风格，其实都是可以的，但也是简单的，只能算是把一个元素拿过来用。

若是从根源文化上挖掘，很多现代的布鲁斯、爵士和电子乐都可以追溯到非洲的黑人音乐。伊德尔认为“世界音乐”这个概念也很抽象，世界音乐的根源是民族音乐，其中根本不存在那么多前设的界限，伊德尔认为这是必须互相妥协的过程，从中间找一个共同点，民族成分才不会被破坏，做出的音乐才不会那么具有“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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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带着乐队走出去

2021年参与音乐纪录片《游牧西东》，伊德尔去了很多地方，也和不同的地方音乐人合作，他发现大家都在做更现代的音乐，也思考过类似的问题，来自不同根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乐队会带来更多元的表达，不过城市里人们更多是对城市生活有所向往，伴随着无奈等情感上的释放，总归是更有人情味的。

认真投入创作时，灵感不会永远眷顾某个幸运儿。作为一个音乐人，每个阶段都存在瓶颈，无论是歌词、旋律还是音色。

这个时候伊德尔会通过其他作品寻找灵感，顺便把自己的东西放一放。同样的音乐，今天听，明后天听，过一个月或是一年后再听都是不一样的，要有耐心和敏锐的感知力。

《游牧西东》截帧

伊德尔平时会禅定和冥想，读一些佛教书籍，他认为这对人的灵性影响很大，他经常看风格统一的导演作品系列，喜欢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喜欢芬兰的冷淡，喜欢伊朗电影（比如阿巴斯的《特写》）和吉卜赛电影。不过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邮差》和已经去世的演员马西莫·特洛伊西。

音乐纪录片也是音乐人的“弹药库”，伊德尔最近看了一些讲述厂牌文化的纪录片，发现历史总在不断重演，流行也有周期——比如《反叛者》以美国视角出发，从搓碟文化讲起，剖析嘻哈音乐如何影响当下的美国音乐；

《合成器英伦》则是英国视角的，讲的是合成电子音乐从小众走向主流的那段历史；

德国纪录片《德国前卫摇滚：重生的德国》反映的是音乐文化与战后历史的交错，伊德尔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德国音乐人说：“当年我们把坦克带到了欧洲，现在我们把合成器带到了欧洲。”

曾经的伊德尔，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但一个人创作也会孤独，从最早做乐队到做电子音乐，现在伊德尔又回到了乐队。

乐队模式是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互相了解，互相给予，如果碰到一段好的旋律，需要一起碰撞出来，不过期间经常伴随着无奈的等待。

相较之下，电子音乐是比较个人的工作模式，这时他更像一个设计师，要决定一条裤子搭配什么鞋，决定颜色或尺码，很酷很自由，可伊德尔不再满足于此，毕竟外放音乐和乐队成员一起演奏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带来的音乐的力量感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他们将在异国游牧，参加音乐节、live house、club的演出，也将举办乐队专场。今年6月4号伊德尔和新乐队Narabara将在荷兰布雷达的Mezz举行一场音乐节，也是今年欧洲巡演的第一站，巡演途中也会同步发行新专辑《同行的人》。

《同行的人》这张专辑在风格上不同于《ZAM》，更注重现场感和技术层面的融合。

他们要出去演，进入欧洲的音乐市场。

这是挑战，也是全新的旅程，相信心态上的转变和更多的跨界尝试将让他越走越远，新鲜的质朴，是源头也是终点。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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