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人类建造的边境墙长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从两河流域到华夏腹地，从古代埃及到希腊罗马，历史上的文明，无不位于墙后。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墙的修建与倒塌间不断轮回。

考古与历史学家大卫·弗莱长期致力于研究关于“墙”的历史。在他看来， 自 21 世纪开始，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墙的时代”， 近20年人类建造的边境墙长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在 今天，墙的概念本身，已经比任何砖石结构都更彻底地将人们隔开。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墙：血与砖的文明史》。

原文作者｜大卫·弗莱

《墙： 血与砖的文明史》，作者 : [ 美 ] 大卫 · 弗莱，新 经典文化｜广州出版社 2023 年 2 月。

“第二个墙的时代”：

从亚洲到非洲的建墙运动

谁是建墙的人？

这是个好问题。在我们为叙利亚TLM长城之谜而困惑，并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历史已经在我们眼前过去了四千多年。从某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直都令人费解。谁是建墙的人？无论是谁，他们仍在继续。马奇诺防线失守后的七十余年中，边境墙在全世界涌现，而且这一复苏自1989年以来反而加快了。柏林墙已发展为长城。铁丝网、动作传感器、通电围篱、混凝土厚板占据着地平线，在乡间铺展开数百英里。最近的估算表明边境墙多达七十处，然而这个数字即便不是每周都有变化，也是一年一变。新建的墙不再用来抵御军事攻击，大多为特殊围篱的形式。除此以外，它们与泥砖结构的祖先有许多共同点。

我们在当代的地图上搜寻墙时，熟悉的名字和地点会直戳回忆，仿佛是要强调其变化之小。伊拉克人的美索不达米亚祖先曾不停地与无法长久的泥造世界抗争，如今，他们依旧与这种短暂性斗争着。他们在河边建起了一道墙，却因为太容易被侵蚀而要成组工人每天加固，以防世界终有一天被特大洪水冲走。中国人曾经建造长墙来保护贸易之路，甚至还修筑了更长的长城来保护自己，抵挡敌人。波斯人从前的皇帝曾筑起复杂的城墙体系来抵御敌人，如今他们在边境上设置了屏障。乌兹别克斯坦人也是如此，他们丝绸之路上的祖先曾建起数百英里的墙来包围绿洲或守卫边境。因为对居无定所的叙利亚人的恐惧，人们才建造起世界上最早的边境墙，而叙利亚人依旧在全世界引发恐慌，促使人们修筑新的墙。就连遥远的欧洲国家也为了阻挡他们而开始巩固边境。

演员还是同一批，但故事的走向变了。墙再也无法阻止军队，甚至连让他们慢下来都不能。城市也不再由城墙包围。城市无节制地扩张，延伸到周围的乡间，吞噬农田，越来越依赖极其浪费的远距离食物贸易。墙后城市的团结一致也成为遥远的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隔离化与邻里之间的隔阂之墙。

新千年的最初几年中，世界进入了“第二个墙的时代”。我们之中甚至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就像世界规模的“倒钩铁丝网周日”，但西方观察者的关注与先前柏林建墙相比则少得多。新墙有两个直接刺激因素：大规模移民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而二者都会先影响其他国家，再传到欧洲或美国。如果说1961年柏林被封锁后西方打了一整天瞌睡，那在新时代的前十年里，西方就像是冬眠了一场，此时从沙特阿拉伯到马来西亚的西方以外的国家都投入到建墙的计划中，并迅速超越罗马人、波斯人和古代中国人的全部成果。

墙的来临太突然，而且是一并而起，因此很难准确指出其开端。中东身为世界上最早边境墙的诞生地，在过去十五年间成为围篱与墙的蜂巢。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已经成为自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以来最接近实现完全封闭国度梦想的国家。2003年，这个王国开始沿着与也门的一千一百英里边境建造屏障。沙特的建筑结构吸取了坐落于荒原边陲的许多古城墙的特点，走近道穿越阿拉伯荒芜的鲁卜哈利沙漠，这片无人区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矿藏地。沙特的屏障用来阻止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和宗派暴力，运用过去时代的国王们所没有的材料，而后者建造的城墙面朝另一个方向，为的是抵御阿拉伯人。

墙的主结构是十英尺高的钢管，中间充填混凝土，周围铁丝网林立。底部挖有很深的隧道，以防恐怖分子从地下绕过屏障。原本就存在的二十英尺高的沙堤外还有一道姐妹墙，沿着与伊拉克的边境延伸六百英里。这道沙特与伊拉克之间的屏障包含五层围篱，间隔数百米，锋利如刀的蛇腹形铁丝网让此处无法穿越。 地下传感器能探测到任何移动，守卫塔中的哨兵在夜视技术的协助下保持着监视。

《墙：血与砖的文明史》书封插图。

从地图上追踪这组墙的轨迹会发现，墙的另一端还有更多墙。沙特与伊拉克之间的屏障在科威特终止，那里与伊拉克之间的一百二十英里边境由联合国来巩固。科威特墙的结构最初是通电的倒钩铁丝网围篱，近年升级成一道钢铁墙。不远处，阿联酋也巩固了与阿曼之间的边境。

更明显的是，以色列用墙将自己围了起来。这个小国长期以来通过建有围篱的小镇和基布兹集体农庄与邻国隔离，并在2000年至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Second Intifada） 后建造了第二著名的墙。大起义第一年经常有炸弹和其他攻击的报道，给以色列居民造成精神创伤。到2002年，政府开始建造防御工事，预计最终长达四百五十英里，并且会增加更多城墙，总长超过几百英里。“西岸隔离墙”—被批评者称为“占领墙”，甚至是“种族隔离墙”—有许多技术上的突破，大多参考了老式铁幕隔离墙。红外夜间传感器、雷达、地震传感器、气球载相机，还有无人驾驶的远程控制福特F-350卡车，上面配备有视频摄像头和机枪，这一切都让这道墙的混凝土厚板和蛇腹形铁丝网更为牢靠。

这些技术让美国政客好生羡慕，也受到其他想要守卫边境的国家的密切关注，还使一位怀疑论者给以色列贴上“世界最大的牢笼出口国”的标签。对埃尔比特系统这样的以色列公司来说，边境安全已经成为一份价值一亿美元的国际生意。这项技术让外人印象如此深刻，导致有政客提出这项技术不再需要物理结构，但这一建议受到了这道墙的建筑师丹尼·提尔扎的奋力反对：“虚拟围栏？我不相信。这不现实。这抓不到人。即便抓到了，你要拿他怎么办？他只要说不知道自己穿越了边境就能逃过一劫。”

以色列的西岸隔离墙很快被复制到其他边境上：2011年，以色列在叙利亚边境建造了四十五英里长的墙。两年后，以色列在西面建成一道一百五十英里的隔离墙，面朝埃及。近几年，以色列与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边境上也开展了建造工程，而在2017年，以色列人在约旦边境修筑了部分围栏，按照以色列的标准来看，这道围栏有些漫不经心。支持城墙的人指出，隔离墙有效阻止了非法移民，也让恐怖主义活动显著减少。批评者则指控边境本身是无效的。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邻国也一直在修建自己的墙。埃及在加沙边境建造了一座钢铁墙，深入地下六十英尺。约旦也筑起隔离墙，并得到友邦的一些帮助。从2008年到2016年，奥巴马政府提供了超过五亿美元，再加上二十多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此支持在约旦与叙利亚边境建造一座二百八十七英里长的高科技隔离墙。奥巴马政府还提供技术支持，而且这项工程主要承包给了美国雷声公司。

新墙并不局限于中东。在东南亚，印度的边境与以色列一样古老，尽管那里并没有引来西方人同等仔细的调查 （自从一位苦恼的英国地图绘制者在1947年划定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边界，西方人对这里的兴趣就渐渐消退） 。只有当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崛起刺激到印度，这些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边界线才变成混凝土和钢铁防线。

过去十五年间，印度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竞争着铁丝网消耗国的头衔。印度的围栏如今占据着数千英里的壮观地带，这片因偶然因素一分为二的地区，其传统身份认同的形成早于现代“国籍”的观念。在一处甚至超越了古代中国的工程壮举中，印度工人于2004年攀上空气稀薄的地带，在世界最高的山脉上建造了高达十二英尺且部分通电的蜿蜒屏障，守卫着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位置荒谬的部分边境。大约同时，印度人沿着与孟加拉国之间的边境修筑了超过两百英里的围栏和墙—这是第一步，后来快速延伸成两千英里长的倒钩铁丝网和混凝土墙。

2013年，印度人重新拾起登山工具，在喜马拉雅山上跋涉，在与巴基斯坦边境上的另一处地区建墙。付出惊人的努力后，他们没有休息，而是用更加完美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建墙这件事。2016年，印度内政部长到访以色列，观察其先进的边境技术，从中学到的经验将会运用到西北部边境上。同年晚些时候，印度在部分边境上增建了与马奇诺防线相似的地下碉堡。当时，泰国和马来西亚正在模仿印度在遏止恐怖主义方面取得的相对成功，两国政府同意合作建造彼此间的边境墙，此前，以马来西亚为基地的伊斯兰武装激进分子造成泰国六千五百多人死亡。

在世界的另一边，非洲也用城墙来回应恐怖主义和大规模移民的扩散。2015年4月，伊斯兰极端组织“圣战者青年党”在加里萨大学造成一百四十八人死亡，随后肯尼亚政府沿着其与索马里的边境建造了长达四百四十英里的隔离墙。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建墙主要是为了抑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而在2016年，美国悄悄地提供资金，在突尼斯与利比亚的边境上筑起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隔离墙，以预防圣战者的行动。这是美国在奥巴马总统治下资助的第二道类似的墙，而奥巴马在2016年4 月公开表示边境墙十分“荒谬”。

“爱邻里，留樊篱”：

美国的边境墙争议

墙在亚洲和非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第二个墙的时代”最初十五年在几乎所有方面超越了第一个时代。更多国家修筑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长的边境墙。这场运动影响的国家人口总数超过四十亿，而且这一估计甚至还不包括遥远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移民要穿过几个边境才会遇到物理屏障。然而，最初的十年间，边境墙的大规模扩散基本上绕过了西方，西方的边境在近几年前一直保持开放，引人注目。因而，世界重新被墙隔离这一现象少有人注意，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这一点。

只有一个西方国家跟上了亚洲与非洲国家早先的努力。早在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希腊长城计划制订之前，克林顿政府已经开展一系列行动，旨在加强千疮百孔的墨西哥边境安保，因此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物理隔离墙都得到延伸或加固。最早的克林顿墙在柏林墙倒塌后仅四年就已竣工。经过1993年的“封锁”行动和“坚守阵线”行动，1994年的“守门人”行动和“护卫”行动，以及1997年的“格兰德河”行动，《安全围墙法案》 （Secure Fence Act） 紧接着于2006年通过，由此，克林顿时代的墙在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延伸了数百英里。

美国的隔离墙引发了一些可能造成尴尬的批评。虽然1989年的事件已经过去十七年，但柏林墙依旧是强有力的象征符号，因而政客们提及南部的边境时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墙”这个字。有八十名参议员投票赞成《安全围栏法案》—在两党都占多数，其中有两名怀抱着总统抱负但资历较浅的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试图逃避难堪的历史对比所带来的污名。

两座建筑的功能基本相同，强调二者大体上毫无意义的语义差异让人预先品尝到辩论的滋味，而这很快就会演变成以符号、口号和不确切的历史概括为主要形式的辩论。在对2006年法案的公开评论中，支持者通常会诉诸一句民间谚语：“好围篱出好邻里。”这句话在美国社会中有强烈的正面含义，普遍被认为出自这个国家温和的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口。这句话经常出现在国会辩论中，连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也注意到这句显然很流行的简练格言，他在为西岸隔离墙游说时引用了这句话。讽刺的是，弗罗斯特这句备受好评的格言在他1914年创作《修墙》 （Mending Wall） 时已经是陈词滥调。当时，这句庄严谚语的地方版本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从印地语到日语都有。人们认为，美国人最早是从1840年版的《布鲁姆农民年历》中看到这句话，尽管美国人一开始还是喜欢更狂妄的说法：“爱邻里，留樊篱。”这种情感很古老。事实上，罗马农民邻里之间一直都相信标记清楚地产界线意义重大，因而他们十分尊敬给田地分界的石块，将这些石块看作是特尔米努斯神显灵。

到2009年，美国将南方边境用约七百英里的墙隔开—或者至少是用安全围篱拦起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显然不会用英语的委婉表达，他怀疑地指出：“好吧，我不会重复里根总统曾说过的话，但我想，中国长城或者是柏林墙都不怎么有成效，也不是特别有效率。”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并不特别。里根的著名演讲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而他原先的反共背景也早就为人遗忘，这才让里根的话有了第二次生命，成为反对建墙的宣言。墙无论建到哪里，都会被喷上里根的劝诫，或是肯尼迪的那句“我是柏林人”。

有两件事最终让人注意到边境墙在全世界的崛起。第一是大规模移民向欧洲扩散。第二是美国总统选举，让这一问题在全球变得耸人听闻。

21世纪初，北非、中东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建起围墙，对欧洲产生意料之外的深远影响。每年都经由也门来到沙特阿拉伯的索马里人、苏丹人、埃塞俄比亚人，想要进入印度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移民，以及从叙利亚前往约旦的移民，全都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穿越原来有漏洞的边境。后来，一批批移民都试图绕过铁丝网。他们也可以选择另外的路，如横渡地中海，或是通过土耳其进入巴尔干半岛，最终进入北欧。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爆发导致难民增加，也使移民的人数大为膨胀。

新一波移民潮的时机不太理想—紧跟着2008年的股市崩盘。移民在到达德国、法国、瑞典和英国这些应许之地前，都要经过一系列国家，而这些国家还在经济危机中蹒跚，无法应对如此大的人流。2011年，作为从中东通往欧洲的主要入口，希腊在与土耳其的边境上修建围栏。这道围栏在2012年完成，使通过这一地区的移民减少百分之九十。然而，希腊边境的关闭只是逼迫人绕道而行，却不能减少移民的人数。许多新移民跨海来到意大利或希腊的岛屿，那里无法用墙阻隔。还有人在土耳其找到了新的陆路。数十万移民突然到来，整个欧洲东南部资金吃紧的国家无法负担所需的安保与社会服务，于是玩起激烈的打地鼠游戏，在一切移民大量涌入的地方建起围墙。骨牌很快接连倒下：从2013年开始，保加利亚在与土耳其的一百英里边境上筑起围栏。新围栏南面就是埃迪尔内，也就是曾经的阿德里安堡。这座新建起围栏的“哈德良之城”以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建墙者命名，也制造出终结城墙时代的火炮。讽刺再度回归。一年后，土耳其开工修建五百英里的隔离墙，这道高十英尺的混凝土墙顶部装有铁丝网，隔绝了与叙利亚之间的边境。2015年，墙向北蔓延，匈牙利在与塞尔维亚的边境上建造了一百零九英里的电网，奥地利在与斯洛文尼亚的边界上修筑了隔离墙，斯洛文尼亚在与克罗地亚的四百英里边境上修墙，而马其顿在与希腊之间现有的隔离墙外新建了第二道防线。

当地的新围墙达成了各自的目标。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境墙取得成功，促使国家宣布未来在与伊朗和伊拉克边境上新修围墙的计划。在匈牙利建有围墙的地区，移民数量从每天多达一万人暴跌到仅四十人。从更全球性的视角来看，这些围墙仅仅转移了负担。移民路线再次进化，意大利成为从非洲经由海上而来的移民的主要入口，给当地带来更重的负担。2016年，奥地利开始建造与意大利的边境隔离墙。在我写这本书的2017年，意大利由于无法在海岸线上建墙而考虑要向移民关闭港口，同时，财务紧张的西班牙正严阵以待，防备转移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大部分移民。

当第一道墙终于出现在欧洲北部—最著名的是加莱长城，这堵混凝土隔离墙高三十英尺，用来保护汽车交通免受驻扎在法国北部海岸上的所谓加莱“丛林”的移民的攻击—全世界热切关注的美国总统选举将墙推到公众意识的前沿。

总统选战让墙第一次陷入关于边境和移民的更大范围的辩论中。也许以前从未有问题能造成比这更大的混乱，或是见证过更疯狂的立场转变。竞选活动开启后，两位民主党主要候选人一开始都对开放边境持怀疑态度。希拉里·克林顿自豪地宣称，她担任参议员时曾“多次”投票支持修建抵挡非法移民的围墙，还强调“控制边境”很重要。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则把开放边境政策驳斥为“科赫兄弟的提议”，将这一想法与两位以资助右翼事业而闻名的亿万富翁生意人联系在一起。桑德斯正确地强调了游说的影响力，而选民们没有广泛认识到这一点。2016年以前，对开放边境的支持主要源于财团利益。《华尔街日报》—通常被认为是其右翼东家鲁伯特·默多克的喉舌—尤其不懈地撰写支持自由移民的社评。《华尔街日报》起初受到保罗·克鲁格曼等自由经济学家、工会团体以及环保主义者的反对。前者预测移民会使薪酬降低，环保主义者则强调移民对自然资源造成的影响。然而，一些左翼移民激进分子则反对边境控制；亿万富翁大卫·盖尔鲍姆迫使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支持开放边境，以此交换一亿美元的捐款，支票簿的力量让环保主义者的声音沾染上泥污。

一片混乱中，唐纳德·特朗普加入美国总统选战，他突然就边境和墙的问题发表了做作的澄清，迫使政治家和选民重新思考自己的一贯立场。特朗普宣称，他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建起一道“巨大而美丽的墙”，这成为现代政治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事件之一，既振奋了支持者也刺激了反对者。讽刺的是，特朗普本人最初对建墙并不感兴趣。直到2015年1月，他观察到这个想法能激发爱荷华民众极其激烈的反响，才将其采纳。后来，特朗普在他准备好的评论中略去了有关墙的论述，但他的支持者—数千人挤满了大礼堂、会议中心、州立博览会场和机场库房—拒绝让这个议题无疾而终。他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建墙！建墙！”打断特朗普的发言，直到他终于回应“哦，我们来建那道墙吧。相信我，我们会建起那道墙的”。对于客观的观察者来说—虽然这类人少之又少—很显然，无论特朗普在与支持移民的共和党捐助者和政党领导人沟通后会有何种进一步考虑，他的选民可不会改变主意。墙大过候选人。

前任政府在墨西哥边境上建造了漫长的混凝土围墙、波纹钢墙和平板钢墙，总是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屏障称为“围栏”。特朗普没有耐心做语义上的区分—“没有人比我更会建墙，相信我。”—任由自己的提议被批评，而这些指责是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竭力要避免的。到2016年，柏林墙不再是芳华已逝却坚持留在聚光灯下的名流。它东山再起，在无数文章和评论中闪耀出镜。这个符号无缝地转变成新时代的恐怖鬼怪。

在针对特朗普的提议而发表的无数评论文章中，柏林墙主要与长城这一新拍档同台亮相。由于其巨大的体积，长城被重铸成一个象征符号，来代表一切凭人力极难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事物。多数人并不知道，沙特阿拉伯在短期内建造的隔离墙比特朗普提议的更长，也不知道以色列—一个人口不到美国百分之三，领土面积也只是美国零头的国家—修筑了长度相当于特朗普提案一半的隔离墙。参议员们独断地嘲笑着，不相信美国有可能达成沙特阿拉伯在十年内完成的事。

“好围篱出好邻里”这句话提前退场。一句未经检验的话取而代之：“造桥，别造墙。”别的不说，这句新口号似乎是用来痛斥军事历史学家的。从古至今，造桥一直被认为是挑衅行为。至少从薛西斯在赫勒斯滂、恺撒在莱茵河，或是图拉真在多瑙河建桥开始，入侵前都要造桥，从而让军队通过自然屏障。即便是在20世纪，军事用途也在德国高速公路和美国州际公路体系的桥梁设计上占重要地位。而这些都不足以减缓这句流行标语的兴起。这句口号出现在T恤、腕带、旗帜上，成为推特流行话题标签。抗议者反复呼喊这句话。政客们也依赖它。就连教宗方济各也用类似的话表达了这种态度。

18 世纪，伏尔泰批判长城是一座“恐惧的纪念碑”。近三百年后，这位法国哲学家不过是“西方文化”讲座中的补充内容，但这一评论却留存下来，虽然没有烙上他的名字，却在上千种组合与排列中回响着。

而墙依旧不断涌现—即便我们常常认不出它们。

谁是建墙的人？

让我们回到加利福尼亚。美丽动人的安娜·尼尔松后来到底怎样了？这位出生于瑞典的女演员着实引领了一段风潮。她在马里布的家隐蔽于电影区守卫森严且紧锁的大门背后，后来被罗伯特·雷德福买下，接着转手给鲍勃·纽哈特。如今，随手搜索一下类似的门禁社区都会有大量发现：有无数最时髦、最昂贵、名人最多、最高档的社区清单喷涌而出。例如比弗利公园，据说是最富有的；与之竞争的是希登高地，也合法地建在大规模围栏之内。此外还有穆赫兰地产、贝莱尔冠园、比弗利山脊地产等几十处，全都闻名遐迩。

带围墙的社区不再是电影明星的专属特权。加州海豹滩退休社区“休闲世界”在1962年打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锁上—大门，引领了一种新潮流：为普罗大众设立的带有围墙的飞地。很快，美国出现了数百个门禁社区，接着就有数千个、数万个。到1997年，爱德华·布莱克利和玛丽·斯奈德两位作者总结道，美国人正在“筑堡垒”—对于喜欢生活在高尔夫草坪场边的乡村俱乐部中的退休人士来说，这样的夸大有些过分紧张，但我们明白其中大意。

这种趋势并不限于富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需要社区门禁，因而在私人住宅的墙后写着关于移民和边境政策的伪善说教—也不限于美国。门禁社区存在于所有阶级、所有种族群体中。在海外，门禁社区在有边境墙的国家很普遍，如印度、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但在面朝其他国家边境墙的国家中也很普遍。墨西哥就遍布有墙的社区，巴基斯坦也是如此。

全世界生活在有墙社区中的人总数并不明朗。不过据估计，美国2009年有六百万至九百万人生活在墙内。如果这一估计完全准确，那就还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可以指责这些人。我们只要有一点戏剧天赋，就能像某些学者那样，说他们“惧怕门外的世界”，即便他们在沃尔玛买袜子时似乎也没那么害怕。

当你告诉熟人自己正在写一本有关墙的书时，会遇到一件有趣的事。那人会几乎立刻忘记墙是可以触及的、实体的结构，转而问你是否想到过各种隐喻的屏障。例如防火墙与杀毒软件。一些人的建议是从实体角度入手，例如无处不在的家庭安保系统，这一产业有望在2017年底达到三百五十亿美元产值。其他人全都提出了非实体的建议，例如我们树立起的，或者至少是我们想象其他人建造的精神之墙，这样我们就能感觉高人一等。但砖块、石块、夯土、铸铁、波纹钢、倒钩铁丝网总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多。

我们是否永远在建造“恐惧的纪念碑”？我惊讶地发现，“胆小懦弱”依旧是可以施加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最严苛、最具侮辱性的诽谤，这讽刺地证明我们最初身为战士这一过往的影响依旧挥之不去。如果我们不害怕战斗，这些话语就会，或也许会挑起争端。或许我们至少应当深吸一口气，考虑这些话的含义。恐惧会让我们投身建筑吗？

这个想法似乎并非无稽之谈。多方面来看，恐惧是所有人类情感中最强大的。恐惧完全激发时，能够凌驾于快乐、愤怒、悲伤，乃至是爱之上。这一力量来自恐惧与生存本能的直接关联，这种联系让恐惧成为生物的情感军火库中最实用、最必需的武器。恐惧到极点会变成恐慌，而其慢性状态—不安全感—则让人变得审慎并有所规划，仍对做决定有极大影响。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动物在感受到威胁时有两种选择：打或跑。而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出了其他选项。其中最古老的当然是这种：人类被训练不要去害怕。他们被迫经受终身的脱敏训练—挨打、求神启示、阶段性的强制贫困、青春期割礼等各种忍耐疼痛的考验，还要时常被迫独自在黑暗中生活—如此他们就能和士兵一样，不会屈服于逃跑的冲动。如果只从赢得战争这一方面来衡量，脱敏是有效的。

有的社会选择了脱敏之外的方法：筑墙。

前几章提到，过去四千年间，建墙者与袭击者之间的战争往往决定哪些国家存续，哪些国家消失，也影响着语言和宗教的传播。斗争让部分地区获得经济优势，而让 其他地区变得荒芜。人们对与政治、战争或与城墙无甚关联的事情的思考也会受影响。

而同样重要的是，墙本身改变了我们。我们知道建墙能提供某些优势—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些优势会逐渐演变，不过当然不是生物意义上的演变。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 （通常以金字塔形式呈现） 中提出，一旦人获得安全，就会接着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最终达成“自我实现”。这或许有些许牵强，但历史表明，城墙带来的安全感让越来越多的男性从成为战士的要求中解放出来。墙让他们能够充分参与平民工作—生产、建造、思考、创造—无论他们最后是否实现了自我。墙使男人得以从事农业体力劳动，也将女人从生产食品的唯一职责中解放出来。

然而，建墙者付出了牺牲才获得这些自由。他们不再拥有同样免于恐惧的可能。他们将要忍受无数次被墙外人挫败的经历。由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伴随着同等的自卑感。建墙者慢慢丧失自信，于是不断从不建墙的敌人中雇用士兵。墙外人的勇气明显高人一筹，让建墙者羞愧，不断地梦想着要回归更原始的生活方式，幻想这样或许能恢复男子气概。早在古代斯巴达时期，或是《旧约》先知劝说以色列人回到帐篷中的时候，建墙者就梦想生活在无墙世界中，也许这能让人更强大。很快，对无墙的憧憬、对生活在墙外的勇敢人生的向往演变成西方世界最强大、最普遍的信仰体系之一。被哲学家视为原始主义的学说应运而生。

原始主义是西方思想一块静默的基石，深埋在我们的思维中，以至于我们甚至很少意识到其影响。我们或许可以将其定义为这种哲学：野生、自然的事物—甚至是野生、自然的人—被认为天生比文明、人工的事物或人更纯洁。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本能地选择标有“天然”而非“人造”的产品；也是因此，我们偏爱手工工艺胜于机器制造；还是因此，我们会去野营、远足，即便有完备的旅店可供入住；更是因此，有这么多书用各种形式重复一个论点：狩猎采集的人更聪明、更健康、更快乐，在任何方面都比文明群落中执迷不悟的同胞们更胜一筹。近年来，人们对“旧石器时代饮食”兴奋不已—这也仅仅说明原始主义倾向在作怪。我也要坦白，我有一次跟随原始主义潮流去赤脚跑步，结果弄伤了双脚的跟腱，差点残废。原始主义随时都在引诱我们。

最后，我们克制住大部分原始主义冲动，因为尽管强韧听起来很有趣，要做到这点却会让人受伤，而我们谁也不想从马斯洛金字塔上跌落。我们可以为了生存学会打斗，但关上门，坐进沙发里，在一个我们知道能保证人身安全的空间里看电视要容易得多。

因此，我们建墙—有隐喻的墙，就像许多熟人经常提醒我的那样，但大多还是真实的墙—同时，我们也等待着其他人变得和我们一样文明。

谁是建墙的人？

我们是建墙的人。

一直都是我们。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 大卫·弗莱 ；编辑：李永博；导语校对：卢茜。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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