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咒？最早发现甲骨文的4人，下场都不好，王国维更是跳湖自尽

1899年，深秋，离20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19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几个慌张的身影。

这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

使用这张药方的人，叫王懿荣，是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

王懿荣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做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敏感起来。

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做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那就太令人兴奋了。从黄帝开始的传说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遥想过，却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分明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他不仅马上收购了这家中药店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再搜集，很快就集中了1500余块有字甲骨。

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加入寻找有字甲骨的队伍当中。

王懿荣还想做更多的收集研究工作，但那个乱世，身居要职的他需要关心的事情太多了。就在他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逃离京城前，授予这位文臣“京师团练大臣”的职务，令他代表朝廷与义和团联系，保卫京城。

在中国历代关及民族安危的战争中，开始总有不少武将在战斗，但到最后还在抵抗的，经常是文官。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与中华文化的气节传承有关。

王懿荣也是这样，虽是文臣，但坚决不逃。在外国侵略者攻陷京师，但还没有来到他眼前的时候，他选择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金块无毒，只是凭着特殊的重量破坏肠胃系统，过程缓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挣扎许久仍然没有死。　

于是喝毒药。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灌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他居然还是没有死。　

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　

从吞金、饮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以及农人的自杀方式轮了一个遍，等于以三度誓词、三条道路走向了灭绝，真正是义无反顾！　　

他投井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媳也随之投井！　

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1900年的北京，看似败落了，但只要有这一口砖井、这一堆甲骨，也就没有从根本上陨灭。

王懿荣为官清廉，死后家境拮据，债台高筑。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出售父亲前几个月搜集起来的甲骨。但他也知道，这些甲骨意义重大，只能售给真正有志于甲骨文研究的中国学者。

王懿荣的好友刘鹗，正是一个资深的金石研究者。对，就是那个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

刘鹗怀着对老友殉难的巨大悲痛，购买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接过了研究的重担。同时他又搜集了好几千片甲骨，在《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秘藏，变成了向民众公开的文物资料。

刘鹗还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地划定了朝代，学术意义重大。

殷，也就是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地之后对商的别称。商因迁殷而达到极盛，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创之初，总是杀气逼人，刘鹗也很快走向了毁灭。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罪名，流放新疆。罪名之一是“擅散太仓粟”，硬把好事说成坏事；罪名之二是“浦口购地”，硬把无事说是有事。

1909年，刘鹗在新疆因脑溢血而死。　　

你看，发现甲骨文只有十年，第一、第二号功臣都已经快速离世。离世的原因似乎都与甲骨文无关，而似乎又有关。这里面是否隐藏着一种诅咒和噩运？　

但是，这并没有阻吓住中国学者。刘鹗去世后，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接起来研究甲骨的重担。

对甲骨文，他最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

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他们也想找到真正的出处，但被一些试图垄断甲骨买卖的古董商骗了，以为是在河南的汤阴，或卫辉。

罗振玉的女婿，也就是刘鹗的儿子刘大坤，曾到汤阴一带寻找过，没有找到。

因此，现场勘察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洹河边？罗振玉似有所悟。他立即派弟弟到小屯去看一看，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很不容易走下来的路程。到了以后，实在令人吃惊。　　

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几十家村民都在发疯般地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

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他们拿出来的甲骨虽然大多是破碎的，却也有上好的佳品。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从弟弟那里拿到了收购来的一万多片甲骨，大喜过望，因为准确的出土地点找到了，又得到了这么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宝贝。但是，他又真正地紧张起来。　

一个最简单的推理是：村民们的大掘大挖虽然比以前把甲骨当做药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甲骨文留存于世间了，但是，为什么在小屯村会埋藏这么多甲骨呢？

刘鹗已经判断甲骨文应该是“殷人刀笔文字”，那么，小屯会不会是殷代的某个都城？　

如果是，那么，村民们的大掘大挖必定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遗址。　

这是最简单的推理，连普通学者也能想出。罗振玉不是普通学者，他从小屯村紧靠洹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联想到《史记》所说的“洹水南殷虚上”，以及唐人《史记正义》所说的“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冢殷虚”。　　

他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为什么殷墟的被确定如此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从汉代以来一直被提起的“殷墟”这个顶级历史地名的被确定，而且是伟大而朦胧的商代史迹的被确定。

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因而一直被史学界“疑古派”频频否认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1915年3月，罗振玉终于亲自来到了安阳小屯村。早上到的安阳，先入住一家叫“人和昌栈”的旅馆，吃了早饭就雇了一辆车到小屯。他一身马褂，戴着圆框眼镜，显得有点疲倦，这年他49岁。

这是中国高层学者首次出现在殷墟现场。

罗振玉已经够厉害的了，不久他身边又站起来一位更杰出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11岁，在青年时代就受到罗振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偏重于文字释读，而到了王国维，则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代历史了。　

1917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史记·殷本纪》所记的殷代世系，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讹。此外，他还根据甲骨文研究了殷代的典章制度。　　

王国维的研究，体现了到他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他对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标志着中国最高文化良知的郑重选择。而且由于他，中国新史学从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国维还是延续了甲骨文大师们难逃的悲惨命运，走上了自杀之途。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事前，并无自尽的征兆。

6月2日这天，先生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然后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便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

卷稿取来后，先生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先生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毕，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先生即出办公室，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

吸完一根烟，11时左右，先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难道，甲骨文石破天惊般出土所夹带起来的杀伐之气还没有消散？　　

王国维之死，不如王懿荣慷慨殉国那么壮烈，也没有刘鹗猝死新疆那么窝囊。他的死因一直不明不白，历来颇多评说。

我想，根本原因是，他负载了太重的历史文化，又面对着太陌生的时局变化。两种力量发生撞击，他正好夹在中间。这里边，甲骨文并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1924年时，经人举荐，罗振玉被前清末代皇帝溥仪召入宫中，入值南书房。此后十几年时间里，罗振玉一直在溥仪身边鞍前马后地从事复辟大业。

因此，罗振玉的一生争议很大，尤其是他在伪满任职的经历让后世一些人称其为汉奸文人。不过无论如何，他在甲骨研究、敦煌学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为后世做出了巨大贡献。

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我觉得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都可以看成是现代“贞人”，他们寻找，他们记录，他们破读，他们“占卜”。只不过，他们的职业过于特殊，他们的命运过于蹊跷。　　

在王国维自杀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许，是王国维的在天之灵在偿还夙愿？

1928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

于是研究院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　　

从此开始，研究院对殷墟遗地连续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董作宾，以及后来加入的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李济、梁思永等专家合力组织，使所有的发掘都保持着明确的坑位记录，并对甲骨周边的遗迹、文化层和多种器物进行系统勘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发掘的学术价值。　　

1936年6月12日在第13次发掘时发现了YH127甲骨窖穴，这是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后来，随着司母戊大方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由此看来，1928年似乎是个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噩运了。

但是，仍然有一项发掘记录让我读了非常吃惊，那就是在YH127这个最大的甲骨窖穴发现后装箱运至安阳火车站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奇特的气象变化。

殷墟边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喷出云气，云气变成白云，又立即变成乌云，并且很快从殷墟上空移至火车站上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倾泻在装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过，上天在为它送行，送得气势浩荡，又悲情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