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神共愤！男子拆散85个家庭，逃亡时被卖到山西，老公折磨其11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某些偏僻地区，罪恶的人口买卖十分盛行。

这些人贩子，丧尽天良，他们拐卖年幼儿童、拐卖落单女子。

他们形成团伙，酿造了一出又一出的悲剧。

1992年8月17日，重庆侦破一起团伙拐卖作案。

主犯七人，他们都有血缘关系，其中有三对夫妻。

从犯四十余人，遍布在全国各地。

主犯“精心谋划”、从犯“用心配合”，他们合伙进行了85次人口贩卖活动。

在重庆警方的不懈努力下，六名主犯、数十名从犯相继落网，主犯均被判处死刑。

令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主犯彭洪菊怎么就是找不到呢？

这个秘密，在十一年后才揭晓答案。

她的故事太过离奇，但却是绝对真实的。

一、金钱泯灭了良知

重庆市荣昌县，19岁的少女彭洪菊嫁给了隔壁村子的小伙子陈定旗。

彭洪菊的家境不太富裕，她一直幻想着嫁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

但她嫁的陈定旗，家境也不是很好。

婚后，夫妻二人相处融洽，彭洪菊还怀孕生了个女儿。

“贫贱夫妻百事哀”，彭洪菊与陈定旗之间也渐渐产生了争吵声。

彭洪菊对家中种地的微薄收益很不满意，她想要赚更多的钱。

不久，夫妻俩就听说同村的几个亲戚“发达”了。

他们时常去亲戚处走动，得知了一个消息：亲戚在从事人口买卖。

贩卖人口，利润极其巨大。彭洪菊的眼睛都放满了光。

彭洪菊拉着丈夫陈定旗，果断地入了伙。

起初，他们的人口买卖不是拐卖性质，而是有固定货源的。

这货源，就是那些超生家庭。

当时全国都在实施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严厉打击一切违法超生行为。

可有的地方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他们只想要儿子，不想要女儿。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家庭，他们为了生儿子，生了很多孩子。

但他们不想承担罚款，就想把女儿卖掉。

这些人贩子只需要支付极少的钱，就能得到一个新生儿。

他们再把孩子以几倍的高价卖到外地。

彭洪菊夫妻加入了这个团伙，他们的“业务”也在渐渐扩展。

他们先是将手伸向了争吵的夫妻，以劝妻子“再嫁有钱人”的名义，带走妻子，转卖他人。

后来，他们更加贪婪了。

他们开始做起了“无本的买卖”。

他们直接诱骗和拐卖妇女儿童，再高价卖出。

骗和偷，这不存在任何成本。

他们的生意不断壮大，金钱犹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淹没了全部的良知。

他们给这些妇女儿童明码标价，女孩150元到500元不等，男孩最少1000元。

妇女根据长相、年龄定价，能卖到上千元，利润极其巨大。

团伙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则，“不拐卖家乡周边的孩子”。

他们做着恶狼一般的交易，却学兔子不动窝边的青草。

但这个规则，在1992年的某一天被打破了。

此时的彭洪菊刚生完第三个女儿，她远赴河南联系卖家。

丈夫陈定旗在荣昌县古昌镇闲逛，看到了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

这孩子叫翠翠，是个女娃，却被爷爷剪了个寸头，活脱脱像一个男孩。

陈定旗拿出糖果诱惑翠翠，“好乖的男娃，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

翠翠就这样跟着他走了。

孩子丢了，翠翠的奶奶哭瞎了眼睛，母亲也是日日以泪洗面。

重庆警方通过翠翠被拐案，锁定了拐卖嫌疑人陈定旗。警方立刻开展了抓捕行动。

陈定旗被捕，这个拐卖团伙以及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才被世人所知。

他们拐卖了八十多起妇女儿童。有十个儿童身上染病，被他们认作“累赘”。

他们不去给儿童治病，而是选择不管死活，一扔了之。

六名主犯相继被抓。

只有主犯彭洪菊因为身在外地，没有被及时抓获。

专案组积极联系外地警方，开展协作办案，但彭洪菊这个人，好像突然消失了一般。

二、卖人者人恒卖之

何勇，重庆“8·17”特大拐卖人口专案组成员，他接手这个案子时，才24岁。

那时的何勇，刚刚大学毕业，正意气风发地投入刑警工作中去。

拐卖案的主犯彭洪菊销声匿迹，彭勇十分不甘心。

每年春节，他都会去彭洪菊家附近蹲守，还去劝说彭洪菊的父母：

如果彭洪菊有了消息，一定不要包庇她，要立刻告知警方。

何勇的春节蹲守，守了整整十一年。

这十一年，彭洪菊的经历颇为“精彩”。

时间回到1992年，丈夫陈定旗被抓，有人通知了远在河南的彭洪菊。

彭洪菊觉得河南也不安全，她当即买了车票，去了偏远的内蒙古包头市。

在包头，她举目无亲，也不敢和人说话。

为了生计，她只能去砖厂做着最苦最累的活。

砖厂的老板要彭洪菊没日没夜地干活，却不给她工资，只管她吃住。

彭洪菊十分无奈，但也不得不选择接受。

在砖厂，她认识了一个四川老乡。

这是个帅气的小伙子，他说自己来自四川绵竹。

彭洪菊在他乡听到了乡音，感到十分亲切。

但彭洪菊的内心十分谨慎，她害怕小伙子知道自己的过往，将她举报揭发。

彭洪菊再三试探，发现小伙子只是个善良的老乡，对她以及重庆荣昌县的事情一概不知。

她这才放松了警惕。

过了几个月，小伙子说，这砖厂老板太苛刻，他要去投奔山西的亲戚，山西的工作待遇非常好。

彭洪菊决定，跟着小伙子去山西打工。

临近山西省河曲县时，小伙子提议先留宿一宿，明天再赶路。

彭洪菊答应了。

当夜，小伙子就以3500元的价格将彭洪菊卖了。

她被卖到河曲县前川乡夺印村，给一个放羊的老汉做媳妇。

彭洪菊卖过几十个妇女儿童，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别人手中的“商品”。

她开启了真实的被拐妇女黑暗生活。

卖她的人，是个比她大十多岁的老汉，名叫赵荣秀。

赵荣秀家徒四壁，住着一个仅仅十几平的破窑洞。

就连赵荣秀买彭洪菊的钱，都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

彭洪菊知道自己被卖了。

她和那些被拐妇女一样，哭喊叫嚷，总想找机会逃跑。

她每逃跑一次，赵老汉就把她抓回来一次，拳脚相加，一顿毒打。

第二年，彭洪菊患上了胆结石和脑血栓。她也停止了哭闹，不再逃跑了。

彭洪菊坐在黑漆漆的窑洞里，看着为防她逃跑而装设的铁门和门锁，她渐渐麻木了。

当晚间的夕阳穿透窑洞那泛黄的窗时，映衬在彭洪菊脸上的是一抹凄凉的笑意。

她逃？她逃不出村子外的大山。

她更没有地方可逃，外面早已被警方布下了天罗地网。

彭洪菊选择了顺从，她听话，沦为赵荣秀发泄的对象，赵荣秀就不再打她了。

她甚至还央求赵荣秀卖了一头家中的毛驴，给她买了一个电视。

她守着电视，挨过了十一年。

三、拐卖绝不可原谅

被拐的十一年间，彭洪菊只吃过一次肉，没有一点油水。

她每天都只能吃土豆，勉强填饱肚子。

她十一年只出过一次村子。

那是她胆结石严重了，赵荣秀怕她死了，把她带到县医院看病。

这么多年，她只洗过三次澡。

她每天蓬头垢面地躺在窑洞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当年的年轻刑警赵勇，已经升任安富镇派出所所长。

他没有放弃寻找彭洪菊，他提出悬赏7500元征集破案线索。

2003年，有知情人向何勇举报，彭洪菊应该在山西河曲的山沟里。

何勇得到消息，激动万分，他带着两名警察，迅速前往山西。

他推开破败的窑洞大门，看到了躺在热炕上的彭洪菊，他用重庆话质问“你叫什么？”

彭洪菊回答，“我叫黄世英。”黄世英是彭洪菊多年来的化名。

何勇摇摇头，他拿出照片比对，喊道“不，你就是彭洪菊，你的父亲是彭中华，你的丈夫陈定旗早就伏法了。”

彭洪菊见无法蒙混过关，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泪水，是悲痛，更是解脱。

彭洪菊说，重庆警察来抓她的前一夜，她做了个梦，她梦到有人来抓她……

第二天果然就来了。

何勇捕获了彭洪菊，心中那块空悬十多年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把她押解回重庆的路上，何勇带彭洪菊吃了顿饭，水煮肉片、小火锅、炒蔬菜。

彭洪菊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直吃到喘不上气。

彭洪菊被关在了看守所，她洗了热水澡，去除了身上的虱子。

还换来了女民警准备的新衣服，她吃饱穿暖，特别地舒心。

2004年8月，重庆市荣昌县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很巧的是，审判长汤伟，就是十二年前审判重庆8·17拐卖案的书记员。

警察和审判长，都没有忘记十二年前的那场大案，无数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

有的家庭再也找不到丢失的孩子，有的丈夫丢了妻子、发了疯。

在法庭上，彭洪菊妄图给自己洗脱罪名，她说自己已经残疾了，也受害了。

她不想逃亡，她是想自首的，只是这十二年，她身不由己。

彭洪菊的感情牌没有打动法官，最终，她还是被判处死刑。

临刑前，她想见见自己的父母和三个女儿。年近八旬的父母和女儿以她为耻，拒绝和她见面。

她只能长叹一声，恳请别人转告女儿们，不要学她，要老老实实做人，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彭洪菊结束了自己波折的一生。

卖人的人最终成了被卖的人，这真是大快人心！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感同身受，是因为人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无法易位而处。

那时彭洪菊切身感受了十多年被卖、被打、被强迫的拐卖遭遇，也算是深有所感、恶有恶报了。

在彭洪菊等人的“操作”下，十多条患病的年轻生命被扼杀，八十多个家庭被强行拆散，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

那些被她拐卖的妇女有家难回、有苦难诉，凄怆一生；

那些被她残忍抛弃的婴孩，长眠于树林荒草之下，欲哭无声。

彭洪菊心狠手辣、不配为人，拐卖是绝对不能被原谅的，她必须判死刑。

忏悔是无用的，逃脱是异想天开的。

彭洪菊的死刑，虽然不能够换回那些被拐家庭的圆满。

但也足以慰藉人心，并给世人以警示。

拐卖有罪，是大罪，是不容宽恕的死罪。

任何人都不要心怀侥幸，触碰这条法律的红线。

否则，必死无疑。

独身女子应该清醒而理智，家长应该做好儿童的第一守护人，努力避免各种拐卖悲剧的发生。

社会上从不缺乏正义之声，但正义之外，黑暗与邪恶也一直存在。

愿罪犯皆被绳之以法。

愿离家者终能找到回家的路。

更愿，万家合乐，天下无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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