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刘新吾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表示，整治网络谣言不仅是网络生态治理的重点，亦是维护网民权益的需要。近期，“江西学生胡某宇事件”持续引发网民关注，网络谣言不断发酵，严重误导公众判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此，在网信部门督促下重点网站平台深入开展排查整治，累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1894个。中央网信办自2022年9月起，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截至11月，重点网站平台共处置传播网络谣言账号5400余个，对8万余条存量谣言标记辟谣标签等，对造谣传谣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但是，实践中的网络谣言治理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治谣机制的分散性与非系统性。当前治谣机制立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及其限制的条款；二是普通法律中关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条款，如《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三是互联网专门法律中关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条款，如《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存在立法空白，如《刑法》对“严重后果”及“重大损失”等没有明确界定，缺乏针对“网络虚假信息和谣言”的明确规定，难以实现精准打击；二是内容分散，欠缺统一的互联网基本法或专门针对网络谣言的法律，有碍于公民守法与部门执法。
第二，多元主体治谣的协同性不强。全媒体时代，我国治谣主体仍多限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网络媒体、公众号等治理主体责任尚不明确，以政府主导的治谣模式暴露出许多弊端，难以发挥多方协同治理效能。
第三，造谣成本低、辟谣成本高的现状。网络不实信息监管机构主要通过专项行动而非常态化机制进行监督，带来了监管不利问题。《刑法》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没有附加限制或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行政法处罚措施中拘役、罚款等处罚力度较轻，不足以产生足够震慑。以司法手段追责所面临的周期长、诉讼成本高等问题也让被害人望而生畏。
为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压实平台责任：
第一，完善网络谣言的法律制度，对《刑法》第291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安全法》等予以完善，对网络谣言的概念、法律关系与责任等进行统一界定，建议在《刑法》第291条中增加“限制或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使犯罪主体在接受刑罚期间不能继续发布或传播虚假言论。同时改善谣言治理的分散性条款，实现法律体系的内部整合，条件成熟时出台专门的《防范和惩治网络传播虚假信息条例》以提升权威性。
第二，加强网信办与网站平台间的协同联动。一是通过信息共享加强谣言发布源头防范。网站平台借助网信办的信用评价体系、黑名单等其他信用公示与失信惩戒信息以建立信息安全认证机制，及时查证注册用户信息。对首发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平台账号，视问题性质进行处置处罚，强化源头遏制。二是联合发布权威信息及时澄清事实。网络平台积极研发运用谣言反制技术，完善算法推荐规则，精准推送辟谣信息；健全辟谣专用通道，并通过平台信息专家认证制度防范信息失真。三是由行业组织制定防止虚假信息和谣言的职业道德准则，构建新闻信息评议制度，并设立信息委员会对信息内容争议案件进行评议。
第三，健全网络谣言的激励与惩罚机制。一是建立“梯次化”的激励机制，根据举报信息的真实性、危害程度、波及范围等，实行奖励。二是加强联合监管，深入融合平台监管和网警监管，充分利用平台自带“散布谣言”的投诉选项，根据严重程度、是否首发、转发次数等，给予警告、禁言、永久封禁等措施，必要时进行联合惩戒。三是建立违纪违规媒体档案制度，完善网上查验记者证、查询违纪违规记录功能，对严重违规的社交媒体，实行市场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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