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上的《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萧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
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了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
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三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
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三口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
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子割下煮在铁罐里……街上的人发现了,打了他一顿。
有人说:“他也不行了, 饶了他吧.......”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五口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
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
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
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
若有单人前往吃肉时,他就将吃肉的人打死……被查了出来后,人们将他绑在石门坊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令人触目惊心的往事:
马奈联保的农民王大妹姐弟俩,被送县政府查办。
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两人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四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㭎棒把他们打死,又煮来吃了……”
还有一例更令人心惊肉跳。
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四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三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几个箩筐堆满了人骨头,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要转身,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扭头就跑。”
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带三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面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1937年4月8日,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
刘湘看了,连吸几口冷气,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再不赈灾,恐怕饥民要跑到成都把我都嚼了!”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靖化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了。
学法律出身的他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为人身正当防卫。理由是:“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这位县长引经据典,此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则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也只有深入了解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惨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灾难深重的四川民众,为以后的抗战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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