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猎豹，距离灭绝又近了一步

在世间坎坷生活10个月后，世界上仅有的一只非野生环境下出生并被人工饲养的亚洲猎豹“皮鲁兹”（意思为“胜利”）因肾衰在德黑兰中心医院死亡。

2022年5月1日伊朗塞姆南省图兰国家公园保育区，难产的母豹菲鲁兹（意为“绿松石”）在工作人员剖腹产手术协助下顺利生下三只幼崽，“皮鲁兹”与它的两个兄弟，却导致其在产后不认自己的三只幼崽，拒绝喂奶，哺育责任只能由保育区工作人员承担。三天后，一只幼崽因肺部粘连夭折，两周后，另一只幼崽因为奶水质量问题夭折，而幸存下来的幼崽就是皮鲁兹。

去年夏天，皮鲁兹的状况一度大幅改善，保育区的工作人员甚至开始带着皮鲁兹在国家公园野外共眠过夜，让其尽快适应野生环境，为放归大自然做准备，不想皮鲁兹今年二月突然情况恶化撒手世间。

亚洲猎豹是猎豹家族中体型最娇小的一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由于战乱、狩猎以及人口过度繁衍，曾经横跨三海一洋（地中海、红海、里海、印度洋）、覆盖高加索、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以及印度的亚洲猎豹栖息地大幅缩小，目前只剩下伊朗中部和东北部的沙漠地带，而野外可见的猎豹个体数量也从1970年时的200只下降到今天的12只，已成为极危物种。如今随着皮鲁兹的夭折，亚洲猎豹距离灭绝又近了一步。

在政治动荡中艰难前行的猎豹保护

皮鲁兹的不幸死亡，成为当天几乎所有伊朗媒体的头条。一只豹子能够成为舆论焦点，背后的原因也并不只是其极危物种的身份。很多伊朗人尤其是阿塞拜疆族人喜欢猫科动物，其中亚洲猎豹的远房亲戚波斯豹更是进入伊朗当下民族文化叙事，以国兽身份出现在伊朗篮排足国家队的球衣和大巴车上。

过去这一年核问题依然无解，伊朗继续遭受外部制裁，而俄乌战争引发的供应链危机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让莱西政府通过内部经济改革挫败外部制裁的计划难以实施，经济凋敝下激化的社会矛盾在去年9月以头巾抗议的形式爆发，至今还未完全平息。在外部国家孤立内部社会撕裂氛围下，生下就被母亲抛弃又从早夭兄弟们中顽强生存下来的皮鲁兹给伊朗民众带来了希望和共鸣，它甚至进入伊朗歌手哈吉普尔斩获2023格莱美社会影响力奖的声援头巾抗议名曲《为了》中歌词的一部分：“为了皮鲁兹，以及它可能面临的灭绝”。不料如今竟一语成谶。

事实上，伊朗几十年来的猎豹保护工作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国王时期，思想前卫的巴列维二世在60年代就引入环保和动物保护观念，在伊朗北部森林和中部沙漠地带以皇家园林为名义设置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区，伊朗境内亚洲猎豹的数量实现了增长，达到了200余只，巡护人员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不同的个体活动。1979年革命后，保育大型野生动物被视作“腐朽的西方观念”，之前被封闭管理的皇家园林向民众开放，加之80年代两伊战争，政府全部资源和精力都用于军事，亚洲猎豹、里海虎等珍稀物种遭到盗猎。到了90年代中期，伊朗政府再想重新恢复国家公园管理和濒危物种保护时，亚洲猎豹的数量已经锐减到50只。

而即使保护政策恢复，具体的保护工作依然阻挠重重。2018年，致力于保护亚洲猎豹的波斯野生动物基金会负责人萨伊德-伊玛米及他的8名同事被伊朗情报机关逮捕，理由是他们在保护区内用来监测亚洲猎豹的红外线摄像头可以被用来观察伊朗军方的活动。伊玛米在被拘押不久后暴病身亡，他的8名同事至今仍在狱中度日，尽管上一届鲁哈尼政府很早就确认他们无罪。

在猎豹保护工作难与政治分离的整体舆论环境下，皮鲁兹的生与死都会在民间激荡起政治回音。事实上，从皮鲁兹的兄弟夭折——尤其是因为奶品质量问题夭折的第二只幼崽——时起，民间就一直有声音质疑伊朗政府野生动物保护能力。而皮鲁兹弥留之际，一直陪伴照顾它、甚至一度与它每夜在保育区野外荒漠同眠的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沙赫达里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地哭诉兽医院没有足够好的条件和设备，进一步引发舆论风暴，点燃了民众的悲愤情感。欧美沙特等国扶持的反伊朗政府媒体也借皮鲁兹死亡事件抨击莱西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甚至发布类似“美国以色列专家有能力救活皮鲁兹但伊朗政府出于宗教和政治原因拒绝”等虚假信息。

事实上，自皮鲁兹出生时起，图兰保护区与伊朗兽医协会的专家就发现其肾脏患有先天疾病，未来存活时间长短并不明朗，也许需要时刻与死亡赛跑。这种先天疾病源自近亲繁殖，这是猎豹栖息地和个体数量大幅减少下的必然结果。皮鲁兹的死，本质上并非一个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人豹之争

伊斯兰革命后40年间，伊朗人口增长接近三倍，畜牧业牛羊数量超过1200万头，成为挤压亚洲猎豹生存空间的头号威胁。

由于国家草场资源有限而畜牧业需求巨大，伊朗国家公园虽然禁止狩猎，但对牧民进入保护区放牧管理并不严格，这就导致猎豹食物链上的野生羚羊的食物资源受到挤压，数量下降。迫于生存压力，猎豹会袭击国家公园内乃至周边的放牧羊群，而牧民遭受损失后，会主动搜索捕杀猎豹作为报复。此外，部分伊朗牧民觊觎国家公园的丰富资源，期望通过捕杀灭绝亚洲猎豹，让国家公园失去存在意义而被取缔，进而为自己的羊群获得水草资源。

在牧民的挤压下，很多猎豹不得不长途迁徙到自然环境更加恶劣的地区，途中又要面临盗猎和车祸危险。进入21世纪以来，有接近40头猎豹非自然死亡，其中超过七成死于牧民和盗猎者之手。更为严重的是，受害的猎豹大多是行动相对缓慢、行踪容易暴露的哺乳期母豹以及猎豹幼崽，导致幸存的雄性猎豹难以找到配偶繁衍后代，而即使能够繁衍也只能是近亲繁殖，后代更容易患上先天疾病，难以长期存活，而这又进一步限制了猎豹的个体差异，进入恶性循环。

鲁哈尼政府上台后曾经试图调和人豹利益之争挽救亚洲猎豹种群，在加大对非法盗猎惩罚的同时，也向牧民提供补贴，鼓励他们在羊群遇袭后不要捕杀猎豹，而是将其诱捕交给国家在保育区养护。皮鲁兹的父母就是被牧民捕捉到交给国家保育区的。不过，政策实施时伊朗野外亚洲猎豹的数量已经不到30只，绝大多数在人迹罕至的戈壁中艰难生存、孤独终老，亚洲猎豹数量减少慢慢走向灭绝的趋势已经难以扭转。

而亚洲猎豹与牧民竞争生存资源而濒临灭绝的境遇只是伊朗境内野生动物生存状况的一个特殊样本。更多的情况下，威胁濒危野生动物生存的是富贵阶层的贪图享乐而非底层民众的贫穷。在伊朗民众把关注目光集中在亚洲猎豹上时，很多动植物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或正在灭绝。

砍伐森林植被然后就地取材修建木屋别墅的现象在伊朗北部里海沿岸地区山地林区屡见不鲜，失去了栖息地的里海虎已经于2003年宣布灭绝。作为候鸟迁徙重要路线节点的伊朗因为一些民众视大雁、天鹅等野生飞禽为待客佳肴的错误观念，成为了候鸟黑洞。伊朗东阿塞拜疆和阿尔达比勒省民众贪图口腹之欢、肆意破坏蜂房采食野生蜂蜜，导致当地野生蜜蜂数量和品种大幅减少。过度旅游开发以及游客遗留的垃圾导致洛里斯坦山区洞穴中对生存环境敏感著称的盲鱼减少甚至无法交配繁衍，如今也面临灭绝。

挽救这些濒危的动植物需要改变当地社会和民众的深层观念，而这，流于表面的政治攻讦显然远远不够。（责编 / 权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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