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应该何去何从，92年前两位国民党将军的起义，为台军做了榜样

1928年6月，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的一位军官率领部下由河北向河南移防，途中路过河北有名的鲜桃之乡深县，正值桃子成熟的季节，遍地硕果累累，又甜又大的桃子触手可得，路过的国民党大军大都口渴难耐，意欲摘桃。

而这支部队的长官，在经过桃园之前，下达了一项极为严苛的军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结果，他的部队谁也不敢摘取百姓一个桃子。这位长官爱护百姓财产的事迹，在当地迅速传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位军纪严明的国民党将领，就是后来毛主席亲自批准入党的董振堂将军。董振堂将军虽然军纪森严，但对待士兵却亲如兄弟，自他当排长时便与士兵同吃同睡、同住同走。

后来虽然当了旅长、师长，与基层官兵依然亲如兄弟，有多的军饷从不私用，都是用来接济家中困难士兵。因此，在军中他被称为“傻司令”和“不爱财将军”。

董振堂的这种爱护士兵、心系百姓的优秀军人特质，不正是和我军当中的优秀军官如出一辙吗？正是因为这些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他们才能最终弃旧纳新，跟随共产党实现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

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原是冯玉祥的部队，后来冯玉祥参加国共合作，开始“打倒军阀，统一中华”，董振堂在这场战争中，每次都身先士卒，即使身负重伤，依然不下火线，并且专挑硬仗打，更可贵的是他每次都能完成作战任务。

1927年5月，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出紫荆关，将吴佩孚的豫鄂联军包围在河南邓县，军阀于学忠部殊死抵抗，北伐军损失惨重，在二十六路军撤退时，董振堂旅担任掩护任务。

接受任务后，董振堂将主力埋伏于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上，他又集中全旅火力。待敌接近时，董振堂亲率大刀队从正面出击，主力从两翼猛攻，摸不清头脑的敌军认为是北伐军发起了反攻，便下令撤退，董振堂趁势发起追击，歼敌数千人，二十六军安全撤退。，

赵博生与董振堂一样，也是冯玉祥麾下的将领，他视打倒军阀、统一中华为己任，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为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冯玉祥开始和蒋介石同流合污，与共产党的合作决裂，开始排挤诸如像邓小平、刘伯坚等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有的被“礼送”出走，有的黑夜失踪。

赵博生对此感到极度茫然、痛苦与愤慨，他便把军中有进步思想的官兵集中起来，组成了一支500人的队伍，称“三民主义救国军"，自任军长。

部队组成后，赵博生率部进入人迹罕至的秦岭山脉，由于缺衣少粮和土匪及国民党其他武装的围困，“三民主义救国军”最后失败。

赵博生与成员商议，大家暂时分散开来各奔前程，待以后的情况再举义事，并印了一本《同仁录》，所有成员，各执一册。在誓言栏中，赵博生写下了 “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不达目的不止！”的豪言壮志。

深入山区，开展运动一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而赵博生身为国民党将领，却能够自发组织有志青年离开旧军队，团结一致，进入山区开展工作，他这种优秀品质是与生俱来的，是别的国民党将领所不具备的，这不正与我军的光荣传统不谋而合吗？

赵博生下山后，找到了以前的战友吉鸿昌，并在其介绍下进入了已被蒋介石收编的冯玉祥的第二十六路军。二十六军的新任军长孙连仲原系冯玉祥的部下，与赵博生有旧交，便邀请赵博生担任了军参谋长。

然而，蒋介石对这支原冯玉祥的部队并不非常信任，时常排挤和歧视，以至该军士兵的月饷都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少四成。

赵博生任参谋长后，通过保定军校结识了与他同样具有爱国情怀的年轻将领——董振堂。董振堂此时已经担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的旅长，成为了赵博生的部下。

赵博生和董振堂相识之后，英雄相惜，往来甚密，以至于后来赵博生在董振堂的鼓励下，发动的了规模浩大的起义——宁都起义，为工农红军输送了大量有生力量，两人也成为了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楷模。

1931年2月，蒋介石频频催促第二十六路军南下“剿匪”，第二十六路军上下官兵都知道，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之计，好让地方杂牌军在和共产党红军相互拼杀，两败俱伤。

而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多为北方人，又对以往“剿匪”的失败心存芥蒂，都不愿南下。甚至，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第一团拒不执行南下“围剿"红军的命令，反而破坏了国民党修建的铁路和车辆。

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并以拒发军饷为要挟，这才迫使第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行“剿匪”。

第二十六路军到达江西后，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围剿”，然而每次“围剿”行动，总是二十六军在前方开路，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后方督战。

除了被“中央军”在后方赶鸭子，二十六军的损失也颇为惨重，所部第二十七师师部和一旅被红军歼灭，二十六军也被包围在宁都。

困守宁都城的第二十六路军，不仅薪饷没有保障，生活更是困难重重，而且军中大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水土，因此疫病多在军中流行，仅数月之内便死亡几千人。

宁都西北郊的荒山上布满了坟头，厌战思乡的情绪在军中弥漫。尤其是几个月后的“九一八"事变，使得有光荣爱国传统的第二十六路军，更不愿意再与红军交战，广大官回北方解救父老、参加抗日的愿望日益强烈。

然而，蒋介石却来电对他们迎头训斥，命令他们“死也要死在宁都城"。被逼得无可奈何的第二十六路军高级将领孙连仲、高树勋等，都以养病为名，前往上海养伤，广大士兵也怒火中烧，群情激愤。

而赵博生、董振堂等一些中高级军官留了下来，他们更加迫切希望能找到共产党，跟随他们北上抗日。

其实，赵博生想投奔共产党的念头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29年他在西安驻防的时，就暗地里让他的心腹张志诚寻找共产党。他对张志诚说：“据我看共产党在西北军中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真心革命的，我们与共产党联系，可能是一条生路”。

与此同时，董振堂也在想方设法寻找共产党，他曾多次让司令部的参谋刘振亚，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到上海寻找。

在赵博生和董振堂寻找共产党的期间，第二十六路军内部的地下党组织，也时刻注意着他们态度，并及时地报告给了党中央。党中央还指定朱瑞，专门负责第二十六路军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1931年10月，第二十六军特别支部经过对赵博生长期的考察，决定吸收他入党。赵博生当即表现出强烈要求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意愿，他说：

“我赵博生有革命之志久矣，苦于无人领导，我曾到上海，多次找寻刘部长，我今天没有别的话好说，就是要你们给我引路，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军参谋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于是，特派员王超亲自找赵博生谈话，并上报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批准他为中共党员。

赵博生人党后，便按组织给的任务，积极做团结中、高级军官的工作，同时他决定与董振堂联络。

于是，赵博生找了个借口去董振堂军中探访，他本想先行试探，不想董振堂早已下定决心，两人为此还紧紧拥抱在一起。董振堂说：

“老赵，别的我不说了，你我是多年交情，西北军这样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在此等，不如率部当红军，北上抗日去。老赵我全听你的！”

随着军中地下党员们积极工作的展开，兵运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昔日军中的抑郁空气一扫而尽，不少军官中公开喊出了“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北方打日本！”“红军主张抗日，是我们的兄弟！”等口号。

正当起义工作有条不紊向前推进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起义工作一时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1931年12月，二十六路军特派员王超从宁都起程，途经南昌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南昌的地下联络站早已被识破，并成为军统诱捕我地下党员的陷阱。

王超对此并不知情，还像过去一样与接待人联络，并把第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秘密文件交给了南昌地下联络站，这份件包括了第二十六路军特别党支部成员的名单。

然而在进一步的交接工作过程中，王超发现情况不对，因为对方总是询问事关党内核心机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是不应问的。他感到这个联络站可能已遭破坏，于是就拒绝回答所有提问，结果被捕入狱，惨遭杀害。

军统将名单报告给了在南昌行营督战的蒋介石，蒋介石当即向第二十六路军的代理总指挥赵博生发出十万火急的命令：“责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即刻缉拿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并星夜送行营惩处。”

赵博生看过电令，觉得形势异常严重，建议迅速召开党内会议，研究解决方案。同时，为了稳住蒋介石，他当即给蒋介石回电：“遵令即办。”

赵博生一面稳住蒋介石，一面立即派遣袁汉澄前往苏区，面见朱德总司令。在与袁汉澄交谈过程中，朱总司令诧异道：“你们想让他们当红军，那倒好，赵博生那么大的官，也愿意当红军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哟”。

于是，袁汉澄把准备起义的情况，简单作了汇报。朱老总说：

“这么干好得很。当红军好，红军才是人民的军队，是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大林创造了第一支红军，现在我们党创造了第你们能领导第二十六路军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与我们站在一个阵线！”

第二天，中革军委召开会议，制定了起义的措施，包括起义时间、方式和伤员救治等问题。

1931年12月14日黄昏，总参谋长赵博生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由，召集了团以上干部在会议室边举行会议和晚宴。

只见赵博生举起酒杯，喊道：

“今天请各位来，一是感谢总座的关心，二是有些紧急军务要和诸位商议。下面咱边吃边议，请诸位开怀畅饮，酒喝够饭管饱。”

这时，突然楼下一串急促的枪声，打破了宁静的气氛，此时，赵博生当机立断，站起来大声说道：“诸位，不用害怕，哨兵枪走火而已。下面我想问诸位一个问题，如今国难当头，诸位对二十六军的前途有何高见？”

各位军官虽觉得有异常，但都不明白发生了何事，总参谋长如此发问，竟无人敢作答。

赵博生则继续慷慨激昂道：

“诸位，当前中国形势危难，自九一八以来，日本鬼子强占了我东北三省，几千万亲人同胞沦为亡国奴。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军队要打，就应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

赵博生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在座的各位军官，他们大多数北方人，对于自己的亲人沦为日本人的努力早已怒不可言。

赵博生接着说：

“可是蒋介石身为国家领袖，却置民族的危亡于不顾，心胸狭隘，专攻自己人，把我们遣到此地，与红军相互征伐，打我们的兄弟，好为他清理门户、扫清地盘。我们自称是革命军人，有枪却不能御敌，自己人打自己人，还算什么军人？将来我们有何面目见自己北方父老？”

一席话后，除了几个顽固分子百般阻挠意外，大多数军官都决意跟随赵博生参加红军。除了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潜逃后带走1个团的兵力外，其余部队均成功起义，全军1个总部、2个师部、6个旅部，10个团部，4个独立营、1个总部直属队，共计I.7万多人，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相比，宁都起义的代价小，兵力大，极为成功，影响也极为深远。这场起义，为中央苏区红军增加了一支战略性力量，由过去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变成了第一、三、五军团。

赵博生和董振堂是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具有非凡的个人品质，比如与士兵平等相待，爱护百姓财务等，但最重要的一点品质是他们的思想先进。

国民党官兵大多是迂腐不堪的，从来没有考虑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谁？为了谁？方向在哪里？而赵博生和董振堂两位将军，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懂得革命是为了什么，因此才能与红军殊途同归，最后加入红军。

除此之外，他们加入红军除了与他们优秀的品质和思想的先进性有关外，还与当时的中国环境有关。彼时的中国，在日本大举入侵之下，有亡国灭族的危险，在这种大背景下他们能够看清现实，弃旧纳新，参加红军，外部因素的推助也起到了作用。

而当前，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时代背景与抗战时期不同，台湾将领已无外部因素的激励，再加上台湾当局推进“软台独”，使得台湾将领与大陆接触甚少，难以受到感召，甚至可能产生离心离德的情绪，因此当代台湾将领，具有几十年前的国民党将领的一些优良品质的可能性，就会差很多。

不过，虽然当前我们没有日本入侵时同仇敌忾的时代背景，但摆在中华儿女面前的是另一个伟大的课题，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台湾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台湾，这是一个更宏大的课题，台军是否会为这一课题所感召，或许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