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王朝的连坐之法，究竟为民而诉，亦或民之不讼？

引言

战国时期，商鞅任秦国左庶长，先后两次推行变法。第一次变法，商鞅提出连坐制度：“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讼，很刚之民不斗，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最早推行什伍连坐，之后梁国魏国亦纷纷效仿。秦孝公时期，商鞅使在秦国进行变法，以

《法经》

六篇为蓝本，改法为律，提出“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作

”的主张。

连坐之法，是全国乃至先秦国时期人类对自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客观规律的认识。

它在秦王雷厉风行地推行下，迅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减轻了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成本。使秦国从战国的弱国一跃位居强国之列，为之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秦帝国电视剧剧照）

一、连坐制度是无孔不入，还是细节论成败？

赵高，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管事二十余年”。沙丘政变，他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拥立秦二世。公元前208年，他设计害死李斯，后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秦王。不久被子婴设计，入庙将其杀之。“

三族高家，以殉咸阳。

秦王政九年，长信侯嫪毐发动宫变，被秦王发兵平定叛乱，后将嫪毐及其党羽，处以“

车裂以徇灭其宗

”之刑，又如廷尉李斯，因为赵高诬其与子李由谋反，而遭“

夷三族

。”吕不韦淫乱问道，将“

籍录其子孙，进不得仕宦。

秦王执政期间，商鞅一系列变法大刀阔斧地对秦国施以改制发展，其中，便提出了连坐制度。

（秦朝的渎职罪）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

“实现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奸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

秦国盗贼一时猖獗，商人逐利，商鞅之变法，有力有度，连坐制度维护了当时秦王的专政，最后抑商重农，路不拾遗。

（商鞅雕像）

《史记》

中有载：

“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识遗，山无盗贼。”

这一制度，对于以连年征战统一天下的秦国来说，更强大了军队的管理和统治，从法制的角度，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助秦王兴邦定国。

连坐制度，降低了君臣平民之间情感信任的负面效应

，而直接与利益权衡相关，减轻了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成本。

商鞅对先秦国时期连坐之法的总结，所体现的惩罚效果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得到秦朝的青睐。

（秦朝的重要罪名）

亲属连坐，即家属连坐

，也有学者从秦简出发，将其定义为“室人同居连坐，家庭中如有一人触犯秦律，则会连累其他同居者入罪，秦时，家属连坐的情况，正如史记中所言，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

秦朝家属连坐有以下四类

第一

是夫妻连坐，

第二

是犯人之妻子连坐，

第三

是姊妹弟兄连坐，

第四

是举家连坐。

其中

举家连坐，会扩展到整个宗室子孙。

这一制度大大维护了封建皇权的专制统治，严惩了所有有不轨之心，仗势欺人的逆臣，就连商鞅最后也难幸免于难，全族处以“车裂之行”。

连坐之完善，不仅涉及亲属，更有地域连坐，职务连坐，军事连坐，小至亲属四邻，大至国家军队，无一不连坐，一断于法，秦律十八种，细节之完善，将惩治无孔不入，欲以身试法者，无可乘之机。

民事讲完，再说商事。

秦对经济罪犯的治理，亦以连坐之罪

，维护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秦朝时期，钱和布匹都是供以流通的货币，但是在流通过程中又容易消耗，导致百姓倾向于留住那些更重的钱和更好的布匹，长久以往势必会导致轻钱和残布被滞留，无法实现货币的流通职能，这无疑会影响到秦朝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为杜绝这一现象，秦律规定：

"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辜。

”即列伍长（伍老）对伍人的择钱布行为不揭发，亦要承担连坐责任。

此法既出，限制了商人买卖过程中，不遵守交易规则，纠纷无人治理，浑水摸鱼者扰乱金融市场。于是，秦在变法之中，经济一时间得到稳定发展。

（秦灭六国之战示意图）

二、法制社会的开拓者，如何以连坐制约人情关系？

相比后世汉朝的"

上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八议

"，以及唐朝的

议、请、减、赎、当

等制度，秦朝"

以法为本

"的法治观无疑是站在特权制度的对立面，掘弃该亲属尊卑观念的。

《韩非子》

云：

"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这一法制特点，也明显的表现在连坐制度上。如秦律中规定盗窃罪要按照赃值定罪，被连坐的家属要视其是否知情，与罪犯共享了多少份额来定其惩罚的轻重。但若其亲属事先告发，则因告奸有赏，从而功过相抵，家属便不会遭致连坐。又例如军队里，"

亡长得长，当之；得长不亡，有赏：亡长不得长，身死家残。

"即伤亡一个军吏而消灭敌人一个军吏，则功罪相当，若消灭了对方而己方没伤亡，则有奖赏。相反，则将吏要身死家残。

这一赏罚分明的连坐制度，使社会成员相互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不存在毫无利益的仁爱。即使看起来家属间、友邻间相互友爱，但一涉及犯罪和战事，人们就要撇下一切情谊，各社会成员间以功过计量，如没有功过相抵就要受到牵连惩罚。如此一来，家庭成员间，将领士卒间，君主臣民间都纳入利益得失的范畴，避免了仁义之情带来的羁绊。

连坐制度弱化了情感关系带来的负面效应

，令人们明法度，不论是亲属、上下级官吏还是行军打仗，都贯彻了严格的以功过论刑赏的法制理念。人们因法而必须摒弃心中的宗族尊卑、荫蔽观念，畏法而不敢犯法，勇于立功，更好的为封建秦朝统治服务。

（商鞅说服秦王变法）

以秦朝最重视的盗窃之罪为例，

《荀子．修身》

曾指出："

窃货曰盗

"。

在秦朝，盗窃是重罪，因此秦简中对盗窃类型和惩罚盗窃的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侵犯的直接客体很丰富，涉及到侵犯财产的犯罪且涉及家属连坐的，主要为盗窃罪。

诸如：钱、祭品、牛、羊等等。并明确规定"

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

”'意指实施了诸如盗窃类的罪行，与之同居者都要遭到连坐。

值得一提的是，秦律中的盗窃连坐，是区分家属主观知情与否，客观参与度如何来加以定罪处刑的：

"夫盗三百钱，告妻．....．非前谋殿（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夫盗二百钱，妻所匿百一十，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以百一十为盗；弗智（知），为守减（臓）。”

"公祠未闺，盗其具，当以下耐为隶臣。”

由此可见，连坐之法并非不分青红皂白，这种相对公平的制度，对盗匪猖獗的社会现象，起到了良好的制约作用，才有了大秦王朝对盗匪有力的治理。

“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

秦简中记载，某郡县治理中，有一贼进入一户人家偷窃，把那户人家击伤，户主呼救，但四邻皆无人，最后户主家被抢，幸而盗贼抓获。

此事，原本处罚盗贼即可，但秦律连坐制度，使之更加严苛。连坐制度中，四邻若无人，可无需问责，但里典和伍长即使不在家，也是要处罚的。

（秦朝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

这一制度，不仅可以严惩盗贼，还可以对当地官员予以警醒，令其加强对郡县治安的管理。以严法，换得整个郡县的长治久安。

久之，秦即呈路不拾遗之盛况，对秦朝高度集权的统治，带来了更有效的结果。

此制度，放到当今社会来看，依旧可以给人警醒。以连坐或问责制度，约束基层官员，实现更加合理合法的社会管理，让违法分子，无所遁形，而不是依靠裙带关系，逃脱罪责！

（秦朝的侵犯财产和人身罪）

三、连坐之法，秦朝强大的执行力

据不完全统计，秦朝所实施的

连坐之罚的名类

，包括：

族、流放、泉首、与同罪、车裂、收备、迁徒、耐为隶臣、罚为鬼薪、籍其门禁其子嗣为官、费甲费盾、赎耐、答打、免职、耐以候刑、偿不备

等等。

这是在史籍和竹简可考证的情况下予以统计的，然而未有记载的罪名应该也不在少数，可见秦律对连坐的执行力度。

秦朝酷吏出名，主要是各种刑法层出不穷，且异常严酷，令犯人望而却步，对治理起到震慑的作用。

其中，肉刑中，

黥(或墨)、劓、刖(或斩趾)、宫

四种刑罚，车裂，以分裂肢解罪犯人体，将犯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向不同方向拉以撕裂人的肢体。

刑法之重，让人闻风丧胆。

情节严重者，甚至以具五刑之酷刑，如

《汉书·刑法志》

有云：

“当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

连坐制度，在约束官员，治理不法分子的同时，将各种刑罚作为变法的衍生品，为制度寻求一个切实有效的结果。

此强大的执行力，令秦朝在法制完善的同时，实现了高度统一和有力的治理。

（秦朝的刑罚）

虽然刑法过于严厉，但对于当时野心勃勃的秦王来说，无论是前期统一六国的攻，还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守，都完美地帮助秦朝皇帝，完成他的封建王朝的治理。

从商鞅变法伊始，到连坐制度的推行，短短数月，迅疾有力，不仅令官员兢兢业业地尽忠职守，又对犯人施行强有力的惩罚。一切，因执行力而强大。

（秦朝的死刑）

结语

秦始皇经过多年混战，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虽然相对安宁，但阶级矛盾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

秦商鞅变法，尤其连坐制度的推出，在维护封建皇权一统的同时，展现了社会效应。在心理上强化了家族和团体意识，在社会结构上，使家族团体相对独立化。

一个制度的推出，必然利与弊并存，在奖赏分明，严加管制的同时，也牵连无辜，造成酷吏不断，秦之暴政。商鞅也终于作茧自缚，走上了全族车裂之路。

参考文献：

《秦史稿》

《历代刑法考》

《秦律十八种》

《云梦秦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