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化与历史教训：19世纪法国与美国的国运消涨

摘要：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政治家最关注的数据从来不是法国的经济增长，而是日渐萎靡的人口增长速度。从那个一点点逐渐下降的数字中，法国的政治家看到了一种发自本能的真正危险，那将是对法国命运的历史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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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真正最令人震撼的篇章，其实只有两个：

1、法国人口的衰竭和国力的衰败，即法国作为17世纪欧洲人口最多的超级大国，在19世纪竟然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口停滞和老化。这最终将法国变成一个衰败的大国，并使其从国际舞台的中央永久清除；

1800年，法国人口是3000万人，1900年法国人口是3000万人，但当时已经进入老龄化；

2、美国人口的暴涨和国力急剧增长，美国在1820年时，人口仅有1000万，这个数量远远少于法国的人口规模，到了1850年，美国的人口规模是2300万，30年内增长了1.3倍，等到1900年，美国人口便达到7600万，这远远超出了英法两国的人口。

美国人口增长如此之快，除了生育率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移民输入。在19世纪，大约有500多万德国人移民美国，这占1900年德国人大约十分之一；意大利移民400多万，奥匈帝国移民400多万，300多万俄罗斯移民和200多万斯坎纳维斯移民。大约2000万移民+1000万美国本土人的子孙，最终造就了7800万的美国，使美国人口在19世纪扩大了几近八倍。

美国200年移民吸纳的时间趋势，二十世纪早期已经出现老龄化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人口三倍多的增长，同样依赖于移民

两个国家人口数量变化的对比，导致了一个在1800年难以想象的局面：

1、法国作为一个欧洲三百年来最具决定性的大国，永久衰败了；

2、美国则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新生国家，甚至很长时间是法国的小弟，竟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具备了支配世界的实力。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局面呢？

从法国自身来看，他的问题有很多个。

第一个是法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价值观衰败得最快：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宗教保守主义迅速没落和世俗自我观念开始流行，相比其他国家，禁止堕胎、鼓励生育的天主教观念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就在法国丧失了主导影响力，当时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访问巴黎时就吃惊地发现，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巴黎人会进行正常的宗教仪式，他们对宗教毫无敬畏。

传统文化的衰退带来的是现代世俗观念的流行，法国人从巴黎上流社会到乡下农民都广泛使用节育措施，并将孩子视为一种自己的累赘。当时备受追捧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对自己的亲生孩子毫无感情，并把孩子扔进了孤儿院的垃圾堆。他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备受法国人的追捧。

这种思想，必然带来法国人繁衍能力的急剧衰退。实际上，法国早在1865年就进入了老龄化，乃是世界上最早的老龄化国家。当1870年俾斯麦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攻入法国，除了法国的不堪一击令人吃惊外，普鲁士人也注意到法国小城镇在当时极为罕见的严重老龄化——“这是一个急剧劣化的国家”。

相比之下，当时的德国人和美国人都相对保守，美国的传统宗教氛围要比法国强大，这些秉持传统文化的人口尽管备受进步主义者批评蔑视，但却是美国生育力的真正保证——在19世纪，美国福音派的生育率是7，这是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数字，直到今天，这个数字依然有3.43。

第二个，乃是法国现代化资源的相对集中单一超级大城市，人口的过分集中恶化了市民阶层的生育潜力。

作为西方最早的绝对君主国家，法国历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这一特性促成了法国的强大。在路易十四时期，法王将法国的大多数贵族、财富和人才聚集在巴黎，以强化君主的实力。这一政策的特性就是，使得现代化之后，法国的经济资源基本都集中在大都市巴黎，而巴黎对法国的人口形成了严重吸附性，超级大城市人口生育的黑洞，急剧推高了生活成本，严重限制了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人口增长。

相比之下，德国境内的巴伐利亚王国等各个邦国开辟了慕尼黑（巴伐利亚）、鲁尔、汉堡、德累斯顿（萨克森）等经济中心，这相对缓解了大城市的弊病，降低了人口扼杀的风险。而19世纪的美国更是如此，大多数经济活动上围绕着各州而非单一大城市。 20世纪初 一些法 国 人口专家认为这一因素严重影响了法国人口增长。

总而言之，19世纪法国人口的严重衰减，在当时的法国各界引发了巨大的忧虑，并带来严重恶果。

19世纪初，庞大新锐的法国军队曾经在耶拿战役中横扫普鲁士的德国军队；但在1870年，老龄化的法国在普鲁士面前一溃千里；到了1914年，法国人更是被德国一只手压着殴打；而1940年的法国战役，更是让巴黎成为德国的战利品。

事实上，很少有人知道，从1871年的总理梯也尔，到1914年的总统庞加莱，再到1938年的达拉第，法国政治家最恐惧的数据从来不是法国的经济增长，而是日渐萎靡的人口增长速度。从那个一点点逐渐下降的数字中，法国的政治家看到了一种发自本能的真正危险，那将是对法国命运的历史审判。

在著名革命家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中，曾经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描述当时法国社会对此的恐慌情绪，并以无情嘲弄，他写道：

“近几十年来，法国工人从法国上流社会那里学会了人工节制生育：或者完全不生孩子，或者不多于两个。法国工人们极端贫困。以致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养活大的家庭。结果，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法国逐渐感到年轻人口不足的危险了。它大声疾呼：“法兰西要灭亡了！德国人口增长比我们快！他们的士兵要比我们多！”顺便说说，即使参军的那些法国士兵，也是一年比一年糟糕：身材矮小，肺部虚弱，气力单薄。于是法国“顿时慷慨起来”：亲自起来坚决主张为工人们进行某些改善，使之恢复一下元气，多生一些孩子。要知道，如果把母鸡杀了，那它就再也不会生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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