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川、汝南人才辈出，却让黄巾肆虐，郡守不仅不治罪反而升任三公

黄巾之乱重灾区——颍川

光和七年二月，张角振臂一呼，八方响应，聚集三十六方渠帅兴兵反汉。

短短一月内，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震动京师。

当时，天下十三州，有八州参与黄巾之乱，分别是青州、冀州、幽州、扬州、兖州、荆州、徐州和豫州。

而在这八州之中，又有两州特别严重，那就是冀州与豫州。

三月，汉天子惊闻噩耗，慌忙下诏，以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兵镇守京师，又以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为主将，持节调发全国精兵，镇压各地乱事。

三位中郎将兵分两路，卢植率军负责北方战线， 独立对抗冀州的黄巾主力张角，而皇甫嵩与朱儁则合军讨伐颍川的黄巾军。

如果说冀州是黄巾军的大本营， 有张角三兄弟坐镇，需要一路人马单独讨伐，并不令人意外的话。

一个颍川郡的黄巾，竟然让两位中郎将合力讨伐，还一度占据下风，这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不仅如此，颍川可谓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东汉末年，到魏晋时代，颍川涌现出的人才数不胜数。

比如黄巾之乱时声望正隆的“荀氏八龙”，以及在三国时绽放绚丽光彩的曹魏阵营大佬荀彧、荀攸、郭嘉、戏志才、钟繇，等等都是出自颍川。

在这个三国顶尖谋臣扎堆的地方，又是如何让黄巾肆掠到如此地步的呢？

当时颍川郡的太守又是谁，为何无人敢治罪于他，甚至连史书上都很少提及此事？

汝南太守赵谦

在讲颍川之前，我们先谈谈隔壁的汝南。

在东汉末年，汝南同样也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人物、故事都是出自汝南。

比如群雄割据初期最大两个诸侯，袁术、袁绍所在家族，就在汝南，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名震天下。

还有喜欢捧人的“月旦评”也是出自汝南，许劭、许靖兄弟品评天下奇才，曹操的“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就是出自于此。

就是这么一个文化中心，在黄巾之乱时期，也是被重点光顾的一个地方，皇甫嵩与朱儁打败颍川的波才之后，就开始剿灭汝南的黄巾。

但是一直没有清剿干净，无论是开始占据豫州的袁术，还是后来的曹操，都在此地招揽了不少黄巾将领，还有后来走投无路的刘备，在依附刘表之前，也曾在此处盘踞过一段时间。

而在黄巾之乱期间，这里也曾涌现过不少豪杰。

《后汉书》记载，黄巾军攻打汝南之时，汝南郡守麾下七位属官，以身殉国，汉灵帝得知后，还将此七人封为“七贤”。

这七人之所以能在史书上留下一笔，是因为七贤中有一人名为袁秘，此人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名气，可是他在当时却身份不低，因为他是汝南袁氏之人。

门下属官都是如此，那么太守呢？

在东汉，县令又被称为“百里侯”，而手握一郡大权的太守，已经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东汉末年所谓的诸侯，也就是以郡太守为分界线，能彻底掌握一郡之地的都可以称为诸侯。

所谓“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东汉朝廷赋予了县令、郡守如此大的权力，相对应的，“守土有责”也是他们的义务。

在七贤死于黄巾之乱的时候，汝南郡的太守成为了唯一活下来的官员。

黄巾起，秘从太守赵谦击之，军败，秘与功曹封观等七人以身捍刃，皆死于陈，谦以得免。——《后汉书》

虽然吃了败仗，被一群黎庶给击败，丢了汝南，可是这个太守却依旧好端端地活着。

不仅如此，几年后，赵谦还成了三公之一的“太尉”，成为朝堂上地位最尊贵的大臣之一。

后来董卓迁都之后，因为讨伐白波贼有功 ，又被封侯。

李傕杀死王允之后，又取代王允，成为三公之“司徒”。

一个在黄巾之乱初期，丢城失地，只身逃亡的太守，竟然在朝堂上屡次进位三公，天理何在？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赵谦的祖父名叫赵戒，是历仕汉安、顺、冲、质、桓五帝的五朝元老，并于顺帝、冲帝、质帝、桓帝期间历位四朝三公，是真正的国之栋梁。

在汉献帝时期居三公之位长达15年的赵温，就是赵谦之弟，可见其家世显赫。

颍川太守，地位太高

众所周知，在官场上，同样的官位，位置越好的身份越尊贵。

同为两千石的太守，出任地方越富庶，自然地位越高。

比如南阳、颍川、汝南、会稽四地，自然是南阳太守最好，其次颍川，再次汝南，最好才是偏僻的会稽。

因为南阳是光武帝的发家之地，是帝乡，地位不一样；而颍川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起汝南更胜一筹。

汝南太守出身就已经如此不凡了，当时的颍川太守又是何人呢？

在黄巾之乱前后，史书上提到的颍川太守一共有三人。

分别是李旻，杨彪，以及司马儁。

先说李旻，他是诸侯讨董联盟的成员之一，在初平元年的讨伐董卓大战中，他以颍川太守的身份坐上了一把交椅。

不幸的是，在孙坚与徐荣一战中，孙坚被徐荣打败，而李旻则被徐荣生擒活捉，最后惨遭烹杀。

李蒙四出虏掠。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旻，烹之。——《后汉书》

李旻的结局不说，他任颍川太守的时间应该是在讨董（公元190年）之前，具体从何时起，不好说。

再说杨彪，这人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弘农杨氏的当家人，名士杨修之父，从他的曾祖父到父亲，一连三代都官至三公之太尉。

后来他自己也当了太尉，也是世袭三公的家族之一。

当然，在黄巾之乱时，他还没有坐上三公的位置，但也已经官至两千石，具体此时是何职，还不太确定。

在《后汉书·杨震列传》中是这么记载的：

光和二年（179），杨彪搜集黄门令王甫的敲诈勒索的证据，与阳球诛杀了王甫。

此后相继升迁为五官中郎将、颍川太守、南阳太守、永乐少府、太仆、卫尉，直到中平六年（189）接替董卓成为三公之司空。

也就是说，在黄巾之乱时期，他可能先后做过颍川太守和南阳太守，就如前面所说一般，南阳太守地位稍高，所以时间靠后。

而在《后汉书》中有详细记载，黄巾之乱时，南阳太守为褚贡，褚贡被黄巾所杀之后，秦颉为太守，直到中平三年（186）年秦颉被杀。

而秦颉被杀后，南阳太守先后为羊续、灌洵、张咨、公孙度、袁术，这其中都没有杨彪。

说明一个问题：杨彪任南阳太守一定在褚贡之前，也就是说黄巾之乱时他已经离开了地方，开始在京城任职。

如此说来，杨彪任颍川太守之时，尚且还没有发生黄巾之乱。

那会不会是司马儁呢？

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是，因为司马儁的身份够高，也符合历史上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事。

《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量生颍川太守儁，字元异。

史书上只说司马儁是司马量的儿子，并且做过颍川太守，但是没有说具体时间。

既然这么记载，那就是说他最高官职就是颍川太守，在当时，只要不犯大错，又没有坐上容易被祭天的三公之位，一般是不会轻易贬职的，所以最高的官职，大概也就是最后的官职，也就是致使前的官职。

从司马儁死于建安二年（公元197），享年84岁来看，在光和六年（184）年还没有致仕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而且，如果真的是司马儁做颍川太守，颍川又出了如此大的叛乱，却没有一个人出来背责，那就太说得通了。

司马儁不用在历史上承担骂名，至少有三大理由：

1.黄巾之乱时，司马儁已经七十一岁，是个耄耋老人，别说身居高位，哪怕只是普通人，到了这个年纪，纵然犯错，一般人都不会轻易责罚。

2.司马儁的祖先厉害，他是项羽分封十八路诸侯之一殷王的十世孙，司马家从西汉建国之初就是河内的土霸王，到了东汉末年，家族势力强大，朝堂上盘根错节 ，根本无法动摇。

3.司马儁的子孙更厉害，司马儁有个儿子叫司马防，司马防有个儿子叫司马懿，司马懿有个孙子叫司马炎，晋武帝是也！

作为晋室的老祖宗，无论当时朝廷有没有责罚颍川太守司马儁，在晋朝之后的史书上显然都是很难见到的，原因不言而喻。

身为一地太守，治地被黄巾攻破，却不仅不被朝廷责罚，反而升任三公，东汉末年的朝堂黑暗可见一斑。

除了张角所在巨鹿以外，黄巾之乱最严重的地方莫过于颍川、南阳等地，而这些地方恰巧又是中原最富庶的地方，号称政治、文化中心，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