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研究院】马琼：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节选）

西方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渊源流长，古代地理著作的种类也十分丰富。我们可以把这些地理著作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著作，另一类是地图。无论在西方文字类的地理著作中，还是在西方古地图上，都很早就有对杭州的描述——但由于使用语言的不同，使得这些著作中的杭州名称繁多，其位置的标示也不拘于一地。厘清这些名称的指代和位置的标示，对于相关的学术研究，以及认识杭州在西方古代地理著作中的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以1987年英国竹林出版社出版的《1850年前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图书》中所收入的古代西文地理著作，以及国内外图书馆所藏1850年前的古代地图为依据，通过解读原始材料，运用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原理和方法，通过文献搜集、阅读、考订等方法，探讨如下三个问题：

（1）在西方古代地理著作中，杭州还有哪些古名？

（2）在西方古代地理著作中，杭州是如何以图像方式呈现的？

（3）从西方古代地理著作这一视角出发，考察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杭州的认识如何？

一、西方古代地理著作中的杭州

（一）西方古代文字类地理著作中的杭州

1.西方游记中的杭州概述

（1）13-14世纪西方古代文字类地理著作中的杭州

西方古代文字类地理著作中对杭州的记载多见于游记之中，其中较早、且对后来的游记中对杭州的记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当推《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在这部1299年就在意大利到处可见的游记里，被称为“行在”的杭州城开始倍受瞩目。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后，《鄂多立克东游录》、《曼德维尔游记》、《马黎诺里游记》以及《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均有对杭州的记载。

（2）16-17世纪西方游记中的杭州

进入16世纪以后，随着欧洲传教士的来华，出现了一些记述中国的专著，如盖略特•伯来拉的《中国报道》，达•克路士的《中国志》，德•拉达的《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以及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无论这些著作是作者本人亲身经历还是在别人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编撰的（如《中华大帝国史》就是门多萨编撰的，门多萨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但由于这些著作都基于在中国的游历而写成，所以也可以归入地理著作中。可惜的是，这些著作中对杭州的介绍远少于13-14世纪的相关游记，甚至出现了对马可•波罗描述的杭州的误解。比如，在德•拉达和门多萨的上述著作中，将马可•波罗所称的“行在”和“天城”错当做北京。[2]

到了17世纪，上述情况有所改观，出现了一些详细介绍杭州的游记。如1613年，帕切斯出版了《帕切斯的朝圣》在这部游记中，作者不仅对杭州，特别是杭州西湖进行了大篇幅的文字介绍，同时，还对之前各种不同的西文杭州旧名进行了总结和辨析。[3]

（3）18-19世纪中叶西方游记中的杭州

18世纪中、晚期，有两部旅华游记中记载的杭州值得引起关注，其一是托马斯•阿斯特利（Thomas Astely）出版的四卷本《航海与旅行新选集》（1745-1747）[4]。在这部游记的第四卷中，有对杭州情况的较多介绍。阿斯特利对杭州充满了赞叹之情，他认为杭州的地理位置优越、人口众多，交通，尤其是运河交通十分便利，丝绸是杭州向世界售卖的最好商品。因此，可以称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第二部对杭州进行详细记载的是《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5]我们知道，1792年，英国为了开拓海外市场的需要，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使团。使团回国后，先后有9人出版了关于中国的游记，其中，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1737-1801）于1797年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是书共有两卷，在第二卷中，有关于杭州府更为详细的介绍：作者不仅介绍了杭州的地理位置、商业情况、杭州人的穿着和生活习俗等，还记述了作者与中国官员一起泛舟游览西湖的情况。[6]

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后，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仍有英国人陆续来到中国，其中有一个叫做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年）的英国建筑师和艺术家，曾于1843年出版了《中国——那个古老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的系列观察和展示》一书。[7]阿罗姆对杭州，特别是西湖和雷峰塔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在他的书中，第一卷的前两篇即介绍了西湖和雷峰塔。与斯当东的记载相比，阿罗姆对西湖的记载更加地详细——尤其是对西湖船餐和西湖旁的墓地的记载。不过，阿罗姆书中，除了对杭州进行正面的描述外，阿罗姆也对他在杭州看到一些负面的情况进行了批评，如女性地位低下，不能与男性一起于西湖中乘坐游船游玩；再如，杭州的桥梁等建筑比不上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建筑工艺；他在当时杭州所见到的中国人比较迷信，喜欢通过占卜来预测自己的未来等等。

纵观13世纪至19世纪中叶西方古代文字类地理著作中对杭州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对杭州的记载随时间而逐渐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杭州游历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对杭州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从上述各种不同著作中对杭州的记载内容的逐渐增多可见一斑：一开始仅对杭州的富庶做大致的记载，后来则较为详细地记载杭州的地理位置和水运情况、杭州人的生活，包括日常的游乐，宴饮，以及死后的葬俗等等。

第二，对杭州的记载由感性的赞叹到理性的分析。13世纪到18世纪，西方古代文字类地理著作中，作者对杭州多有赞叹——赞叹杭州的物产丰饶，人们生活富足，城市布局规整，也赞叹杭州的地理位置优越，丝绸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销售广泛，居住的国际友人多而舒适等等。但到了19世纪中叶，对杭州的记载就变得理性了——除了对杭州的赞叹，还有对当时杭州一些问题的批评。

第三，这些记载中的杭州的名称并不单一，而是有多种不同的称呼。在13世纪到17世纪的游记中，杭州多被称为“行在”，而到了18世纪以后，杭州就被称为“杭州”了。

其实，除了被称为“行在”和“杭州”之外，还有一些西方文字类地理著作中对杭州有不同称呼。

2.西方古代文字类地理著作中的其他杭州之名

（1）康库、康府还是康州？——阿伯尔肥达[8]《地理志》中的杭州

目前笔者所见，最早提到杭州的西方地理学专著，当为阿伯尔肥达(Abu-al-Fida，1273—1331)撰写的《地理书》。阿伯尔肥达是阿拉伯历史、地理学家，他的《地理书》约成于1321年。在《地理书》中，阿伯尔肥达曾提到杭州，并第一次对西湖进行了记载。[9]

在阿伯尔肥达的这部著作中，有三个可能指代杭州的名称：“康库”“康府”和“康州”，张星烺先生从语音学的角度指出：康库（Khanqu）、康州（Khanju）两名指代杭州，而康府（Khanfu）指代广州。

（2）康勃绥、康绥、喀绥、兴绥、汉沙——西方古代地理类及相关著作中的杭州之名

在阿伯尔肥达之后，还有一些游记作品中还提到了与阿伯尔肥达作品中不一样的杭州的名称。比如，在《马黎诺里游记》中，作者写到：“蛮子国疆土甚广，统辖城邑无数。……康勃绥（Campsay）城最著名，面积最广，市街华丽，人民殷富，穷奢豪侈。建筑物雄壮伟大，尤以佛寺为最。有可容僧侣一千以至二千者，实为今代地面上未有之大城，即古代恐亦罕有其匹。昔时著作家谓其城有美丽石桥一万座，皆饰以雕刻及持戟贵人之塑像。未亲履其地者，读之皆以为不经不谈。然其所言者，皆确实事情也。”[10]

张星烺先生曾对这段引文中提到的“康勃绥”进行了注释，在同一个注释中，他还梳理了《马黎诺里游记》出版前后的一些游记、通商指南，以及史学著作中杭州的称呼：

“康勃绥即马哥孛罗《游记》之京师（Kinsay），鄂多立克《游记》作康绥（Cansay），裴哥罗梯之《通商指南》作喀绥（Cassai）,依宾拔都他《游记》作汉沙（Hansa），拉施特《史记•契丹国记》作兴绥（Khingsai）。皆由中国京师二字转音，南宋之都城，今之杭州也。所谓昔时著作家，马黎诺里或指马哥孛罗及鄂多立克二人而言。多不内注谓康勃绥为印度胡茶腊之首府甘琵逸（Cambay），繁华富庶，印度人称之曰开罗（Cairo），全谬误矣。”[11]

除了康库、康州和康勃绥之外，阿伯尔肥达提到的汗沙（Khansa）之名也曾被后来的游记作家等所提及。比如，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伊本•白图泰曾提到他在中国游览时到达过汗沙城：“……行十七日抵达汗沙城。该城名完全象是女诗人汗沙[12]的名字，我不知道它是阿拉伯文名字，或是同音巧合呢？该城是我在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的城市。全城长达三日程，在该城旅行需要就餐投宿。”[13]

综上所述，康库（Khanqu）、康州（Khanju）、汗沙（Khansa），康勃绥（Campsay）、康绥（Cansay）、喀绥（Cassai）和兴绥（Khingsai）等名称均指杭州，而康府（Khanfu）则并不指代杭州，而是指代广州。前述杭州的这些名称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不同的语言，如阿拉伯语和欧洲语言对行在（Quinsay）一词的读音不同而导致的。[14]

二、西方古地图中的杭州

除了西方古代文字类地理著作中对杭州有所记载之外，还有大量的西方古地图上也有对杭州的描绘。黄时鉴先生曾撰专文，对意大利籍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于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之前的西方古地图中的杭州进行了考察，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此不赘述。

自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出版之后，西方古地图上对中国的描绘越来越清晰，具体到在地图上对杭州的描绘，则无论在对杭州周边地区岛屿的绘制，杭州名称的标示，杭州位置的标示上，还是对杭州的图示标注等方面都出现了与往地图不同的样式。

（一）17世纪后半叶[15]西方古地图中的杭州

1.尼古拉•桑松地图中的杭州及其对杭州湾地区岛屿的描绘

桑松名为《中国王国》地图中的杭州

帕切斯地图中的杭州湾地区

在桑松的地图上，杭州地名标示的右侧有一块近似长方形的上侧向上微弯的小岛，其形状与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中描绘的杭州湾的小岛极为相似。但在这块小岛之上，有三块形状不规则，但排列如“品”字形的小岛，“品”字形三块小岛之外，还有一块面积相对小很多，类似正方形的小岛。这种绘法，不同于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中的相应描绘，也不同于卜弥格的中国地图中的相应描绘,那么，这一绘法究竟来源于何处？

我们知道，桑松曾于1652年采用了帕切斯地图中对中国的绘法来绘制中国。但对比两图的杭州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参考帕切斯地图之外，桑松应该还参考了其他的地图。而这些地图并不一定是中文的地图，因为在帕切斯地图出版之前，欧洲已经有对杭州湾小岛进行类似描绘的地图。

1578年，来自安特卫普的吉拉德•德约德（Gerard De Jode，1509-1591）在他的Speculum Orbis Terrarum一书中出版了一幅关于东南亚的地图，这幅地图名为Tertiae Partis Asiae quae modernis India orientalis dicitur acurata delineatio Autore Iacobo Castaldo Pedemontano，来源于16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图学家乔卡莫•卡斯塔蒂（Giacomo Gastaldi，1500-1565）。[16]但图中对中国的描绘，多半来自马可•波罗，对于杭州的指称，仍沿用了马可•波罗的Quinsa，并且，在杭州湾与海相接之处，还有分成平行的两列，每列竖排三个，共六个不规则的小岛，这是目前笔者见到的，最早在杭州湾与海交接口的位置绘制小岛的西方古地图。

吉拉德•德约德名为Tertiae Partis Asiae quae modernis India orientalis dicitur acurata delineatio Autore Iacobo Castaldo Pedemontano地图中的杭州湾地区

2.17世纪后半叶其他西方古地图中的杭州

（1）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地图中的杭州

1670年，德国百科学书式的耶稣会学者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1602-1680）出版了名为Imperium Sinicum Quindecupartitum的地图。这幅地图主要描绘了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情况。其中，对中国的描绘尤为详细。但此图并非基歇尔个人首创，而是以卫匡国绘制的中国地图为底本而绘制的。

基歇尔名为Imperium SinicumQuindecupartitum 地图中的中国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之中国总图中的中国

对比基歇尔和卫匡国地图中对杭州的标示，我们也可以看到两者几乎完全一致：杭州之名都被标为Hangcheu,在此名称的右侧,都有一个单顶的建筑图标。虽然其位置一个偏右上，一下偏右下，但显然，两个建筑图标的样貌则是完全一样的。

基歇尔名为Imperium SinicumQuindecupartitum地图中的杭州

来源：古地图数字博物馆（www.map-cn.com）官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