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安乐美学观

邵雍(1012-1077年)，字尧夫，号安乐先生，河南辉县人。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道士、诗人，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少有志，喜刻苦读书并游历天下，并悟到“道在是矣”，而后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

邵雍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并使之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道学家中他以《易》学和像数之学见长，对生命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与体验。“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和“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观物外篇》，表达了邵雍独特的为学与为人旨趣。

在宋儒中，邵雍是略显另类的人物。与一般人们印象中道学家的道貌岸然不同，他自号“安乐先生”，将自己的住宅命名为“安乐窝”，自称“已把乐作心事业，更把安作道枢机。”《首尾呤》“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四长吟》诗酒居游，处处寻乐，乐天安命、悠游闲适，乃至形成了自己的“快乐哲学”，“乐”在邵雍的精神自我和美学思想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邵雍“人世之乐”主要是一种顺从人的生理性与世俗需求带来的满足与愉悦，邵雍并不拒绝，而且逍遥体验。

一、酒之乐。中国文人历来就将酒与诗奇妙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他们自身的一种象征，一种人生追求。邵雍于此也不例外，“每逢花开与月圆，一般情态还何如。当此之际无诗酒，情与愿死不愿苏”。《花月长吟》邵雍的喝酒，正如他的为人处世，澹泊为怀，酒是微醉，诗是醇真，显出其儒道兼综的人格风范，将道家的坦夷旷达与儒家的中庸仁和合为一体的生命情趣真切地融进酒里，化入诗中。儒家的中和使他虽钟情于酒，但并不放浪于酒。其自称：“纵然时饮酒，未肯学刘伶”.

《知非吟》并劝人“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批。”《安乐窝中吟》道家的旷达与潇洒使其在酒中寻得了人生的真性情、真趣味。“安乐窝中酒一樽，非唯养气又颐真。”《安乐窝中酒一樽》在微醉状态中，人不再以认知的方式去看待外物，从而使外界事物的功利意象模糊朦胧，忘怀了人生的得失，进而进入了物与我浑化为一，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的生命境界。

二、游之乐。邵雍与当时的达官显贵如司马光、富弼、吕公等都有深厚的交情，邵雍身上那种洒脱、乐观、豁达、逍遥的生命境界，常常使正处于失意状态的官宦好友得到精神慰藉。“春看洛城花，秋玩天津月；夏披嵩岑风，冬赏龙山雪”。《闲适吟》“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安乐窝中酒一樽》邵雍就这样徜徉在这秋月春风中，涵泳着生命的快乐，将其快乐哲学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

邵雍提出了“会有四不赴，时有四不出”《四事吟》的交游原则，所谓四不出，就是在大热、大冷、大风、大雨的天气不出门；所谓四不赴，是指不参加公会、葬会、生会、聚会。可见，安乐窝中的邵雍不仅注重身体的保养，也注重性情的自适，乐得有自我，乐得有原则，不会为了迎合外在而放弃自我，能够做到听从心的召唤自适安乐。

三、诗之乐。从先秦的“诗言志”、魏晋的“诗缘情”，到邵雍的“诗自乐”，中国的“快乐诗学”才真正形成。诗的本体意义，也从社会志向的表达，到人生情感的抒发，转向了人生乐境的生成。邵雍的诗之乐中，固然也有表达名教之乐的伦理诗，如《仁者吟》、《君子与人交》等，但《伊川击壤集》收诗三千多首，大多数则是“只管说”“人世之乐”的诗篇，主要抒写他乐天安命、优游闲适的生活情趣和境界。

一部《击壤集》就是其“为快活人”的闲适享乐生活的全幅写照。诗的境界是快乐的，作诗的功夫也不例外。其言：“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无苦吟》“句会飘然得，诗因偶然成”。《闲吟》“苦吟”是“诗囚”所为，“飘然”则是性情所致。在邵雍笔下，人生所见所遇、所感所触，莫不妙然成使成诗，功夫与境界浑然一体。

特别是在晚期《皇极经世》完成之后，更是无物不成理，无处不是诗，诗已经成为他生活的状态，生命的一部分。诗歌中之“乐”是邵雍人格审美境界的自然流露与表达，是其自觉于人间的“情累”纤芥无存而达到的与道合一之境界，是“乐天四时好，乐地百物备”《乐乐吟》的与物为一境界中的自得的快乐。从诗歌艺术的角度评价，邵雍也许并不是最优秀的诗人，但从生命哲学的意义上说，他却堪称诗意的乐者，真正做到了“诗意地栖居”，“以欣然之态做所爱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