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医生曝光：有种病是“过度医疗”的重灾区，或成为赚钱手段

新闻报道，德国一位名叫瓦格纳的女士因为背痛难忍的缘故多次前往医院就诊，接诊医生为她制定了多种诊疗方案，但全都收效甚微。

眼看常规治疗无效，格瓦纳女士萌生了通过手术根治背痛的想法。然而，在整形外科医院多次手术后，格瓦纳女士的背痛情况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格瓦纳女士在两年的时间里接受了6次大型手术，对26处脊柱位置进行了处置。然而繁杂的手术依旧不能彻底解决瓦格纳女士的背痛，如今已经80岁的她不得不靠着助行器才能走路。

其实，像瓦格纳女士这类的案例并不少见，数据显示，2020年，全德国共进行了38.7万例背部手术，比14年前多71%，而每场手术中可以单独计费的脊柱干预越来越多。对此，不少医学专家开始质疑此类手术的合理性。

德国医生米夏埃尔·于贝拉尔及其同事通过对2015-2021年间的7500多人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针对背部手术的建议只有不到5%是合理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脊柱干预是非必要的，约95%的病例经历了“过度医疗”。

一、“过度医疗”确实存在

许多人都曾有过肩背痛、腰背痛的问题。背痛之所以常见，主要原因在于，背痛通常是由于不良坐姿引起的肌肉劳损或由于缺乏锻炼导致的肌肉乏力，从而导致“颈肩腰背痛”。特别是40岁以上吸烟者，由于尼古丁被吸收进入血液后，会引起血管收缩痉挛，血液供应减少，影响了椎间盘外的血液循环。其背痛的症状可能更为严重。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背痛问题都需要手术干预。疼痛科医生米夏埃尔·屈斯特就认为：“在背部治疗中，拍片、穿刺和切割都格外赚钱。结果就是，这类手术做得太多了。”

事实上，除了因为肿瘤的原因导致的背痛之外，吸烟者患久治不愈的腰背痛，如果戒烟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疼痛有所好转。通过游泳等运动加强腰背肌功能的活动锻炼，对于锻炼腰背肌肉和脊椎关节，缓解背痛症状也很有帮助。

在我国，过度医疗同样存在。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一次会议上直言：“很多药是不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但还在做；很多手术只会使患者更痛苦，但也在做。”

黄洁夫呼吁，我国的“无效医疗”、“过度医疗”现象需要反思，每一次的治疗都是必须的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

过度医疗是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行为，通常表现为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住院、过度耗材、滥用手术和抗生素等，这会导致社会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

过度医疗的弊病最直接的就是加重了病人的负担，出现“看病贵”，造成部分人看不起病。资料显示，医疗机构滥开药、滥检查等导致医疗资源浪费可达20%-30%。

其次，危害患者健康，造成医源性疾病增多。例如，资料显示，我国药物性肝损害的病例以每年3%-4.5%的速度增长，临床上经常有乙肝患者在盲目使用中药复方后病情加重甚至恶化的案例。

过度医疗还可能损害医患关系，影响社会和谐。乱检查、乱收费，“天价医疗”的出现，大大损害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形象。

二、过度医疗“重灾区”，你了解几个？

1、宫颈糜烂

“宫颈糜烂”这个称谓目前已废弃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名词。所谓的“宫颈糜烂”，本质是宫颈柱状上皮的外翻，宫颈柱状上皮外翻暴露于宫颈外口，柱状上皮呈单层排列，其下是丰富的血管网，柱状上皮互相融合成绒毛或颗粒状而成粗糙的外观。

过去由于许多医生对“宫颈糜烂”缺乏正确认识，所以临床过度治疗或处理不当时常发生，且相当严重。这不仅是抗生素滥用的问题，许多医院甚至滥用环形电极切除术治疗“宫颈糜烂”，导致女性出现宫颈粘连、宫颈分泌物减少、宫颈子宫内膜异位症、宫颈机能不全等健康问题。

临床上，妇科检查时发现宫口外呈红色、条状或颗粒状外观，局部清洁者根本不需治疗；若有脓性分泌物者则可阴道局部塞药治疗数日即可；若面积极大，局部治疗后无明显好转，则应作宫颈细胞学检查和HPV-DNA检测，必要时做作宫颈癌筛查才是正确的做法。

2、甲状腺结节

在甲状腺结节中，80%~90%为结节性甲状腺肿，属于甲状腺组织增生和退行性疾病，不属于肿瘤，也并无手术适应证。只有5%~10%是甲状腺癌才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但是由于我国部分医院超声和细胞学诊断水平不高，术前无法区别结节的良恶性质，以至于部分医师对所有甲状腺结节患者都进行手术，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还对患者的外观和功能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专家表示，甲状腺结节80%以上都是良性的，一般情况下对人体健康没有明显的影响，只需要定期观察就可以。良性结节一般不需要手术，只有出现了吞咽困难、呼吸困难等压迫症状，或者发现结节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以及在结节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出现可疑的淋巴结转移，说明病灶在持续进展，才应该予以外科治疗。

3、心脏支架

2013年，美国医学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支架是最常被滥用的医疗干预手段之一。对此，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胡大一教授说：“我国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的。可国内，不少病人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

胡大一教授表示，有些患者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证，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在考虑支架手术之前，被诊断为冠状动脉阻塞性疾病的患者应该重点关注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不吸烟，吃健康的饮食，以及按照规定进行锻炼。这也意味着这类人群要接受多种必要的药物治疗，如预防血栓形成的阿司匹林、减缓心率和控制血压的β-受体阻滞剂以及降低胆固醇水平的他汀类药物。注重预防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药物治疗往往是冠心病患者最好的方法。

4、癌症筛查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曾在“医学与人文高峰论坛”上指出，他并不提倡健康人做癌症筛查。

他解释，潜藏于人体内的“早期癌症”、“懒癌”，即使不发现不治疗也无碍。这也成为他对当前医学界所推崇的普遍癌症早筛技术和早发现早治疗策略的质疑点。他认为，癌症被筛检出来后，可能对被筛查对象造成负面影响：如果因此进行早期干预，比如切除早期病灶或基因调控，但其中很大部分最后并必然发展为重症的人等于“白挨刀”。

“早发现、早诊治有利于癌症病人”并不违反逻辑，它已成为医学领域的一种共识。但癌症筛查不同于临床医疗，并非所有的人、所有的肿瘤都应该进行筛查。适合进行筛查的肿瘤应具有下列特征：高发，且是“在一定人群（高危对象）中的高发”；预后严重（死亡率高）；有可检出的“亚临床期”。

“无病滥检，小病大治，大病豪治”，不仅加重病人经济负担，损害患者健康，还严重影响医患关系。既是技术问题，也是道德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唯有健全各种疾病诊疗指南，制定规范的诊断和治疗流程，建立医疗服务质量控制、评估的指标和管理体系，才能做到“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合理收费”，让现代医学造福广大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