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拐卖33个婴儿的喻立香被捕，被判死刑后嚎哭：我的娃咋办

2010年，喻立香在听到自己的被判死刑的庭审结果后，哭的撕心裂肺，大声喊着：“我死了，我的三个孩子可怎么办啊。”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位临死前还在担心儿女的母亲，竟是“6.10全国特大贩婴案”的主谋。

多年来，喻立香参与贩卖的婴儿多达33个，期间还造成了一个孩子死亡。而一度卖红了眼的喻立香，甚至想将自己的孩子卖掉而获取高额利润。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劣迹斑斑的人贩子本是受害者。

那么，身为受害者的喻立香为何会走上犯罪的这条路呢？

一次偶遇踏错路

1968年，喻立香出生于云南师宗县，师宗县地处偏远，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喻立香从小家境贫困，十多岁时被人贩子拐走后卖到了河北涉县。

喻立香被拐到河北后，嫁给了一个名叫杨刚田的老光棍。贫困、孤独、无助困扰着她，十几岁的小女孩就这样走向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

喻立香在生下孩子后获得了丈夫的信任，她在多年后得以回家与家人团聚。

2005年的一天，一次偶遇令一个人甚至是一群人的人生滑向了命运的另一端。

2005年 ，37岁的喻立香和丈夫回云南探亲，走着走着便听到远处传来的哭声。夫妻俩顺着哭声来到了一处草地，拨开草丛一看，是一个小婴儿。

两人抱起婴儿，四处寻找孩子的家人，然而大家都说这不是自己的孩子。孩子刚出生没多久，看起来十分瘦弱，加上还是个女婴，不难猜到这是个被人遗弃的孩子。

喻立香看着这可怜的孩子，向丈夫提出要收养这个孩子，杨刚田自然是不同意喻立香所提出的要求。但心软的喻立香不顾丈夫的反对，硬是把孩子抱回家抚养。

养着捡来的孩子，难免会有风言风语。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喻立香要养一个非亲生的孩子，还是一个女孩。于是，就有人劝说喻立香将孩子卖给别人，以免增添自己的负累。

有过被拐、被卖经历的喻立香自然是不同意，即使经济不富裕，喻立香还是坚持抚养着这个弃婴。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对夫妻找上门来声称愿意出钱买下这个弃婴。这对夫妻结婚时间不短，但是迟迟没有怀上孩子，所以想买下这个婴儿。

得知他们的来意后，喻立香一开始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可是，在听到对方报出的6000元高价后，喻立香却不知道如何选择了。一边是自己辛辛苦苦抚养了四个月的孩子，一边则是几千元的高价。

在大部分人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的年代，6000元可以说是一笔巨款。最后，喻立香向金钱低下了头，将孩子卖给了他们，将钱装入了自己的口袋。

这是一次人性的考验，不知道喻立香在做出选择后，内心是否有过愧疚，不知道她在拿到现金时，双手是否会颤抖，不知道她是否会想起那四个月的时光。

己所不欲强施于人，这次的经历是喻立香思想的转折点。当她把孩子卖出去时，或许是她抛弃自我良知的开始。

同时，她也将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孩子是买来的，不是拐来的；孩子是卖给好人家，进了好人家是享福，不是让他们在街头乞讨；既帮助买方，也帮助了卖方，何乐而不为？又怎么算是犯罪呢？

喻立香就这样一步步地走上了贩卖儿童的不归路。

阴谋败露正义归来

喻立香尝到了这门“生意”的甜头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她想靠贩卖儿童发家致富。

不过，喻立香没有采取拐卖和偷窃的方式获得儿童，因为这种方式对她而言操作难度大，且一旦惊动警方后便有可能会被通缉。

对于她来说，买进、卖出才是长久之计。生意买卖讲究的是稳定的货源，以及大需求量的市场，买进、卖出，喻立香赚的就是这其中的差价。

孩子从何处买进，又卖向何处呢？喻立香选择了从云南买进，卖到河北。

说来真是讽刺，这条贩卖道路也正是当年喻立香自己被拐的路线，如今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当初因为不忍收养婴儿的“母亲”，如今成了违法犯罪的人贩子。

喻立香和她的丈夫杨刚田“不远千里”，云南、河北两边跑，寻找卖家和买家。在千禧年初，几百块钱对于贫困山区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喻立香就是用几百块钱买下了一个婴儿，再转手卖到河北，一个孩子能卖到几千块钱。当然，男婴的价格要比女婴贵一些。

原本两个人的夫妻档，慢慢地形成了以亲戚共同合作发展起来的人口贩卖大队伍。喻立香的姐姐、妹妹、弟弟、侄子等亲戚，甚至是房东、曾经的买家都纷纷加入了这个贩卖团伙。

虽说是家庭作坊式的合作，但是分工却十分明确，买进、卖出，找货源和买家，每一项工序都有人干。孩子越卖越多，钱也越赚越多。没过多久，喻立香就和杨刚田离婚了，转头找了个年轻男友。在喻立香的唆使之下，她的男友也加入到贩卖儿童的队伍中。

杨刚田虽然和喻立香离婚了，但是两人并没有分道扬镳，仍旧是“生意伙伴”；同时，喻立香还找到了一个中介人，花中介费让中介帮忙找买家以提高买卖成交率。

喻立香的团队甚至还有绩效奖励，每卖出一个孩子都有额外的奖励。就这样，这一条贯穿了滇冀的黑色产业进行了好几年。

2009年5月，在昆明——武昌的火车上，警察陆陆续续抓到了好几个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因此警方要求列车员加强对列车乘客的排查工作，严抓人贩子。

6月，喻立香团队带着三个刚买来的孩子前往河北，途经武昌，刚好也搭乘昆明——武昌列车。

喻立香、李璐、吴树生，以及三个婴儿，一行一共6人。在喻立香的安排下，李璐和吴树生假扮成夫妻，各抱一个孩子，搭乘同一车厢，如有人问起，则对外声称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喻立香则假扮成另一个孩子的母亲，搭乘隔壁车厢。

这一天，列车员如往常一样巡查每节车厢，却被李吴这对夫妻吸引了注意力。李璐和吴树生带的两个孩子或许是饿了，又或许是不舒服，一路上不断啼哭。哭声一传百应，惹得整节列车的孩子都在哭。

列车员上前询问两人是否需要帮助，李璐和吴树生也是躲躲闪闪的，他们的行为不禁令人心生疑惑。

列车员看出端倪后并不敢声张，而是连忙通知了警方。警察前去查看后，也发现了两人的不对劲，为了以防万一，警察便将李璐和吴树生带走，进行具体的问询。

两人被分开问询，面对警方的提问，李璐说他们是带孩子回老家摆满月酒，而吴树生则说此次出行是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

两人说的话不仅有多处不一样，而且他们口中的双胞胎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双胞胎本该是长相相似，可这两个婴儿不但长得不像，就连体型大小都有着明显区别。一个孩子看起来像是刚满月，而另外一个孩子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模样。

更何况这两人完全都不像夫妻，他们既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且言谈穿着也相去甚远。而给孩子食用的奶粉也是极为便宜的劣质产品，警察大概确定了两人是人贩子。在警察的问询之下，两人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根据以往经验，警察认为车上可能还有李璐和吴树生的同伙。因为人贩子多采取团队行动，几个人常常乘坐同一列车，但不会乘坐同一节车厢，而是分开行动，假装不认识。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一旦东窗事发，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于是警察和列车员开始对车厢进行仔细的巡查，寻找李璐和吴树生的同伙。而手抱婴儿的喻立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她动作熟练，也将孩子哄得很好，本来不应引人怀疑。

可是，警察却瞥见了她携带的奶粉，塑料袋装的奶粉一看就是三无产品，基本没有母亲会购买这种不安全的奶粉喂养自己的孩子；最重要的是，她所携带的奶粉和李璐和吴树生两人所携带的是一模一样的。警方为了以防万一，多番思量之下也将喻立香带走问询。

一开始，他们三人并不承认是同伙。三人都称互相没见过、不认识，直到警察在双方手机里面找到了对应的联系方式，证据确凿之下，他们才无奈承认同伙的关系。

喻立香团队的人贩子们，当初是一个接一个地经过介绍入伙的；而东窗事发后，也是一个牵连一个，一个举报一个。慢慢地事情也水落石出了。

2009年，检察院对这群犯罪分子提起了公诉。一审判决的法庭上站满了人，犯罪分子曾经有多得意，在法庭上就有多萎靡。

面对法官的质问，公堂之下的人贩子们你指责我，我指责你。只要粗略一问，你不难发现这一个团伙里的人贩子基本都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文盲、法盲。

一审判决下来，喻立香作为主犯和团队的发起者，被判死刑；其他人被判处不同年份的刑事监禁。

当判决宣布的那一刻，喻立香立即嚎啕大哭。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判决结果，声泪俱下地哭诉自己的委屈。其中的逻辑无非是非偷、非抢，是正经的买和卖，甚至声称自己干了好事。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偷孩子，也没有抢孩子，而是通过正当的手段、花了钱买来的孩子。

喻立香还声称自己帮助了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帮助他们找到了幸福的家庭。

可是人口贩卖并不是她口中所谓的买卖自由，正当交易。在法庭上，她大声地哭诉道：“我的三个孩子怎么办？”

这看似是一个将死之人对孩子的担心和爱，但是谁又能想到呢？一度被利益驱使的喻立香，在月子期间还想把自己的孩子卖掉。

一审结束后，喻立香提出上诉，终审仍旧保留原来的判处决定。这一次喻立香不再大哭，只是平静地说道：“做错事就要接受惩罚，很挂念家中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小结

拐卖儿童的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其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诱因可能是巨额利益驱动了贩卖的冲动，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残余，以及淡薄的法律意识。

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人性道德的角度而言，贩卖人口、拐卖儿童都不是正当的行为。

我们要清楚地明白一个道理：人不是商品！贩卖人口不是等价交换的买卖。所有的说辞只是为自己的犯罪找借口。

1983年，我国便开始了专项行动，重点打击贩卖人口犯罪，尤其是拐卖妇女和儿童。经过多次的法律修正案，对贩卖儿童的法律判定越来越严格，法律条例也越来越细致。

然而，打击贩卖儿童行为依旧“任重而道远”，这不仅仅要依靠法律，还要靠每一个人。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贩卖儿童案件的侦破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被拐儿童寻亲的项目也帮助了很多家庭找回丢失的孩子。

打击拐卖儿童的行动仍在进行，宝贝回家的项目也不会停止。只愿世间再无拐卖，每个孩子都能被温柔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