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出手，剑指“囤药潮”中搅局的山寨药械

近期以来，受疫情影响，出现了囤药、抢购新冠检测抗原和血氧仪等现象，其中，一些商家借此囤货居奇，大幅提高物价，甚至出现了涉医药品等造假行为。针对该现象，1月2日，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日印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食药侦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涉疫药品、检测试剂及制氧机、血氧仪等相关用品违法犯罪活动。

“短期内民众对于常用涉医药品、检测试剂及相关医疗器械、设备的需求大，公安部打击涉疫医药产品造假，保障药械供应正常，具有必要性、紧迫性。”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医药卫生法学教授邓勇说道。

“囤药潮”中山寨药搅局，公安部出手严查

“囤药潮”之中，“一盒难求”的连花清瘟系列产品、布洛芬等很快遭遇了山寨仿冒。

在连花清瘟抢不到的情况下，市场上出现了诸多名称为“连花清瘟茶”、“莲花清瘟膏”、“链花清瘟茶”、“莲花清瘟口服液”、“莲花清瘟植物饮料”及“莲花清瘟丸”的商品。2022年11月22日，以岭药业针对假冒“连花”系列产品发出声明，称 上述产品与公司生产的“以岭连花清瘟”（药品）及下属公司生产的连花品牌“连花清菲茶”（饮品）在品牌名称、外包装等方面相近或相似，极易混淆，已经有消费者对此产生重大误解。为此，以岭药业在声明中表示，对生产、销售假冒、混淆公司产品及其他侵犯公司商标专用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保留追究责任人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全力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嘉兴市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2022年12月20日晚间发布的信息显示，12月14日，嘉兴市秀洲区市场监管局涉疫产品专项检查时，在某家居广场仓库中发现若干工人正在包装“连花清温茶”。经查，涉案“连花清瘟茶”为普通食品，当事人秀洲区某店在亳州某生产企业购进“连花清温茶”外包装盒、内茶包和封签，包装好后在该店微信营销群内销售。据统计，当事人共进货3000盒，案发时已售1650盒，执法人员对现场剩余1350盒予以查扣，涉案货值共计2.2万元。当事人建有9个微信营销群，每群213人至500人不等，共计2463人。自12月12日起，分别在微信群中发布类似宣传信息，并配有涉案产品图片及视频。嘉兴市秀洲区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做出了拟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近日，吉林公安机关也成功破获了一起制售“布洛芬”假药案件，阻止了假药流入市场。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在2022年12月13日发出提醒，通过正规渠道采购药品，不擅自购买、使用来路不明的非法药品。若发现所购药品有质量问题或疑问，应保存好药品包装、购买凭证，及时拨打12315举报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据公安部此次发布的上述《通知》显示，将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山寨”仿冒涉疫药品及相关用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有力震慑。围绕常用涉疫药品、检测试剂及相关医疗器械、设备，紧盯生产、批发、零售环节及网络交易服务等第三方平台，深入排查案件线索，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第一时间核查工作中发现和群众投诉举报的线索，对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立案查办。对团伙性、系列性、跨地域案件，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集中破案攻坚，坚决摧毁犯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

声音：部署落地还需加大宣传，拓展案件线索来源

“公安部打击涉疫医药产品造假，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医药卫生法学教授邓勇分析指出，“乙类乙管”将于2023年1月8日开始实施，类似集中隔离、密切接触者、高低风险区等措施将不再采用。而新冠病毒毒株及其亚分支众多，未来不排除有个别患者再次感染的可能性。2022年12月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就指出，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包括春运以后或者各种社交活动的广泛开展以后，还有一轮新的感染。

在社会层面有助于提前排除不稳定因素，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通过与有关监管部门密切协作、积极响应群众投诉实现多重监管，形成有力震慑。还能进一步促进涉疫医药产品行业的依法经营，通过专项整改、案例警示，能够为企业树立红线思维，同时，对团伙性、系列性、跨地域案件的集中破案攻坚也能斩断利益链条，让企业不敢、不能也不愿从事造假活动。

不过，在公安部部署落地过程中，依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邓勇指出，涉疫产品目前更多属于流通物品，因此涉疫产品造假犯罪具有跨区域性，受害者往往分布较分散，且大部分消费者都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要么是察觉不到自己受到了伪劣产品的影响，要么是选择调解或者民事诉讼获取赔偿，积极向公安机关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案，要求追究其行政、刑事责任的极少。另外，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基层药品执法力度，从而影响行刑衔接；部分地区基层涉疫产品安全犯罪侦查能力略有不足；药品司法鉴定缺位、案件定性困难。

“我们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涉疫产品犯罪案件线索来源，必要时适当予以精神或物质奖励，调动群众参与涉疫产品犯罪打击活动的积极性。”邓勇还提到，要加强体制改革后的监管人员、犯罪侦查队伍建设，进一步统一法律标准，破解危害后果的判断和人体损害的证明等难题，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定性难、鉴定难等问题。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