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最伟大的美国爱情电影诞生了

作者：Tom Joudrey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Little White Lies（2022年11月28日）

就知名度而言，《卡萨布兰卡》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爱情片。

也许有一些电影更前卫或在制作上更精良，但没有一部电影能让人如此痴迷地反复重看或极度崇拜。

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每年新年都会和她的丈夫一起前往卡萨布兰卡度假，唐纳德·特朗普甚至还为收藏影片中出现的那架著名的立式钢琴参与了一次竞标（未能成功拿下）。

《卡萨布兰卡》已被如此广泛地谈论、引用和重新利用，并在流行文化中回响，以至于Z世代的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它可能是通过《周六夜现场》的模仿秀或《辛普森一家》的戏仿。

问题在于，《卡萨布兰卡》这些为人熟知的影响似乎使它免于受到《公民凯恩》或《教父》等里程碑式作品所经历的起起伏伏的评价。相隔80年的感性怀旧让它与政治拉开了距离，但在专制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时代，它的深意值得挖掘：对「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的全面攻击，这种思想在法西斯主义迫近的威胁下使美国陷入瘫痪。

1938年夏天，27岁的康奈尔大学毕业生、有抱负的剧作家默里·伯内特在德奥合并后立即前往维也纳，在那里他目睹了反犹太主义的《纽伦堡法案》在纳粹上台后被颁布。逃难的犹太难民从马赛辗转到摩洛哥，再到里斯本，然后穿越大西洋，最后到达美国——这种跋涉在《卡萨布兰卡》的新闻片式开头得到了一丝不苟的呈现。

伯内特本人也将他犹太家族的财产偷运到了尼斯，正是在那里，他偶然发现了一家俯瞰地中海的、烟雾缭绕的夜总会，它主要接待难民和军事官员。在影片中，一位来自芝加哥的黑人钢琴家用一曲曲流行爵士乐缓和了紧张的气氛。1940年回到美国后，伯内特与作家琼·艾莉森合作，将他的观察结果改编为《人人都来里克酒馆》（Everybody Comes to Rick’s）——一部未被搬上舞台的三幕剧。

珍珠港事件发生五天后，华纳兄弟公司的制片人哈尔·威利斯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这个剧本，并以当时堪称创纪录的2万美元的价格将其买下。他指派朱利叶斯和菲利普·爱泼斯坦这对兄妹将其改编成剧本、迈克尔·柯蒂兹担任导演。综合来看，这部影片背后的种种情况让我们认识到，浪漫可能只是装饰，其核心是因政治暴力而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困境。

《卡萨布兰卡》发生在法国控制之下的摩洛哥港口城市——在维希傀儡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故事聚焦于一段浪漫的三角关系，即衣着整洁、吞云吐雾的酒馆老板里克（亨弗莱·鲍嘉饰）、他神秘的前情人伊尔莎（英格丽·褒曼饰）及其英勇的丈夫维克多·拉斯洛（保罗·亨雷德饰），一个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的领导人。

里克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他获得了两封过境信，可以让拉斯洛夫妇摆脱盖世太保斯特拉瑟少校（康拉德·韦特饰）的控制，但这样做会无法挽回地破坏他与伊尔莎的爱情。

在战时，《卡萨布兰卡》是一次希冀美国公众能改变想法的陈情。在二战的早期阶段，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赞成孤立主义，以避免大西洋两岸迅速蔓延的战火燃烧到本土。但华纳兄弟公司的高层们认为「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是对人道主义的骇人背叛，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屈服。

哈利和杰克·华纳两兄弟支持反纳粹联盟，并开始制作反孤立主义的电影，如《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但这种行为招致了强烈的反对，以至于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美国优先委员会」的领导人杰拉尔德·奈召开了一次听证会，指责他们是好战分子。在一连串的质询下，哈利愤然回应：「我准备好了献出我自己和我所有的个人资源，帮助美国人民击退纳粹的威胁。」

哈利的这句诺言在《卡萨布兰卡》中得到了贯彻。里克的态度从玩世不恭和政治孤立主义——「我不为任何人出头」——转变为枪击一名纳粹军官，并因放弃厌世的中立态度而赢得了维克多的感激。「欢迎加入这场战斗。这一次，我知道我们这边会赢。」

《卡萨布兰卡》还有很多细节也与「美国优先」的理念背道而驰。就在里克回绝了维克多对过境信的请求时，德国士兵突然唱起了《保卫莱茵河》，嘲弄处于德国战争机器阴影之下的难民。作为回应，里克向乐队点头示意，让他们开始激昂地演奏《马赛曲》。

演奏法国国歌的桥段是这部电影的爱国主义镇定器。它把从几十个国家和战区逃来的难民凝聚在一个共同的文化场域之内，压制了德国人好战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正面回答了「美国优先」的立场，即道德义务不应该被国界阻碍。专制政权不会止步于国界，但正如这首曲子所传达的那样，摆脱暴政枷锁的决心也是如此。

实际上，整个演员阵容也代表了反对「美国优先」孤立主义的跨国难民联盟。出现在银幕上的大约75名演员几乎都是难民或移民，来自30多个国家，而在片头字幕得以提及名字的14名演员中，只有三人出生于美国：亨弗莱·鲍嘉、杜利·威尔逊和乔伊·派奇。

英格丽·褒曼是瑞典人；保罗·亨雷德是奥匈帝国人；彼得·洛是来自斯洛伐克的说德语的移民；最有意思的是，扮演纳粹恶棍斯特拉瑟少校的康拉德·韦特是一名德国难民，在第三帝国于1933年上台后被扣留，不久后逃离了该国。演员的复杂组成本身就证明了，在欧洲发生的大屠杀正冲向美国海岸，不能被忽视或遏制。

《卡萨布兰卡》后来成为几代美国人的心头好，部分原因是它拒绝了「美国优先」的一个关键特征：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一个黑人钢琴家和一个白人酒馆老板一起喝酒，并将他们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友谊，在40年代初的美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布兰迪斯大学的文化历史学家汤姆·多尔蒂指出，卡萨布兰卡既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是一个想象空间：「《卡萨布兰卡》向美国人呈现了更高的愿景，不仅仅是齐心协力对抗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想象一个推翻了种族等级制度的社区。」

从2022年回过头去看，《卡萨布兰卡》所传达的信息似乎并不过时。在过去的十年里，本土主义者拥护的孤立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以穆斯林为替罪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浪潮中上台。瑞典的右派通过将责任归咎于移民而逐步渗透议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利用「大取代」（The Great Replacement）阴谋论来巩固国内支持。

与此同时，在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宣布，他将封锁对乌克兰的资源，并将其囤积在国内，从而使外交政策与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和总统高级顾问史蒂芬·班农的极右翼版本的「美国优先」理念保持一致。

《我们永远拥有卡萨布兰卡》（We’ll Always Have Casablanca）一书的作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诺亚·伊森伯格告诉我，《卡萨布兰卡》的昂然精神是对分裂的仇外政治的反击。

「特朗普撕裂了民主的结构——利用全球疫情来散播恐惧和分裂，煽动对叙利亚难民的蔑视，并在选举失败后发动政变以继续把持权力，」伊森伯格说。「他完全代表了《卡萨布兰卡》所代表的一切的反面——即为了更宏大的集体利益而屈从于个人利益。但《卡萨布兰卡》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因周围的腐败而变得多么萎靡不振，我们永远都拥有迎难而上的力量，为捍卫自由和平等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事实证明，《卡萨布兰卡》有着所有殇情的浪漫故事的特征，但它对在政治危机时期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明确呼吁，从未像现在这样契合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