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战国策·燕策三》原文：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
译文：荆轲追赶秦王，秦王只好绕着柱子逃跑。群臣都惊慌失措，由于突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一个个都失去了常态。而且按照秦国的法律，大臣在殿上侍奉君王时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守卫宫禁的侍卫虽然带着武器，但都站在殿外，没有秦王的命令不能上殿。正在危急的时候，秦王来不及召殿下卫兵，因此荆轲追赶秦王的时候，大臣们在仓猝之间惊慌失措，没有什么东西拿来还击荆轲，只好一起用手抓他。
这段经典的描述，一下把人拉进了中国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但是难免有疑问？在主上遭遇如此危难的时候，为什么殿外的武士还如此迂腐，不懂临危保驾。
这里不得不提秦国背后的秦法，程序正义永远比结果正义重要，如果侍卫拿着兵器冲上大殿，将荆轲刺死，解救了秦王。按照当时秦法这名侍卫不仅不会受赏，反而会因此被处以死刑，家人甚至会被连坐。虽然他救下了秦王，结果是正义的，但是违背了秦法的事实，没有得到诏令就持兵上殿，司法程序不正义。司法程序大于结果正义，法大于情，这就是当时秦国法律根基。
秦国的崛起，来自于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举国一法，法外无刑，此所谓“壹法原则”。
《赏刑》篇对原则论述云：
“此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第一，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统统与民众一体对待，绝无开赦。全国只有一套法律，法外无情，没有特权。
第二，功过不相抵，即使有功于前，也不能亏法；
其三，行使王法的官吏不行使王法，罪加一等，刑及三族。
后来商鞅虽身死，但其法依然延续，自秦孝公以来没有哪位秦王愿意破坏商君确立的传统，自觉维护了秦法的壹法原则，法外无恩。秦国也因此，虽地处西陲，偏远贫瘠，与蛮族为伍，却上下一心，制度分明、奖罚明确，君主奋强，将士用命，代代明君；而后北伐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而后秦帝国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促进华夏文化的统一，建立其不世之功。
但是秦从统一到灭亡一共15年，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宿州）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陈胜、吴广领导戍卒杀死押解戍卒的军官，发动兵变，引发天下大变，两年后，大秦帝国灭亡。
陈胜吴广为什么铤而走险，说白了还是因为“法不容情”，这是秦法的一个死结，因为暴雨（天灾）不能如期赶到目的地和造反的后果都是一样的。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千古名言，陈胜吴广难道真的是为成为王侯将相才铤而走险的吗？不过是他们想要活命！
正所谓兴于秦法，亡于秦法，乱世用重典,治世施仁政！秦想用法律解决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把人视为没有思想的零件去治理，一旦零件有了思想，不满其体制的人民推翻他成了必然。
正因为秦强但短命的教训，后代王朝基本抛弃秦的一法原则，实行外儒内法，用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用法律维护社会的稳定，依法治国，核心还是人，执法的是人，守法的还是人，教化万民不止用长鞭，只会用长鞭的牧不了民只能牧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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